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亚太研发集团(ARD)，在微软全球战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采访  卫汉青 / 吴炜　　文  本刊记者 吴炜

　　和三十六年前一样，微软依旧在改变世界。

　　过去五个月，微软公司生产的一款名为Kinect的游戏设备席卷了欧美乃至全世界，并以两个月销售800万台的纪录，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消费类电子产品。

　　在游戏中，玩家们不需要使用任何手持工具，就可以通过挥动手臂、晃动手指或用语音操控游戏机，还可以用脚踢仅存在于屏幕中的足球，或伸手拦阻进球。在驾驶游戏中，玩家转动虚拟的方向盘来操控电视游戏中的赛车。在绘画游戏中，玩家说出颜色——“蓝色”或“浅褐色”，就可以摇摆双臂来在数码式画板上飞溅一片油漆。

　　近年来，在世界顶尖IT公司中，曝光率最高的是谷歌、苹果等，它们完美地诠释了科技的“酷”。微软给人的印象显得较为冷峻和理性。Kinect旋风一起，可能会有更多人用“Crazy”、“Amazing”来形容微软产品。软件巨人开始带给人们“疯狂”。

　　这仅仅是开始。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说：“最高层次的(人机互动)界面，是人感觉不到界面的存在。Kinect代表的游戏场景，只是一个很小的应用，以后它会扩展到各种不同的设备，包括Windows、电视、手机上。这种技术所带来的颠覆性革命，是下面五年、十年我们会非常兴奋的事情。”

　　“我很少说‘革命’这个词，但这确实是一场革命。”他加重了语气，难抑内心的兴奋。

　　作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主帅”，他对这款产品有很大的发言权。

　　Kinect最核心的技术之一，用户的视觉识别，就来自于微软亚洲研究院(后扩展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简称ARD)。而Kinect从原型机测试到量产，则要归功于ARD旗下的微软亚洲硬件中心。

　　可以说，ARD，在微软全球战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大楼：　开启新征程

　　2011年5月25日上午，北京中关村西区的丹棱街5号，两栋设计雅致的办公大楼前，众声喧腾，喜气洋洋。这里正在举行一个隆重的乔迁庆祝仪式——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以下简称ARD)的新大楼启用仪式。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的到来，显然让这次活动的“能量级”得到了提升。

　　新大楼占地面积1.16万平方米。南面大楼高80米，地上18层，地下4层；北面大楼高65米，地上建筑15层，地下4层。两栋大楼的3层通过空中走廊连接。两栋大楼总建筑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可容纳5000-8000名员工。

　　如果说2011年之前，ARD原来所在的在北京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被称为“全中国智商密度最高”的建筑物之一，那么现在，ARD总部的智商密度没有改变，体积却成倍增加了。而且，这两栋楼是微软自己投资兴建的。

　　中关村西区，又称中关村广场，是整个中关村地区的核心地带，在这里，有新浪、新东方、爱国者、中钢集团等知名企业的集结，也有海龙、鼎好、e世界等北京市民耳熟能详的电子产品贸易市场的汇聚，同时也是名闻遐迩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管理机构所在地。

　　从知春路到丹棱街，直线距离不过2.2公里，不到10分钟车程，却标示了一个新的改变。微软成了中关村的“永久居民”。

　　“奇迹”：　快速成长之谜

　　现在，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是微软公司在美国雷德蒙总部之外的，规模和投资额最大的研发机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拥有超过3000名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台北、东京、首尔、悉尼和曼谷等地。

　　自1998年底到2010年，微软在华的研究机构快速成长。先是由最初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接着在2003年成立了微软亚洲工程院，到了2006年，成立了微软中国研发集团，2010年又升级到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人员从最初的个位数到现在的近4000人。

　　快速成长的原因何在？这可能还得回溯到微软中国研究机构几次“向比尔汇报”的故事。

　　1999年底，李开复、张亚勤等来到西雅图附近的雷德蒙德市，微软全球总部所在地，向比尔·盖茨做第一次汇报。

　　在微软内部，直接面见比尔·盖茨是一件荣耀而压力很大的事情。而且，这次汇报很关键。既检验微软在中国投资建设研发机构的成效，也会给总部对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未来发展政策提供基础。

　　这次汇报中，比尔·盖茨惊讶地看到，仅仅一年中，研究院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8篇；在国际著名学术会议上做了11个主题报告；提出9项专利申请；还在中国10所大学里和15000名大学生做了交流。他十分开心，对中国团队的工作大加赞赏。

