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严葭淇 北京报道

　　 5月23日，当记者在喜多瑞公司见到汪海林时，他正在打电话；采访进行中，他也不停地接电话，内容都是与《中国1921》制片方浙江影视集团的侵权纠纷。而我们的采访，又远不止这场纠纷官司……

　　他们连“联合摄制”

　　都赖了

　　 《华夏时报》：喜多瑞和《中国1921》制片方浙江影视集团的纠纷，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

　　 汪海林：目前还在起诉阶段。具体诉讼理由是：告他们侵权。按照合同，如果是稿费，他们去年10月开机前应该全部支付，但因为中间他们超支了，所以希望把我们的稿费折算成投资，所以稿费就一直没付。另外我们公司本身对这个剧也有投资。到后来他们把剧卖给央视了，突然反悔不算投资了，就变成稿费了。

　　 《华夏时报》：就是口头约定不算数了？

　　 汪海林：对，所以我们认为他们这是欺诈行为。现在就是他们把稿费全部付给我们，他们依然违约。因为根据我们签订的合同，超过14天未付稿费，合同就作废了，那么他们就没有得到我们的拍摄授权。所以，从著作权角度来说，他们拍摄这个剧就是非法的。

　　 那么，就算我们的稿费不算投资，他们也已经违约了。也就是他们如果承认是投资，我们就谈投资资格和出品人资格。所以，他们现在根本无法面对，只说“我给钱了，我给钱了”，你什么时间给的呀？现在他们亮的发票是5月9日的，但我们直到十几号也没收到钱。

　　 《华夏时报》：喜多瑞成为该剧的出品人，这个当初的具体约定是怎样的？

　　 汪海林：你先看看这个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已向电影文学学会和广电协会电视剧编剧工委会投诉了，现在又向制片人协会进行了投诉。现在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法律问题，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行业的道德问题。法律问题，他说我们当初没签稿费算投资的合约，那法律问题我们等法院判，反正欠钱你得给，拖欠了你就得认账，按照合约，到现在他们也没付清稿费。

　　 而从行业道德看，虽然我们当时没有签订稿费算投资的合约，但我们有个双方战略合作协议。那上面约定，我们双方所有的剧都是联合投资、联合出品，我们不投钱也应该可以参与分成。但他现在说，这个具体项目你没跟我签约，就属于赖账嘛。

　　 他们现在等于全部赖掉了，连联合摄制都赖了。前两天，我看一媒体说，联合出品没你们公司，联合摄制有你们公司，现在联合摄制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跟制片人协会谈这个问题，制片人协会应该对行业规范做一些工作。这个剧的制作单位是大机构，如果大机构都没有诚信，对整体行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

　　 《华夏时报》：和《中国1921》制片方的纠纷是喜多瑞的第一个维权官司吗？之前有无类似纠纷？

　　 汪海林：官司是公司第一个。之前也遇到过一些纠纷，我们都是协商解决的，也都能够协商解决。业内的公司这方面都还好，对民营公司还是认的。只要你拿出协议和相关承诺，在事实面前他们还是接受调解和让步的。但这两个公司大概觉得是献礼剧，表现得强势的，也不认错。说是这么个献礼剧的出品人，如果有民营公司，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实质是骗剧本。等剧本到手，其实从开拍后他就不需要我们了，所以其实从那时起他们就变了。

　　日韩美都是

　　“编剧中心制”

　　 《华夏时报》：某些业内人士认为，只有投资达三分之一，才能署名出品人，言下之意是你们没投资就不能署名。喜多瑞之前拍摄的电视剧是否已担任过出品人？好莱坞等海外编剧成为制作人的情况如何？

　　 汪海林：这是胡说的，根本没这个规定，这是他们找的枪手干的。喜多瑞以前就担任过电视剧的出品人，像《娱乐没有圈》，我们就是出品人。

　　 在日剧和韩剧的制作中，编剧是核心，基本就是“编剧中心制”模式，由编剧来制定整个拍摄的方向，包括主创人员都由编剧决定。其实，港台剧也是这个模式，比如说琼瑶剧。而美剧这一点更加明显，尤其是一些长剧，编剧和制作人基本就是合一的，像《我为喜剧狂》，《双面女间谍》、《24小时》都是。

