美国哈特兰泄露门调查：研究机构联手石油巨头

多年来，气候变化的支持派和怀疑派，互相指责对方科学的独立性。 (勾犇/图)

　　当气候科学遭遇金钱、权力和信仰——美国哈特兰“泄露门”调查

　　没有哪门科学比气候变化更合适放在“娱乐八卦”新闻里——它又泄密了，这次的主角是“否定气候变化”核心研究机构，它与美国数一数二的石油巨头、右派智囊机构和政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秘密文件“罗生门”

　　从美国哈特兰研究所泄露出来的几份文件，再次点燃了气候变化中“肯定论”与“怀疑论”者的争吵。

　　这堪称自2009年“气候门”事件(详见2010年2月4日本报报道《谁绑架了科学？IPCC遭遇史上最强信任危机》)之后，围绕气候变化科学最大的丑闻。

　　2012年2月14日，美国环境科学家皮特·格莱克冒充哈特兰研究所董事会成员，获得了几份秘密文件。他还声称从“匿名人”处获得一份“2012年气候战略”备忘录。皮特将这些文件一股脑儿提供给了美国几家知名的环保网站和媒体记者。

　　“哈特兰研究所是目前否定气候变化运动的核心组织者。”绿色和平美国办公室研究主任柯特·戴维斯说。

　　最令人咋舌的信息来自只有两页的“2012年气候战略”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从筹资、专门针对学校教育的课程设计到资助研究机构、科学家，哈特兰与其背后捐资机构包括石化公司、右翼智囊机构以及政客联手，“精心设计”了一整套反对气候变化学说的“运动”。

　　任意从这份备忘录摘出一段：“我们将继续获得来自查尔斯·科赫基金的支持，2011年科赫捐资20万美元，我们预期在2012年获得他们更大的支持。如果我们持续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其他捐资者也会接踵而至，尤其是那些受到气候变化政策威胁的公司。”查尔斯·科赫基金来自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这样赤裸裸地向石化企业“献媚”，科学界和公众顿时一片哗然。

　　这几份文件迅速传播开来，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连续数日追踪报道。

　　哈特兰迅速做出回应，在承认大部分泄露文件属实的前提下，否认了这份“气候战略”备忘录的真实性，并准备起诉。哈特兰研究所新闻官员吉姆·莱科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份文件是伪造的，它肯定不是由哈特兰的任何雇员撰写的。”

　　如今，所有的焦点集中在这份备忘录的真假上。

　　一家专门调查气候科学背后公关游说的网站——Desmogblog给出了一份“逐字逐句”的鉴定声明，从已被哈特兰承认的泄露文件中找到证据支撑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哈特兰不甘示弱，随后提出针锋相对的回应，所长约瑟夫·巴斯特也“逐字逐句”指出，这份备忘录不过是从已泄露文件中拷贝了一些信息，加上伪造者自己的观点而成。

　　根据皮特·格莱克自己解释，这份备忘录是在2012年1月一个匿名人寄给自己的。皮特正是在获得了这份备忘录之后，想到用“冒名董事会成员”的方式从哈特兰获取相关文件，以求证备忘录真伪。

　　仔细对比Desmogblog和哈特兰的鉴定与回应，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哈特兰至少没有否认以下几个事实：

　　哈特兰试图从科赫工业公司——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哈特兰将资助设计出教学课件，以纠正学校教员倾向于肯定气候变化事实的趋势；哈特兰将持续资助“反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组织；以及哈特兰对于几个科学家的特定资助(包括美国前气象卫星局长弗莱德·辛格这样科学界内著名的气候怀疑论者)。

　　哈特兰回避了南方周末记者的这一提问。“我们就针对某个组织或个人的资助不做评论。”吉姆·莱科里说。

　　“半路杀出”的神秘组织

　　事实上，建立于1984年、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哈特兰研究所一直在其目标、资金来源以及捐助者方面备受环保人士的诟病。

　　哈特兰登上气候变化争论的舞台，并成为其中的领导者受到广泛关注，应当始于2008年其在纽约主办的第一次气候会议。

　　对于当年那场大会的主旨，哈特兰在邀请函上这样说道：“此次气候大会的目的，是引发国际媒体对于以下这一事实的关注：很多科学家都认为气候变暖以及极端气候事件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研究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花费不菲的开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运动不仅不必要，而且还很费钱。”

　　哈特兰迄今举办了六次气候大会。来自《纽约时报》的环境记者安德鲁·瑞金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08年自己参加过的一次会议的细节：“在午餐会之后，当主办方召集所有的科学家到前台照集体照时，全场几百名科学家只有19位愿意入镜。”

　　来自气候变化支持阵营的名为“真正的气候”网站曾刊文说：“这个大会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它实质是一场针对媒体的公关活动。”

　　而哈特兰研究所一直强调自己“独立于任何政党、公司以及基金”的立场，坚称自己“是一家非营利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然而来自绿色和平“埃克森美孚的秘密”这一网站的统计数字显示：哈特兰自1998年至2006年接受了来自全球第一大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捐资共计67万多美元。

　　哈特兰对此的回应是：没有一家公司的资助超过总资助额的5%。潜台词是：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左右哈特兰的立场。

