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严葭淇 北京报道

　　 2009年1月8日下午，位于北京郊区的一间私人会所高朋满座，来自中国影视界的20位一线编剧济济一堂。他们是汪海林、费明、石康、彭三源、高大勇、邵晓黎、李辉、阎刚、薛晓璐……那天，由他们共同出资的喜多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这是中国第一家编剧经纪公司。采用的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方式，公司的股东，也就是一级合伙人，由至少有一部收视冠军电视剧或影响极大电影作品的编剧组成。艺术总监则是享有“中国第一编剧”之称的邹静之。

　　 在喜多瑞的开业典礼上，公司董事长、编剧汪海林慷慨致辞：“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影视制作公司。400年前，伊丽莎白时期，在小小的斯特拉福镇上，年轻的莎士比亚前往伦敦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在那里，最终作为一个编剧，他使自己的名字变得永恒……他还拥有了自己的剧场，他是这个剧场的编剧、演员和股东。剧场的名字叫‘环球’，至今还在上演他的戏剧。”

　　 两年后的2011年5月，喜多瑞在寻找自己的梦想路上，也迎接了公司的第一场官司——起诉《中国1921》的制片方浙江影视集团拖欠稿费、恶意欺骗的侵权行为。

　　来自《中国1921》的官司

　　 5月10日，作为《中国1921》的编剧，喜多瑞董事长汪海林、总经理刘毅、合伙人阎刚先后发表微博(http://weibo.com)，称该剧制片方浙江影视集团拖欠稿费，并存在恶意欺骗行为。

　　 在5月23日的采访中，汪海林向记者出示了与浙江影视集团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并介绍了纠纷的起因：2009年，喜多瑞公司和浙江影视集团就《中国1921》达成协议：按剧本创作进程，浙江影视集团分阶段支付相应稿酬，喜多瑞公司以剧本形式入股电视剧制作，并参与该剧的利润分成，同时享有出品人身份。但在《中国1921》开播前，喜多瑞被告知不能成为该片的联合出品人，已经完成的剧本按照稿酬方式结算。

　　 但即便是稿费，喜多瑞也没收全。汪海林说：“这部剧去年10月就创作完成了，从去年年中到5月十几号，剩下的七成稿费我们一分也没有拿到。”汪海林表示，“之所以在只有大纲稿酬的情况下完成剧本，是因为当时制片方承诺，经费太紧张，稿酬就算作投资。但今天他们却说，你一家民营公司，担任献礼剧出品方，不合适。”

　　 而浙江影视集团却在回应时指责喜多瑞“闹事、抹黑”，并明确表示“出品方的背后是版权的所有问题，这部剧是国有资产投资，他们并没有出钱，其他的署名也有无形价值，乱署名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流失。”至于稿费，他们表示已经付清，还晒出了一张“48万元”的农行账单，并要求喜多瑞出具相关投资合同。

　　 对此汪海林的总结是，他们就是“耍赖”。他说，他们当初确实没有签订投资合同，“因为他们一直口头上说一定签一定签，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

　　 而记者发现，即使是在制作方晒出的合同中，也明确写着“喜多瑞、浙江影视集团、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为‘联合摄制’”。同时，汪海林出示的合同写着，总稿酬为240万元，分四次付清。

　　 此外，双方合约中还规定，浙江影视集团在尚未全额支付本合同约定之报酬前，不得使用剧本拍摄和发行影视剧，否则喜多瑞有权要求被告停止拍摄，并按照合同约定之报酬给予原告双倍赔偿。汪海林表示：“从著作权来看，他们在未支付稿酬的情况下拍摄该剧，其实是非法的。”

　　 汪海林表示，他们已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浙江影视集团支付拖欠稿酬114万元。而由于全剧比原合同约定多剪出4集，根据合同，甲方还应支付超出部分稿费24万元，共计138万元。

　　维权呐喊催生喜多瑞

　　 今天，当我们回放喜多瑞成立的场景时，不能不一同回放一下喜多瑞成立前中国编剧整体的生存状况。那其实并不遥远。

　　 2008年2月，在好莱坞编剧罢工的硝烟渐渐散去时，中国的影视编剧却发出了维权的呐喊。其时，他们已被压抑和压榨得太久：临时增加编剧，强行换编剧，不经编剧同意把本子卖给第三方，随意删改剧本，在剧中看不见编剧的名字，甚至写完剧本拿不到一分钱……在庞大的影视产业链中，编剧成为地位最弱势最无助的群体。

　　 近百名中国影视编剧的首次呐喊催生了喜多瑞。编剧应该团结起来，加强在影视制作中的话语权，哪怕是抱团取暖也不应该放弃。这是喜多瑞成立的初衷。而对于公司的定位，编剧们是这样设想的——“喜多瑞不是一个卖剧本的公司，它是一个拥有巨大创作能量的制作公司。喜多瑞的目标是依靠自己的原创力，制作出最新颖独特同时也是最具商业性的产品。喜多瑞的作品将永远把故事放在第一位，我们的编剧，不仅是写字的人，他们还将是故事的最终执行者和监督者，我们将与优秀的制片人、导演、演职员合作，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喜多瑞在成立之初，就描绘了一幅让编剧成为一部作品的监制、制片人，从而真正拥有作品的版权的蓝图。但也许这幅蓝图的真正绘就，还要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