　　其实，成绩得来也非常不易。微软中国研究院非常重视这次汇报。为了向比尔汇报，他们在最后两周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加班。对于一个做成功的重要项目，有个人感慨：“3个月前一行东西都没有，现在居然做成了。这种事情在中国不可想象”，另一个人接着说，“在美国也不可想象！”

　　很快，到了2000年 6月23日，张亚勤等14人又一次走进雷德蒙德微软公司总部董事厅，向比尔·盖茨报告他们在网络多媒体技术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这是研究院成立20个月来，第二次向比尔·盖茨汇报。计划的议程为一个小时。

　　80余篇论文、40项美国专利、60项新技术……一串串的数字撞击着比尔·盖茨的眼球，他又一次惊讶了，他已经忘记这个汇报原定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虽然老板的助手在一旁屡次催促，张亚勤的汇报仍延长了四十分钟。最后，这位微软公司的创始人给出的评价是：“你们做了令人难以置信和惊异的工作。” “你们的某些工作与微软的新战略密切相关，并且非常重要。”他还使用了一系列最强烈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赞叹：“太棒了！”、“绝妙的数据！” 、“完美无瑕！”

　　作为一个追求完美的技术天才，比尔·盖茨不是那种轻易赞扬别人的人。

　　令人惊叹的事情还在后头。世界多媒体大会是该领域最权威的会议，每年只会从全球500篇优秀论文中选出最优秀的45篇进行演讲。在1998年前，几乎没有来自中国本土的学者出现在大会上。但在2003年，研究院的论文占到大会的一半。“这个数字让人恐怖。”现在已是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的张宏江有点得意地说。

　　接下来，更不用说了，ARD的成就曲线保持着昂扬上升的趋势，在微软的全球创新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张亚勤回忆道，当初在李开复的召唤下准备回国发展的时候，他在桑纳福研究院工作时的导师曾经担心，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做科研，可能会在使自己在学术圈处于“边缘化”的境地。现在，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反而，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发论文、出成果的速度比国外的机构还要快。

　　为什么ARD及其前身能取得“爆发式”的成长？毫无疑问，这离不开微软研究机构的人才优势，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包括后来离开的开创者之一李开复，都是世界级的计算机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独领风骚。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用张亚勤的话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很饥饿，每个人都渴望成功。”

　　确实如此。ARD的研究人员确实很“饥饿“，这种饥饿和发展中的中国对“进步”的“饥饿”一脉相承，这种“饥饿”也体现在李开复、张亚勤们去中国大学演讲时能看到的青年学子的眼神里。不消说，这些眼神，打动过李开复，打动过张亚勤，也打动过比尔？盖茨。

　　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太需要机会，太需要发挥自我的空间了。一旦ARD给了他们这个空间，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们的创造激情。

　　有在雷德蒙德工作过，也到中国访问过的微软人这样感慨，“这里的气氛有点像微软十年前的感觉，晚上灯还亮着，大家都不回家”。

　　选择：为什么是中关村？

　　“微软要离开中关村！”大概在2001年，北京的IT圈子里曾传出这样一个消息。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在2001-2002这两年里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到拆迁、修路、盖房子等，微软所在的希格玛大厦门前交通变得不方便，进不来出不去，又堵车，很多员工都在抱怨。

　　当时新华社有个内刊就向上面报道：中关村环境恶化，微软要离开中关村，中关村大企业纷纷外迁。

　　据说这个消息惊动了国务院的领导，也惊动了北京市的领导。北京市责成中关村管委会了解情况并做一个汇报。

　　夏颖奇，当时的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陡然觉得肩上压力很大。不过他反应很快，还不等当时的管委会主任陆昊提醒，早就径直闯入希格玛大楼，找到了当时在楼里办公的张亚勤，询问此事。凭借他早年和张亚勤的交情，他不用拐弯抹角。很快，他听到张亚勤平静而果断的回答：我们不会离开，我们有承诺。夏颖奇松了一口气。

　　微软要搬离中关村的传言后来被证明是某些人夸大其词，假传消息。但它引起的一惊一乍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中关村环境的重视，以及中关村对于微软的重视。微软的一举一动，不仅仅牵动了中关村管委会，甚至也牵动了北京和中央。

　　有趣的是，根据夏颖奇对张亚勤的接触和了解，微软的研究院不仅不愿意搬出中关村，甚至还不会愿意搬到上地等中关村较为周边的区域。

　　夏颖奇为我们揭开这里面的奥秘：微软绝对不会走。中关村有微软需要的土壤、水分、空间。微软最需要的智慧和思想火花都在这里！”