　　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同样来自“埃克森美孚的秘密”的调查显示：美国一家烟草公司前高管曾是哈特兰董事会主席，而哈特兰一直以来反对对香烟施以重税；同样，董事会成员布克豪兹，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埃克森美孚的公共关系顾问。

　　不过，2006年，埃克森美孚对于哈特兰的资助戛然而止。一些环保人士对此的猜测是：埃克森美孚认为哈特兰的反气候变化政策太过招摇，这并不利于这个石油巨头的公共形象。2008，一位匿名的神秘捐资者带着大笔的资金走进了哈特兰。根据此次泄露的预算和捐资者文件，来自这位匿名捐资者的钱，几乎成为了哈特兰气候变化项目主要的资金来源。

　　哈特兰始终拒绝透漏这位神秘捐资者的身份。不论此人是谁，有一点至少可以确定：这人肯定不相信气候变化这一套。

　　二十载“恩怨”

　　备忘录的真假与否，还在持续调查之中。但这场战争，似乎已超出了科学道德应有的界限。

　　揭发者皮特·格莱克甚至被推到了职业伦理的“审判席”上。作为一名环境科学家，他曾经是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的获得者，身居多个科学研究所要职，其中包括现任美国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科学家在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上撒谎，必然会给自己，也给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抹黑。”《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梅根·麦克卡德尔认为皮特这样做有违科学家的职业伦理。美国“气候科学快速反应”网站的创始人之一斯考特·曼迪埃则力挺皮特，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哈特兰一直在气候科学问题上颠倒是非，皮特不外乎使用了调查记者常用的手段获得了真相。”

　　“这已经不是一场理性的讨论，科学事实变得不再重要，这场争论没有规则、诚信可言。这更像一场街头的混战，人们带着非法的工具进行着不道德的诋毁。”柯特·戴维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此次丑闻，令很多人想起2009年12月初，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爆发的“气候门”事件——黑客进入英国东吉利大学气候研究部门获取大量邮件，从中发现了气候科学家们修改气候数据。

　　只是这一次，双方的位置彻底调换了。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气候变化肯定论者和怀疑论者之间的争论就已然轰轰烈烈开始了。199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里约召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一批游说组织在美国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几乎全部都由煤炭、电力以及石油公司资助建立。

　　根据普利策奖获得者罗斯·盖勃斯潘在《“战火”燃烧：气候面临的巨大威胁》一书中的调查，包括上述组织发起了一场赤裸裸地旨在误导公众认识气候变化的运动。这场运动的设计者——一家知名的公关公司明确声称：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把气候变暖从事实重新变为有争议的“理论”。

　　2001年，正值《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IPCC)第三次报告出台。一位曾经参加了当年报告撰写的美国科学家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一名来自埃克森美孚的高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希望删去“(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所引起”这几个字。最终，IPCC没有理睬。

　　IPCC第四次报告出台前6个月，美国右派智库“美国企业家研究所”曾经以1万美元／1万字的高价征集科学家，希望后者能够指出IPCC报告里气候模型的局限性。

　　2009年，“气候门”事件爆发，紧接着的是“冰川门”、“亚马逊门”。“气候变暖的怀疑论者常常为了攻击草率得出结论，气候变暖怀疑论者根本不是科学的怀疑论者。”美国“科学怀疑论”网站的创始人约翰·库克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这样坦言。

　　自由市场论者的“眼中钉”

　　无论“肯定者”还是“怀疑者”，这场争论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各种运动影响那些白宫、参议院里的决策者们。

　　2001年，来自美国石油研究所的菲尔·库尼成为了新上任布什总统的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负责对总统在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科学问题上提出建议。也是在2001年，布什总统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而美国石油研究所这样的机构，正是与埃克森美孚、科赫工业这样的公司长期并肩作战、攻击气候变化科学的“好战友”。

　　“气候变化怀疑者的声音已经通过利益集团、政客接触到了白宫的决策者。”柯特·戴维斯指出。

　　从1990年代开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对于政党的捐资中，75%流向了共和党，25%流向了民主党。“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们所倡导的气候变化科学的不确定性，被政客们加以利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全球气候政策总监杰克·施密特曾经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1992年，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老布什总统针对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可谈判。这一观点与典型的“自由市场论”信仰的拥护者如出一辙。

　　无独有偶，此次“泄露门”的主角——哈特兰学会就是忠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将《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奉为精神偶像。哈特兰在各种场合强调：“有些环保人士用救命的态度去阻止地球暖化，认为安全胜于后悔；这个立场看起来合乎逻辑，但立即的行动并不会让我们更安全，却会使我们更贫穷；　更贫穷的话，就会使我们更不安全！”

　　“如果你认为自由意味着政府为公司让路，任何监管都可能导致奴役之路，那么你肯定会把气候变化当作是一个‘眼中钉’。”著名的左派运动代表娜奥米·克莱恩这样分析，“毕竟，认为人类导致了气候变暖这一事实意味着政府对于市场行为更多的监管，所以很多保守主义者认为气候变化对他们的自身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事实上，自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至今，美国就一直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上的“绊脚石”。在2011年12月结束的德班气候大会上，迄今各国达成的一个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京都议定书》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国际气候谈判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

　　反观如今的美国政坛，不得不令人猜测，正是在这样一个令气候变化科学家极其沮丧的时刻，皮特·格莱克迈出了这冒险、最后也发现极具警示作用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