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金陵十三钗》作者严歌苓

　　本报记者 陈相乐 特邀记者 周丹 北京报道

　　 张艺谋酝酿三年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已在南京热拍。发布会上，张艺谋这样说：“改编后的本子，是我当导演20年来碰到的最好剧本。这样一个本子捏在手里，我常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张艺谋所说的“本子”，就是《金陵十三钗》。而这个“本子”的原作者就是著名作家严歌苓。

　　 几乎与电影拍摄同步，如今，严歌苓也推出了她的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那么，这部备受关注的小说与电影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作者创作过程中又会有哪些故事呢？

　　一个民族的悲剧

　　 《华夏时报》：书名《金陵十三钗》容易让人想到这是写“秦淮河妓女”的故事，是这样吗？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最初是我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之所以叫《金陵十三钗》，是因为“13”是一个不祥的数字，这个数字预示着南京城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同时也预示着主人公所面临的巨大悲剧。这是我第一次将自己的短篇作品进行扩展写作。

　　 在与张艺谋导演的合作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内容需要重新书写，这就需要掌握大量史料和史实，这部全新的长篇就是根据最近收集到的大量史实，充盈丰富的一部长篇。同时，这部作品被国外6家不同语种的出版社购买了版权，而作为短篇小说出版，容量不够。所以我把它又写成了一部长篇，增加了后人对这些妓女下落追寻的部分。

　　 同时，根据我对史料的重新发掘，了解到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对中国战俘的欺骗与屠杀的全过程，以及埋尸队的情况和他们从拯救幸存者到出卖幸存者的事实，让我不得不对人性进行全新的思考，对作品的内容进行大量的调整和修改，以期更加全面地展现那一段民族的苦难史，以及小人物在面临大悲剧时所表现出的人性最根底的残忍与可悲。

　　 《华夏时报》：怎么想到来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个话题的？

　　 严歌苓：我觉得或许在海外的华人比在国内的华人更爱国，因为在海外的华人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都会受到种族歧视，所以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强的。之前我也一直在搜集关于日军侵华史以及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资料。1993年，我开始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我经常能看到国外搜集来的南京大屠杀的各种照片、各种资料，包括16毫米的电影、胶片，每次看完这些图片展，我都有一种冲动，特别想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个惨绝人寰的大事件的小说。但是真的从正面去写大屠杀我也掌控不好，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凄美的故事来讲述南京大屠杀，一方面是残酷、一方面是美丽，这是我个人审美的一个选择。

　　 《华夏时报》：您笔下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和我们以往见到的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有什么不同？

　　 严歌苓：我是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角落里来写。在一个大的战争事件里，故事瞄准的是一群最残弱的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她们被困在教堂这样一个死角里，她们之间应该牺牲谁、救谁，在教堂里面她们开始发生了争执，这是人性当中一些丑恶的东西。但是，当日本人在她们面前折磨死了国民党的战士们时，她们的人性在那一瞬间升华了。我觉得战争会把一种人变成另外一种人，一些人会去当叛徒汉奸，一些人突然变成了烈士。也就是说在每个人内心里，你的善恶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直到最后一个极端事件发生了，你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象的这么一个人，这是我想通过《金陵十三钗》这样一个讲述战争的故事来表达的东西。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各种人物完成了他们人格的成长、转变，最后达到升华。

　　与张艺谋电影同中有异

　　 《华夏时报》：您的作品中有很多非常独特的女性形象，比如《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但《金陵十三钗》一次出现13个女性，她们的性格您怎么把握？这里头有您比较喜好的吗？

　　 严歌苓：当然，小说篇幅是有限的，这13个女性不可能各个都重点来写。书里，我写了3个比较重要的妓女和一个比较重要的小女生。最初小女生对妓女这个概念本身是非常非常反感的，那时她的抽象敌人是日本人，具体敌人就是妓女，因为妓女侵入了她们本来是圣洁的这样一块地方。这4个人里，其中一个领头的妓女赵玉墨，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妓女，还有另外一个岁数也比较成熟的妓女，书中重点描述了这3个性格非常不同的妓女。另外书里面还有很多人物：一个美国神父、3个军人，再加上这么一群妓女，还有一群孩子们。所以，这是一个有很多形象、很多人物的一篇小说。就写作的效果来看，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每个人看起来还是非常有个性的。

　　 《华夏时报》：张艺谋拍的《金陵十三钗》是此前从您那里购买的拍摄权，剧本是以这个版本为主吗？

　　 严歌苓：电影《金陵十三钗》剧本写得比较早，这个长篇是几个月前刚刚完成的。电影的编剧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的编剧也在工作。有时候张导演自己会把剧本的戏路顺一下，顺完了以后他说歌苓你再重新帮我写一遍。所以电影剧本的最后成果应该算是一个集体劳动。但小说里主要的东西都在电影里面，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主线基本相同，细节稍有差别。

　　 《华夏时报》：您之前的作品都特别火，这次和张艺谋合作更加令人期待，你们合作的情况如何？对这个电影的期望值有多大？

　　 严歌苓：我和张艺谋的合作从开始到最后都是非常快乐的，张导演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他的性格是快乐的性格，精力无限、常常开玩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时候他讲的故事甚至会激发我去写一些东西。

　　 从期望值来说，我不敢期望。我对所有我的作品被改成电影和电视剧的，从来不敢看，只是做鸵鸟，所以我没有太多失望的经验，如果我看完我自己被采访的电视或者文章我就不敢再被采访了，觉得自己说了无数的傻话。我从来不敢看人家采访我的文章，跟期望值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张导演确实是非常认真地在做事情，当时我到南京看了他们整个场景，还有最后他和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合作，我觉得种种征兆都还是值得期待的。

　　写作是为了精神的新陈代谢

　　 《华夏时报》：您的创作频率很快——2009年推出《赴宴者》，今年除了《金陵十三钗》还有《霜降》。所以就有人疑问，会不会每一本的质量就没有那么高，您是怎么把握创作激情和作品质量的？

　　 严歌苓：我的生活非常沉静，创作是我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我觉得人的生命有新陈代谢，我的脑子、精神也都有新陈代谢，如果我不写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新陈代谢是出问题的，而且还影响了我生理的新陈代谢，所以我一直在写。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试试看，每天坚持写，就会写得很多，其实2011年的作品距离我上一部已经有4年了。我需要解释一下，《赴宴者》是用英文写的，我2006年写完，2007年在国外出版，2009年被翻译成中文，所以它并不是我最近创作的。《霜降》是我1991年在国外写的一部长篇，现在在中国又出版，之前只是在内地和香港出版。所以，我并不是大家看上去的那样高产，如果写那么多，再加上那么多电影任务，我肯定吃不消。

　　 《华夏时报》：您理想的创作节奏大概几年一部？

　　 严歌苓：每一天都要创作，这是我的生活，我不会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的，但是作为出书来说，我希望能够节奏放得缓一点，大概两年一部长篇小说，这算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个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