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从借钱不用字据到跑路不打招呼 信还不信

　　信，还是不信

　　从借钱不用字据到跑路不打招呼

　　本报记者 李雁程 袁静伟 文/图

　　法国作家大仲马说过：当信用消失时，肉体就没有生命。

　　今年8月8日，温州市迎来第10个“诚信日”。温州曾经假货横行，1987年8月8日，温州假劣鞋在杭州被集体焚毁，各地对“温州货”躲之不及。温州人痛定思痛，狠抓质量。1999年，又一批鞋在杭州被焚，但这是假冒温州货的伪劣商品。从制作假冒伪劣到被别人仿造，温州实业走出一条涅槃之路。2002年，温州市将每年8月8日定为”诚信日“。

　　然而，在今年“诚信日”过去一个月后，对中国民营经济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温州，却迎来史上最严重的老板“跑路”危机。民间借贷是温州发展的重要原因，信用是其基础。如不及时修补重建，恐将拖累总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目前，温州在政府、银企、社会等努力下，正经历又一次重塑信用的过程，并初见成效。只是，相比实体经济的质量信誉，信用体系的恢复难度更大。梳理这个过程，有助于警醒现在、厘清未来，对正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中国亦有积极意义。

　　六个银元透视温州信用传奇

　　今年4月，继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三旗集团陈福财跑路之后，由于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等原因，温州老板跑路的情况愈演愈烈，并在8、9月进入“高峰”。仅9月22日、23日，就有20多名中小企业老板、放贷人跑路。截至11月初，温州市官方公布，4月起至今，共有90多起老板跑路事件，同时发生逼债、讨薪等事件。

　　温州市经济协会会长马津龙讲述道，1936年，温州瑞安姓陈的向姓郑的借了6个银元，之后两家失去联系。姓陈的去世前交代儿子要把6个银元还上。儿子一生都没找到郑家后人，去世前便将还钱的任务交给儿子。后来，孙子终于找到郑家后人，尽管当时双方都不富裕，但是孙子还是还了4000元钱。

　　■故事

　　从借钱不用字据到借钱难

　　“我一个在上海炒楼的亲戚借给我1200万，打个电话就给我转过来了，当时他说不要利息”

　　11月的温州，连日阴雨。程同德躺坐在老板椅上，疲惫地放下手机。

　　这是他当天打的第5个借钱电话，依然无果。上周，他联系了近30个民间借贷组织，答复都是：没钱。有人告诉他，别找民间借贷了，现在就是出再高的利息，民间借贷都不会放钱出去，还是找找亲友。

　　程同德是温州乐清柳市人，经营一家电子仪器公司，年产值5000多万。2009年，银行大规模放贷，他贷了1亿用于企业拓展，因为行业不景气，并未带来更多产出。距离还一笔3000万元银行贷款的日子还有10天，他手中只有1000万。整个11月，他四处借钱，只凑到500万。“实在不行，我就把公司卖了。”

　　1980年的一天，父亲告诉14岁的程同德：家里没钱再供他上学了。次日，他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走到学校门口，才想起父亲的话。看着兴致勃勃上学的同学，他哭了。

　　那个年代，柳市镇掀起了奔赴全国推销电器的热潮。辍学的程同德加入其中。在安徽、湖南等地的乡道上，经常出现一个背着大包的瘦小身影。5年后，程同德跟堂兄开办了电子仪器厂，两人凑了1万元，亲友凑了4万，高息借了5万，开始创业。借的5万元是程父出面，头天晚上一说，第二天邻居就把钱送过来，不需要字据，利息口头约定。

　　那时，柳市电器市场假冒伪劣成风，低成本高产出使程同德很快还上高利贷。他准备再次贷款加大投入时，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湖北一家水泵站发生产品漏电事故，电死一位村民，家属索赔10万元。他很受打击，尽管只赔了对方3万元，但他觉得不能再这样粗制滥造。

　　请专家、更新生产线、引进技术工人，程同德再次借来30万高利贷，不用字据，之后，公司进入良性发展时期。

　　2008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制造业利润下滑，程同德从银行贷款5000万，再次对生产线升级换代，但这并未带来转机，却让他陷入“倒贷”的循环：银行贷款到期，亲戚朋友凑点，民间借贷高息贷点，之后银行续贷再归还这部分借款。如此循环。

　　“最多一次，我一个在上海炒楼的亲戚借给我1200万，打个电话就给我转过来了，当时他说不要利息，但我还钱的时候，还是给他多打100万。”程同德说，“那时民间借贷组织活跃，经常会主动上门询问要不要贷款，而且不要担保。”

