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昌成 发自湖南长沙

　　“你看今天的报纸，又在反驳你了。”5月23日下午，老伴一边给朱尚同递当天的《××晚报》一边打趣地说。老朱一看，其头版显要位置是《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整治社区环境、建设宜居社区系列评论之二》。

　　“我不看。”老朱将报纸往茶几一放，有点生气地说：“这本来是一件小事，对你的批评，你虚心接受了，去解决问题就好了，但现在你看，市委机关报头版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辩解。昨天是一评，今天是二评，他到底要评多少天？”

　　今年已经82岁的朱尚同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后在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的任上离休。他的住处就在东二环的湖南省教育厅大院内，往外望去一片绿荫。

　　其时的长沙，天色逐渐昏暗。在与朱尚同家只有一墙之隔的芙蓉区火星街道，工人们仍在架满脚手架的楼宇下默默地工作，他们的身旁，是写有“整治社区环境，改变火星面貌”等字样的横幅。

　　为了迎接文明城市的评比，长沙市政府花费8000万元，对被列为“创文”试点的火星街道老旧社区进行改造。按照芙蓉区的设想，此次改造主要包括了“三拆除、三修缮、三整治、三提升”内容，把社区环境整治做成一项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

　　这本是中国都市发展史里最为司空见惯的一幕，但是因为几天前朱尚同撰写的一个《给湖南省、长沙市主要领导的紧急报告》，直指目前长沙市“优化地区环境（试点）”活动中某些劳民伤财的情况，让长沙正在进行的城市改造变得充满争议。

　　报告经由广州媒体人周筱赟在微博(http://weibo.com)上曝光后，马上将长沙市和朱尚同卷进了风口浪尖。各路媒体纷至沓来，质疑长沙的“创文”行为为“面子工程”、“劳民伤财”。

　　“我写这个文章的目的，是希望政府能够说我们是想争取文明城市，但是事先有些规划不周到，匆忙上马，有些做法不太恰当，就够了。”朱尚同对本报记者说，“我的本意是，如果有机会，大家都可以讲一讲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做什么示范和焦点。”

　　“创文”也要保障少数人的权益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

　　朱尚同：其实起初时我没想过理这件事。为了创文明城市，我们教育厅也在火星街道的改造范围之内，整个社区是从4月20号起开始拆，为了赶工期，工人们从早上一直施工到晚上两点，对我们造成很大影响。

　　教育厅外面的围墙原来是水泥钢筋砌的，非常坚固，可是改造一来，就将它拆掉了，改成通透式的铁栅栏，没有实质意义，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家属大院里面的护窗也要全部拆掉。

　　时代周报：你们不同意拆护窗吗？

　　朱尚同：几乎大家都不同意。大院里面每家人的护窗又不临街，又不影响美观，拆了还要担心防盗问题。于是一些退休老干部就希望我带头向上面反映情况。我说我就不带头了，你们写好了我签字支持就是了。

　　时代周报：但后来你还是忍不住出手了。

　　朱尚同：他们将问题写成了两页纸交给我，整篇都是写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好像只是在为自己的生活担心。我就认真观察和思考了一下，写了这个报告。我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我们这些退休老干部的利益考虑，而是从整个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角度出发，对目前这种急功近利的、随意挥霍国家财政的做法表示担忧。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样的改造急功近利了？

　　朱尚同：我觉得根本就是上面布置任务，施加压力，接着下面就匆忙上马。他们说开会征求过大家意见的，但据我所知，是把每栋的楼长叫去开会，第二天早上就要开工动手拆护窗了。记者来采访的时候，有一些居民说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有些户主还打算躺在护窗上不下来，要做钉子户。

　　还有小区楼房之间的花坛也全拆了，而那些花坛是上次“创文”检查前才建的。现在全改成停车场，孩子在下面走来走去，多不安全。当然政府也确实做了一些好事，例如给楼道装灯等，但大多数工程是搞一刀切，而且方式粗暴。

　　时代周报：粗暴是指你在文章中提到的对待“五小”的态度吗？

　　朱尚同：本来城市改造要有序地进行。现在“五小”，也就是小餐饮店、小修理店、小废品店、小歌厅、小不锈钢材加工店这些小店都要取缔，理由是“五小”在居民的楼下营业，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那我就要问了，现在距离上一次“创文”足足四年了，你有四年时间为什么不想着把“五小”给管理好，比如说管理好小饮食店的卫生、通风与排水？现实情况是，这四年间如果碰到突击检查，就提前通知不准人家营业，谁营业没收谁，过后依旧不理，从没有想过要解决好别人的困难。

　　他们还说“五小”是少数人，不应该让这少数人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可少数人也是人啊，既然是创建文明城市，那就更应该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啊。民主不是让大多数人来压迫少数人的工具，否则那样的民主一定是很可怕的民主。

　　要给官员第二种压力

　　时代周报：一开始你没想到文章会影响这么大，有这么多媒体关注。

　　朱尚同：没想到。我的文章写好后，就发给北京的一个朋友，让他帮忙看看，后来他将文章交给了广州的记者周筱赟，周筱赟问我能不能放到网上去，我同意了。结果一下子全国的视线都集中过来了。