　　确实，在当时的希格玛，骑自行车20分钟的范围内，有北大、清华、北理工、北航、北邮、人大、财大、外国语大学等中国最优秀的大学，还有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级学术机构。这里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密集型区域、中国最好的人才仓库。

　　张亚勤向我们证实了这个说法：“最重要的是人才，如果这些清华的学生都不能方便来我们这儿了，花很长时间在路上，我觉得就没意思了。我经常讲IT创新最重要的就是IQ(人才)加上IP(知识产权)，而厂房、建筑什么的都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对于微软来说，它之所以把研发机构设在中国，也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优势。张亚勤指出：中国的工程和IT人才比较多，每年和工程、IT相关的毕业生是80多万左右。这一数字是印度的3倍，是美国的5倍。而且，在中国，大量的优秀人才、最聪明的人选择计算机专业，因此中国的计算机人才在质量和数量都是全球名列前茅的。

　　当然，也毋庸讳言，中国的人力成本比美国低很多。所以，相比于美国本土，微软相当于用较低的价格使用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群体，也间接汲取了这些年轻人所带来的一些大学里的知识资源。

　　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对于中关村来说，微软的入驻对它也有好处。中关村一直经历着急速的变迁，1992年以前，这里还到处是蔬菜大棚，2000年—2005年间，硅谷电脑城、海龙、太平洋、鼎好、E世界等电子卖场开始兴起，但从业态来说，这些仍属于较为低端的产业。  

　　最初有一些软件产品层次的技术创新出现，比如求伯君的WPS、王永民的王码五笔、王江民的江民杀毒软件等纷纷问世，中关村的“创新”大业“小荷已露尖尖角”。再之后，新浪、搜狐、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开始入驻，更高层次的科技创新开始了，不仅涉及到产品，也涉及到商业模式。但是，光有这些，好像还少了一点。中关村如果想要成为世界性的创新基地，它还需要国际化！用夏颖奇的话说：只有国际化，我们中国才能够跟世界逐渐的融合融通。      

　　显然，微软研发机构的设立，正逢其需。

　　和夏颖奇一样，当时负责中关村广场建设、担任北科建集团总经理的许强也十分看重微软落户中关村所带来的象征意义和能量聚集作用，他说：“中关村的区域升级需要微软这样的标志企业来拉动，以鲇鱼效应激活中关村的本土企业活力。”

　　在从产业结构方面来说，微软的入驻，也有着显著的意义。在微软之前，极少有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规模性的基础性研发机构。

　　如果把科学技术的创新分成几个层次，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分成基础研究的创新、应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三个层面。在美国，以企业冠名的研究机构如贝尔实验室、施乐PARC实验室、IBM 实验室等专注于基础研究，在那里诞生了很多给人类生活带来深远影响的重大发明。而中国，由于近代数百年的落后，和当代长达10年的停滞，基础研究方面人才远不够充足，在中间层次的应用技术创新方面同样十分缺乏。微软亚洲研究院和亚洲工程院的设立，恰恰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地带。

　　没有真正的创新，就没有中关村。2008年，青年知识分子许知远尖锐地批评道：“没人怀疑中关村曾经扮演的角色，在一个国门刚被打开，人们对世界的最新进展一无所知的状态中，它给整个中国普及了关于电脑、软件、互联网、风险投资的知识，它也将这些技术与资本带入了中国。但是，就像中国的其他领域一样，中关村代表着摹仿而非创新的胜利。”

　　这样的论调其实不是孤立的。许知远的言论或许并非全部的事实，而更像是对中关村牛虻式的鞭策。实际上，联想、新浪、百度、用友等企业都在创新方面做着巨大的努力，如果说他们推动中关村创新业态的力量还略显单薄，那么代表世界一流计算机科研水平的微软的加入，并和周边机构进行合作、互动，必定有其意义。

　　共赢：　微软的中国策略

　　“我们跟微软的合作，得到的不仅仅是钱。”2008年，时任中软国际高级副总裁的孙秀芳在回忆自己与微软的合作经历时这样说。

　　作为微软在国内的首家战略合作伙伴，中软国际从中收获颇丰，中软国际不仅获得了不少外包项目，也获得过微软投资。而且，中软国际享有一些便利条件，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机会与微软员工一起参加培训，并把培训录像带录下来反复使用。