　　进入2011年，形势突变，一些民间借贷组织上门催款，向亲友借钱也不容易了。“打电话给龙湾的朋友，朋友让我自己想办法。”程同德说，“想借钱，只能付高息，甚至还得有抵押和担保。”

　　■溯源

　　亲友互助 民间借贷经久不衰

　　经营不锈钢生意的周水根，掘的第一桶金就是得益于“呈会”

　　借钱容易，口头协议，不用字据。老程创业的经历是温州大多数中小企业都经历过的。这里的民间借贷之风，古已有之，信用基石是其根本。

　　温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兴文告诉记者，温州人自古以来，较有互助精神，在亲友间，经济能力相差不多的人中间，举办“呈会”与“拔会钱”等互助性民间金融活动，以解燃眉之急。“呈”就是集中过程，是一种自律行为，按照随机产生顺序。在一个周期里，除了轮到自己的那个月以外，出钱月份都叫做“拔”，大家的“拔”成就一个人用，那就是“呈”。

　　经营不锈钢生意的周水根，掘的第一桶金就是得益于“呈会”。1989年，25岁的销售员周水根决定自己开贸易公司，代理温州已经形成规模的低压电器等产品，需要大量资金周转。“大家给你‘呈’个会，帮你一搞一搞。”一个一起长大的伙伴真的帮他做了“呈会”，虽然只有8个人，但都是要好的朋友，一人1万，再加上他的积蓄，周水根便有了第一笔10多万的流动资金。生意开始以后，这笔钱还曾为会里好几个人应了急。“现在大家都有点钱了，生意都上了轨道了。”周水根说，没有“呈会”，自己不会有今天。

　　温州德胜电气公司董事长刘胜利说，这种民风目前仍很普遍，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周转困难时，一般都能顺利通过短期民间拆借来完成，很多时候并没有抵押。

　　高度的信用空间造就了另一个温州特有的现象，就是温州人做事喜欢抱团，相互信任是抱团的前提。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解释说，温州人创业阶段起点低、资本小，如果不抱团，就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另外，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涌向全国创业，只有老乡靠得住。

　　抱团相当集中地体现在资金整合上。在温州常能看到，几家抵押不足、规模小、信用评级难度大的小企业，组成“生意圈联保”、“老乡联保”和“同行联保”，互相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共同获利共担风险。这种拆借模式，可视为温州“熟人社会”的一个特点，它多在一个个相连的亲朋圈、生意圈之内运作，规模大小不一；而到了温州以外的地区，又演化成为高度的“地域认同”，彼此都是温州人，虽素不相识亦可成事。

　　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地域文化，使得一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经久不衰。

　　■崩塌

　　民间资本炒钱 借贷链断裂

　　8月份以来，温州牵连集资额估计将达到数十亿元、借贷者上千人

　　此前，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温州市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虽然有说法称这个结果存在误读，但不可否认，温州市参与民间借贷的个人比例，要远高于大多数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在最巅峰时期，温州市除了几十家正规的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外，还有1000多家投资公司、寄售行等类金融机构，像银行一样“揽储”、放贷，赚取差价。随着生意的红火，资金回报率的胃口也越来越高。2011年，民间借贷的月息已达6分甚至7分，最高的达到1毛5，这意味着，借贷100万，一年要还利息72万至180万。

　　“如果是正常的借贷，就不会有事。”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记者说，很遗憾，这些民间资本出现了炒钱行为，结果就是利率激升，最终导致借贷链断裂。

　　根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2011年3至5月，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案件总标的金额高达9.3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8月份以来，牵连集资额估计将达到数十亿元、借贷者上千人。

　　前述程同德所说的“龙湾”，意指温州市龙湾区，此次温州危机中，这里成了风暴中心。温州官方口径是，目前已出现的90多家老板跑路事件，龙湾核心地带永强占三分之一以上。老板跑路的同时，龙湾永强区域的民间借贷链也瞬间崩塌。

　　“在永强，很多人都把钱交给担保公司，或者一些亲友放贷，因为利息高。”一位当地企业的老板告诉记者，放贷比存银行获利高很多。不过，其链条复杂，因为每个下家也可能是放贷环节中的食利者，而这样的下家可能有好多层，最后一层也许是被企业老板使用。所以，老板跑路，链条中很多人也会面临跑路甚至自杀。

　　龙湾永强的民间借贷链条为何突然崩塌？记者还听到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诱因。7月，当地的龙头房地产项目开盘，每平方米价格高达五六万元，龙湾人趋之若鹜。销售人员称，目前销售比例已经达到90%，按此计算，已经销售的写字间和商铺总值40~50亿元。

