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5月27日 23:28 来源:华夏时报
——读贺绪林长篇小说《野滩镇》
■张春喜
贺绪林的创作以“匪事”作品见长,他的长篇新作《野滩镇》更是耐人寻味。
《野滩镇》是作者“匪事”系列作品的第五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气息和人文历史都是对那个历史时期的片段性再现。一个野滩镇,浓缩了关中旧时的风土人情、时代风貌和生存环境,是关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缩影。
刀客,夹缝中的武者
小说主人公彭大锤生于民间,长于贫困布衣之家,好习武,当过团丁,干过保镖,又被收编为县自卫队队长,后被迫逃亡,投身革命,完成了从一个草莽英雄到革命者的转变。他的这些经历似乎没有必然联系,大都基于无奈做出的决定,然而这之间又不无关系。
彭大锤不干伤天害理、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一直坚持着作为一个关中刀客的基本职业准则,走的是一条“正道”。因此,刀客就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既为官方所不齿,又为民间所用。他们自己不主动犯法,但他们所保护的人或财物可能是违法的,但这却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毕竟需要一种谋生方式。
大锤是关中刀客的一个典型形象,是独来独往的,既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背景,也没有大佬在背后撑腰,完全是一个出身农民家庭,以一己之力在社会上谋生存的青年汉子。他的存在,说明当时社会允许镖师存在而不允许刀客存在,他便以镖师的身份混迹于江湖。镖师就有行业规则和道德,不如刀客那样自由,要受到行业规则的约束。但由于这个行业依然是在刀尖上讨生活,随时可能杀人或者被杀,因此和官府还是有冲突,官府随时可以找个理由收拾镖师。
大锤这个人物形象似乎和关中的文化氛围不和谐,关中自古就是帝王将相必争和文人汇聚的地方。土匪、刀客这些社会负面人物好像与关中的大氛围不相融洽。但是,社会本身就是复杂的,是各色人等杂居的,是什么人都可能存在的。
土匪,泥沼中的盲流
土匪原本也是受苦人,因各种原因,没了活路,就上山为匪。
书中土匪周豁子就是个对内讲仁义道德,对外杀人越货的土匪头子,势力大了,居然还敢与政府对立,后被五县共剿,树倒猢狲散,他被大锤生擒,最终被处死。周豁子之死和其他土匪别无二致,只是周豁子不是被官府其他人生擒的,而是被同是江湖人士的大锤擒住的。虽然周豁子表示服气,但又使用了江湖人治江湖人的手段。大锤本是江湖人士,自从做了自卫队长,虽屡建奇功,但依然免不了被卸磨杀驴。本来就不是一个池里的王八,硬着头皮进去,还要灰溜溜地出来,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岂是江湖人能适应得了的。
关中土匪比起其他地方的土匪来说,也是小匪,无非打家劫舍、偷鸡摸狗之辈。至于敢公然和政府做对,敢攻打地方政府的土匪也不多,周豁子就是其中的一个胆大妄为者。周豁子被剿灭不代表张豁子、王豁子不会出现,土匪这种现象直到我国解放后若干年才被完全消灭。当然,这里所说的都是些地方小匪,大土匪则另当别论。
官员,怪圈中的受益者
官府就像个大染缸,清清白白进去了,出来就五颜六色了。
书中司马亮还算是个有想法的官员,自从在三边县栽了跟头,到了渭北县很是检点,也想有一番作为,提拔彭大锤、打击周豁子、对付严智仁、章一德,也算是用尽了心思,虽然除了严智仁,可也不得不放走彭大锤,官场就是这样无情无义,个人有时很无奈。相比之下,牛泰来可谓是个老奸巨猾的官场老油子了,既看破官场规则,又深藏不露,既不失为官之本,也可明哲保身,能在官场全身而退,也算是功力不浅了。
严智仁手握兵权,根本就没把司马亮放在眼里,既敢杀上任王县长,又敢谋杀司马亮,可谓胆大包天;杀二杠、敲诈苏万山,挤对彭大锤,可谓无恶不作,以致专署奖励给渭北县一辆小汽车,他也敢和县长争夺,成为司马亮的眼中钉、肉中刺也是必然。章一德则比严智仁要低调一些,有严智仁在前面当靶子,他便可以坐收渔利,他帮助司马亮是假,想夺保安团团长的位子是真,当彭大锤威胁到自己夺团长位子的时候,他就向彭大锤下手,最后也算罪有应得。
野滩镇,角逐的主战场
虽然书中故事有些发生在渭北县城,但野滩镇才是各方势力利益角逐的主战场。官、匪、兵等均在野滩镇有利益存在,一个市井小镇成了各色人等谋权夺势的“唐僧肉”。
野滩镇为何会有这么大魅力呢?因为野滩镇汇集三教九流之人,黄赌毒为小镇带来滚滚财源,渭北县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野滩镇。镇上还有自卫武装百八十人,镇长苏万山黑白通吃,可谓世事圆通,但也常有无奈之处,对土匪周豁子和兵痞严智仁无可奈何,但在各方势力的角逐当中,他却能游刃有余,全靠一身在官场和江湖混迹的圆滑功夫,才能左右逢源。作者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十分成功。
《野滩镇》,把一个关中乡野小镇的风土人情、人文风貌、民风民情等勾画得栩栩如生,各色人等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尤其是大锤这一刀客形象,让人对关中刀客、关中大汉的形象有了直观的参照。同时,《野滩镇》也再现了一个关中小镇的历史片段,尽管这是一个假想的历史片段。
(作者: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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