　　从2007年开始，为了更好地与中国软件外包企业打成一片，微软开始举办 “中国商务交流日”，让国内公司的管理者到微软总部“推销自己”。这也让一些中国企业倍感欣慰。

　　关于软件外包，张亚勤给了我们一组数据：微软的软件外包数额，2005年时还不到1000万美元，而2010财年达到了1.62亿美元。现在国内发展起来的的软件外包公司，一大半和微软有关系，比如海辉、文思、中软、微创等，现在上市的也有好几家了。另据IDC的数据，微软在中国赚1美元，合作伙伴就能赚16.45美元，整个中国IT行业约1/3的收入和1/3的就业岗位和“微软生态圈”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微软带动了中国IT产业的发展。

　　但这并不表明，微软和中国的关系一直一帆风顺。一个是世界级的大公司，科技业界的翘楚，一个是世界人口最多、增长迅速的大国，其间关系也几经周折。 比如，1999年前后，不论是互联网评论家方兴东的“挑战微软霸权”，还是微软中国公司前总经理吴士宏的“逆风飞飏”，都曾引起部分国人对微软某些政策、机制的疑惑。

　　不过，虽然微软一度在民族情绪和公司人事纠纷中陷于尴尬，这些最终都未能影响“软件帝国”和中国这个崛起大国间的不断融合。

　　2006年4月，胡锦涛赴美进行国事访问，打破了“访问必先访问首都”的传统，第一站就去了比尔·盖茨的宅邸。而此后比尔·盖茨也多次来中国，和中国政商各界的关系也日益融洽。

　　而其间，张亚勤等人不动声色却长袖善舞，扮演着沟通中西方的桥梁角色。在胡锦涛访问比尔·盖茨家的时候，张亚勤就在现场演示了两项最新技术，并回答了胡主席的提问。

　　2006年，当时的微软中国研究院提出了“中国智造，慧及全球”的愿景，意在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共生关系。张亚勤这么诠释微软的中国战略：“作为中国‘智’造的助力者和参与者，在分享‘智’造资源的同时，跨国企业也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例如，跨国企业应利用自身的资金和经验优势，为中国培养出一批兼具国际化视角和大型项目管理经验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应帮助国内同行提升创新实力、孕育创新成果、寻求业务机遇。跨国企业还可在深入研究和开掘本土用户需求的前提下，开发出中国‘智’造的产品，再将之推向国际，使之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用户发挥影响。”

　　事实上，在“中国智造，慧及全球”的口号提出之前，微软早就做了一系列工作，前面提到的软件外包、合作开发只是一方面。2002年6月，微软启动了“长城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将围绕人才培养、研究合作、课程建设及学术交流这四条主线，深化与国内4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张亚勤和他的高校关系团队还制定了与高校合作的三个原则：第一，定位是帮助教育，而不是把把微软的内容强加给教育；第二，在制定具体项目时，充分考虑双赢；第三，就是合作、伙伴“生态环境”的建立。

　　“我们和国内的高校合作的联合实验室进行科研活动，可能会联合发表论文，如果学校希望有专利，那么这些专利都将属于学校的。”张亚勤指出。

　　在中国计算机人才的培养方面，ARD还设立了“明日之星”实习生计划、“微软学者”奖学金、“微软小学者”奖学金、微软学生技术俱乐部、“微软精英大挑战”等项目探索培养计算机基础人才的新模式，还面向青年教师推出了微软青年访问学者“铸星计划”，通过向青年教师提供与资深研究员紧密合作的机会，支持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发展。

　　张亚勤透露，通过“实习生计划”、“联合培养计划”等，微软现在至少培养了有三四千学生。

　　辐射：创新型文化的影响力

　　ARD曾有一名员工，本来是浙江大学的一名教授、系主任，而且将被提拔为学院的副院长，但是他辞去了那里的工作，来微软做一名研究员。

　　到底是怎么的企业氛围，可以让这样的年富力强的知识才俊来到微软的研究院呢？

　　“我们给员工提供两大机会”，张亚勤说。“一个影响人们每天生活的机会：我们每天所从事的是一流的技术研究和前沿的产品开发，这些都将改变世界数亿计人们每天的生活。”微软以此来激发技术人员的使命感。“我们还给员工一个有众多发展选择的机会：我们有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开发等机构，还可以与中国 IT 企业合作；同时微软拥有丰富的产品链和产品宽度；这些都为我们的员工提供了尝试不同工作挑战的可能。只要你想，就有可能！”