　　 《华夏时报》：作为中国第一家编剧经纪公司，喜多瑞在公司架构和目标方面，是否借鉴过好莱坞或国外公司的运作模式？

　　 汪海林：从编剧经纪的角度说，喜多瑞还是个模式比较新的公司，国内第一家嘛。首先，我们不是一个卖剧本的公司，因为中国剧本没有形成市场，它还是靠编剧劳务。也就是，各制作公司不是去市场找一个剧本，而是去市场找一个编剧。因为涉及复杂的版权著作权问题，剧本没有一个市场平台，所以编剧把剧本放在一个公共平台，让制片人挑是不现实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大一部分影视作品改编自小说，目前小说的改编抢了很大一部分电视剧原创的市场。因为小说出版后已经有了版权保护，要用只能花钱去买。其实电视剧很多时候只需要小说中的一个点，能拿来直接改成电视剧的小说很少，都需要重写和大改。而这些点其实也在很多编剧的脑海中，但他无法告诉制片人。所以，并不是编剧的原创力有问题，而是市场决定的，因为没有一个原创剧本的交易平台。

　　 喜多瑞针对的就是这种，它是一个编剧经纪公司。制作公司要找编剧找不着，那有我们就能帮他找了。制作公司的要求都很具体，比如我要一个30岁以上离了婚的女编剧，或者要一个东北的40岁左右的男编剧，我们都能给他找到。他还会告诉我们要价位多少的编剧，我们能给他们提供的服务很多。

　　 以前也有公司做过编剧经纪，但没有做成。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不能光经营一些小编剧，因为他们本身很难接到活。而我们公司很多品牌编剧，他们本来就在市场有号召力，不缺活儿。这样，一些年轻编剧也愿意签到我们公司来。还有就是一些公司也管理不了编剧，而我们公司是编剧管编剧，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有人问业内是否有和你们同类的公司，我们说我们欢迎出现同类公司，但目前看，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当时我们公司成立时，基本做到了最大，该找的人都找了，

　　不会让年轻编剧

　　当“枪手”

　　 《华夏时报》：喜多瑞在编剧维权的背景下诞生，如今两年多过去，编剧的生存环境有无变化？在喜多瑞，编剧的地位有哪些提升？

　　 汪海林：编剧的生存环境有些变化，我原来以为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但实际上自己和自己比，编剧确实在涨价，涨得还挺多。原来以为大家都涨了，后来才知道媒体的都没涨。所以应该是行业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只是不知道这个时期能延续多久。

　　 目前电视剧虽然是个成熟的行业，但它的经济总量也就七八十亿左右，并不是很大。电影最差时是8亿-10亿，那时电视剧是40亿-50亿，现在电影是100亿，当然外国片要拿走将近50亿，电视剧的70亿-80亿和电影差不多。目前电影还在不断上升，但电视剧的上升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有更进一步的拓展才行。

　　 在喜多瑞内部，我们的编剧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至少在公司内部不会出现拖欠现象。对外我们也在帮年轻的编剧追还稿酬、争取署名。另外，我们也不会叫我们的年轻编剧当“枪手”，或者把他们当“枪手”使用，我们是希望他们尽快成长，独立担纲。因为我们是经纪公司，他独立担纲，我们的利益才会最大化。

　　 《华夏时报》：成立两年来，喜多瑞参与制作了许多影视热播剧，请具体谈谈。

　　 汪海林：我们跟业内公司合作比较多，业内称为“捶棒”，就是打扑克的“跟棒”，看好他就押他，然后共输赢。也就是业内的许多戏，别人投我们也跟着投一点，我们看好的项目就投，虽然比较少。

　　 我们自己编剧的热播剧太多了，有高旋、任宝茹的《我的青春谁做主》，魏晓霞的《婚姻保卫战》，刘毅的《迷雾重重》，我和阎刚写的《地上地下》、《铁齿铜牙纪晓岚》、《一起去看流星雨》，陈汗、江奇涛、何燕江的电影《孔子》，高大勇的《雾里看花》、陈彤的《说好不分手》、薛晓路的《海洋天堂》等。

　　 《华夏时报》：在目前的环境下，编剧要普遍参与影视剧的制作还有哪些障碍？要走的路还有多远？

　　 汪海林：还是资金的障碍比较大，我们目前也在解决这个问题。观念上其实不怕，他说你做不好，你做出来给他看就行了，有成功的先例在。很多时候，我们和业内公司合作，他宁愿自己管砸了也不让你管。所以现在有些编剧，如果是自己不能做主的剧，就不接了。

　　 《华夏时报》：据说喜多瑞还有上市计划，请谈谈喜多瑞的发展目标和计划？

　　 汪海林：现在所有的公司都在谈上市。实际情况是，有上市公司在跟我们公司谈。

　　 我们其实是想做一个大的内容提供商，包括影视产品。这是相对于平台或者管道提供商而言的。比如互联网是个平台提供商，不负责内容；像优酷这个平台，是制作公司给它提供内容。

　　 具体计划？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把它做大做强。目前公司有签约编剧50多人，加上20名股东编剧是70多人。从生产量来说，我们可以做到很大，但我们有管理、资金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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