　　“我们调查的结果，就是因为许多老百姓，都想把借出去的钱抽回来买这个项目，才发生挤兑。”温州市担保业协会秘书长胡天炎说，短时间内大量的现金需求，击溃整个链条。

　　温州人为什么会这样酷爱炒房子或其他东西？根本原因大概是，因为市场变化，温州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滞涨”，许多企业净利润在3%至5%之间。许多老板寻求赚钱更快，资金周转更快的投资。温州商界流传一个故事，拥有千名员工的工厂企业主，辛苦一年利润不足百万，他的老婆在上海投资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

　　投资开始在此时演变成为投机，温州资本左冲右突，以实业起家的温州人迷失在 “炒团”中，倚重高息民间借贷，埋下了债务危机的伏笔。

　　温州洪城电子的总经理杨贵，亲历了最要好的朋友跑路，原因就是被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拖垮，再加上诸多民间借贷无法偿还。

　　在温州，并非所有企业家都去放弃实业进行投机。还有一些企业家，试图从转型、升级中找出路，却导致资金链断裂。2011年4月，陈福财“失踪”，他掌控的三旗集团本来生产电缆铜线，而陈福财2006年起对红酒行业产生兴趣，斥巨资购买土地种葡萄。转型跨度太大，巨额投资并未带来效益，反之衍生每年上千万的利息缺口，资金链彻底断裂。当记者来到其位于104国道旁的厂址时，门口原本是“三旗集团”四个大字的位置，被一块红布蒙着，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换了老板。

　　“转型，升级，搞不好对温州企业来说就是毒药。”周德文痛心地说，现在的中小企业不具备转型升级能力，因为这需要资金、人才、技术上巨大的投入和积淀。中小企业只有通过行业整合，在主业上做大才是出路。

　　温州人反思内伤与内功

　　不可否认，这场危机已使温州遭遇了严重内伤。对于疗伤良策，周德文认为，温州企业家决策水平较落后，最好的办法还是修炼内功。

　　这一看法，得到温州市委党校教授诸葛隽的赞同，在她看来，温州人应该吸取更多教训。比如，外界都认为温州很有钱，但至今为止，温州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且都是缺乏融资功能的借壳上市。这和同样富裕的宁波有明显差异。如果直接融资比例高一些，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事故”。

　　诸葛隽说，造成这样不利局面的原因，首先，由于民间融资发达，温州企业家没有看到更科学、风险更低的资本市场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光明大道。

　　其次，温州人的股权开放意识不好，这是“熟人社会”造成的，这里有很多在股权封闭的家族企业，导致一些温州人从心里抵触风险投资、上市等融资途径，制约了企业发展。而有名的八大王事件——1982年，在“全国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温州8位著名个体商人被整治，这也导致温州企业家安全感一直不大，在有些问题上不够主动，这些都值得检讨。

　　疯狂的放贷炒钱冲动、过度自信的转型升级、波动的货币政策，可能都是温州危机的成因。然而，为什么其他地区很少出现这样的极端现象，为什么尝过资金断裂痛苦的温州还会犯这样的错误？究其根本，或许正是温州当地独特的信用基础成了最根本原因。市场好时，信用基础易于成事，而市场出现问题时，信用链条上的每个人都可能要面临剧痛，也就出现了跑路不打招呼的局面。

　　如今的温州信用，向何处去？当给其他地方什么警示？

　　■延伸

　　乐清“抬会”风波

　　温州今年这次危机会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温州乐清的“抬会”风波。本报记者赶赴乐清采访。

　　“做这事骗人钱，是要吃枪子的。”回忆起1984~1986年的乐清“抬会”风波，73岁的柳市镇南吕岙村陈祥武老人说。

　　资料显示，乐清当时有大大小小的“抬会”1346个之多，涉及金额多达2亿。绝大部分“抬会”均以月息25%~50%的高息为诱饵，发展下线进行非法集资。随着一些“会主”的资金链断裂，社会出现动荡，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而“抬会”聚集的，有90%涉及亲属、好友等熟人关系。

　　1986年3、4月份，乐清县政府成立了清理会案工作委员会，直至1992年，全县共清退“抬会”会款1.6亿元，清退率为80%，“抬会”风波才基本结束。

　　1985年，陈祥武的弟媳妇就曾经参加了其中的一个会，参会得10000多块钱，是陈家不少亲戚凑起来的，陈祥武也出了1000块。此后，他陆续拿回了500多块钱利息，直至弟媳妇的那个“会主”出事。最后大伙总共损失几千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