　　对于如何发挥个人潜力，提供宽松和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微软确实有一整套的方法。比如把研究团队分成一个个小组，充分尊重基层研究人员的研究兴趣和自我选择等。这里不展开详述。我们注意到，在凌志军的《追随智慧》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张亚勤在辞去桑纳福公司多媒体实验室总监之职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以前，向当时的院长李开复提出过一个要求，它并非一般人会提到的职务、薪金、住宅之类，而是在办公室里安装一块大一些的“白板”，他对李开复说：我习惯于有一个能够和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的办公室。那里需要一个大一些的白板，以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思想。

　　李开复当然答应，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地为张亚勤准备了一块很大的“白板”。而且，不仅如此，后来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每间会议室，每个工位上都有白板，甚至很多茶几也被设计成具有可以书写描画的功能。

　　其实“白板文化”的精义，是开创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研究院里的人们每个人，不论职位高低，都可以在讨论的时候在“白板”写写画画，他们拥有着表达自己和了解别人的权利。

　　张亚勤这么主张：“在微软里面，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老板，我们提供一个平台，公司为这些优秀的人才找一个平台，让他们自己发挥水平，我们希望他们发挥的能力和公司的整个利益是一致的。大家是双赢的，绝不可能说，来到这里后，给我们打工，他每天被约束着，这样的话，不是一个特别正向、积极的机构。”

　　客观地说，由于人才的交流、产业的合作，微软的创新型文化，也会辐射到周边地带，“刺激“附近的企业、科研单位，甚至也包括政府机构。但这种正面的激发作用远不局限于此。创新型文化的传播还可以通过对外交流，以及媒体和文本的力量，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比如，张亚勤、张宏江、洪小文等人不仅擅长科研，也善于表达，不仅身教，而且言传，他们通过演讲、博客、微博(http://weibo.com)，在观念上影响着周围的世界。又如，著名纪实作家凌志军等，通过深入采访微软研究院，先后出版了《追随智慧》、《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等一系列反映微软文化的优秀作品，很大程度上也传播了微软的创新型文化。

　　憧憬：融汇东西和改变世界

　　王力宏有一首歌唱道“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比尔·盖茨和张亚勤可能会喜欢。因为比尔·盖茨和张亚勤投身科技和商业，也有影响社会、改变世界的初衷。

　　“为什么那么多创新的企业，都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张亚勤说，“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企业想的更多的是怎么能赚钱，而没有想过这个技术或产品怎么有意思，能不能改变世界。而硅谷的创业者不一样，他们想的很简单，先想到这个技术或产品能满足人们什么真实的需要。” 张亚勤反复问自己团队的人，“我们是IT的领军者，我们能不能作出改变世界的创新？”

　　而对于现在的张亚勤来说，用技术改变世界还只是一个方式。他告诉记者：“我还花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多和公司并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比如参加两会，参加慈善活动，担任北京、上海等市政府的顾问。我一直觉得，一个人活着，要对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小到家人，大到整个社会，都要有辐射力和影响力。”

　　这是张亚勤的个人情怀。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天才并未止步于技术，管理高手也未止步于企业管理，而拥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怀，暗合儒家修身齐家平天下、独善其身之后兼济天下的精神。

　　英雄总是惺惺相惜，张亚勤也非常钦佩自己的老板和导师比尔·盖茨。最初，比尔·盖茨是技术爱好者，而后他成了商业奇才，而后成为一个慈善家。对他来说，巨大的财富成了一个符号，一种工具，他毕生努力的最终目的并未指向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而指向了更深远的人生意义。“他是运用了‘创造性的资本主义’，采用了新的方式，追求慈善事业效益的最大化”。张亚勤对我们解释。

　　2008年6月，比尔·盖茨宣布退出微软，告别晚会温馨、感人，鲍尔默流泪了，更多的人眼眶红了。在这次晚会上，张亚勤送给了比尔一组别致的礼物——中国古代乐器埙、篪各一件，取意诗经的“伯氏吹埙，仲氏吹篪。” 埙篪相和，如兄弟之睦，如君子之交。

　　这似乎具有一种象征涵义。出身在中国，在中、美两国成长、服务于微软的张亚勤回馈给自己的老板和导师、微软的灵魂人物一个中国式的馈赠。它既是张亚勤给比尔·盖茨的一个私人礼物，但又何尝不可以看作是中国人的优秀儿女对西方文化优秀代表的一个馈赠？当东方和西方超越了简单的对立和竞争，如兄弟之睦，如君子之交，多么动人，多么美好。

　　大道之行也，何分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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