　　为什么呢？并不是我写的材料有多么了不起。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全国各大城市，每个城市都这样搞，哪个城市不挨老百姓的批评啊？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的批评声音，市委可以置之不理。现在你看他们发了这么多篇文章，有没有一篇体现了他们正在反思呢？

　　一个原因是碰巧我是原长沙市委副书记，我的批评声比普通的老百姓更能引起关注。他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他做的真有那么多的优点，会有这么多的记者和报纸相继质疑吗？

　　时代周报：19日下午芙蓉区的领导到家里来说了些什么？

　　朱尚同：他们觉得有点委屈，说本来是想把事情搞好的，没有想到我的批评那么尖锐。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原来有了一个压力，就是上级要搞这个要做那个，你们必须负责；现在你们有了第二个压力，就是群众的呼声，老百姓不满意就会说话，我想这样对你们更有好处。

　　在当天沟通之后，有人传话给我，说是希望我发一个声明，收回我这个公开信，或者说这个信不是我写的。我说这不行，本来这个文章上网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发给朋友看和一些老同志看，周筱赟拿到以后，就问我能不能上网，我是同意了的。从道德上来说，我也不能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啊。

　　时代周报：这样沟通的效果并不理想。

　　朱尚同：这本来是件小事，对你的批评，你虚心接受了，去解决产生的问题就好了。但长沙市政府不是，它是抓住《××晚报》头版大篇幅做辩解，今天已经是二评了。有记者问我有什么回应，我说我没看他们的评论。有网站把我的文章和他们的文章摆在一起，然后让网友评论，结果没有几个网友是支持他们的，因为很多城市都搞过或搞着“创文”，搞得鸡飞狗跳，老百姓们早都有意见了。

　　时代周报：他们现在对你的质疑也有回应，说你说的一些情况不符合实情。

　　朱尚同：主要是说我文章上写的火星街道改造花费2个亿这个数目不对嘛。但是他们什么时候公开透明过？我的文章出来后，有记者问市政府文明办，得到的答复说是8000万，19日下午区领导到我家来，跟我说是5000万。当场就有记者在我家里给创文办打电话对质，创文办矢口否认，还生气地把电话挂掉了。现在又统一口径了，区长答记者问时又说是8000万。

　　为了评上文明城市，每个城市都紧急动员，不计成本。在长沙，所有的街道都粉刷一新，还要让商铺换招牌。今天早上还有记者跟我说，上一次长沙“创文”期间，他要到长沙市党校去，结果的士司机在长沙绕了一个大圈，才把他放下去，收了他250块钱。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官员应该有接受批评的雅量

　　时代周报：这次风波之后，网上有人对你进行质疑，说你这举动是长沙市委新旧领导之间制造矛盾。

　　朱尚同：其实当时马上就有网友回应了，说你真是糊涂了，不看看朱老先生多少岁了，他们是两三代人啊。我1984年做市委副书记，1986年到教育厅做党组书记到离休，我离开长沙市委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哪里会和现任领导有矛盾？

　　时代周报：你曾是湖南农学院的副院长，是学者出身，怎么会当上市委副书记？

　　朱尚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机构改革中，中央派工作组到长沙指导市领导班子改组工作，那个冬天湖南调动了150多个局级干部。在选长沙市领导班子的时候，工作组集中了全市900多个科级以上干部到麓山饭店，要他们以不计名投票的方式提名市领导成员。

　　由于我解放前是长沙清华中学的学生，参加过进步运动，大家基本都认识我，所以虽然当时的工作和单位都与党政关系不大，但由于我有大学学历，符合条件，获得了高票。当大家就我父亲在台湾的问题进行讨论时，省长刘正（同是清华中学生）说，朱尚同政治上的问题我负责，于是我被选为长沙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时代周报：就这次社区改造的问题上，你认为自己和现任官员的最主要分歧是在哪里？

　　朱尚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和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城市适时有序地改进市容，本来是好事。但应区分不同地段、不同房屋，该修则修，能省则省，该谁出钱则谁出钱，逐年均衡有序地进行。但现在是，他们有来自于上面的压力，急于夺取文明城市，在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思想的推动下，本应各负其责的事情，一概由国家包下来。我以为这种不计成本追求表面光鲜和形式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时代周报：这次你对长沙“创文”中的一些问题批评得如此尖锐，你是怎么定位自己的？

　　朱尚同：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体制内的希望改革者。对，应该是这样的，因为问题出得更多也不得了。但是我觉得权力的制衡是一定需要的，就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啊，政府官员要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嘛。

　　你看看现在中国的城市改造，作为城市的主政者一下就是几千万地大花费，人大通过了没有？相关的信息是否做到了公开透明？你看看从反右到“文革”期间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贻害不少，现在不搞思想运动了，但现在有的地方经常将“评比”也搞成了运动式的。

　　（本报实习生程晓芸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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