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中小学放暑假的第一天，深圳就有三名学生溺水死亡。面对悲剧，在为这些早逝生命惋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社会、政府和家长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第一宗致两名儿童溺亡的事故发生在坪地街道一个偏僻的山塘，山塘是近期暴雨形成的，因为偏僻没有被纳入政府的管理范畴，有关部门也没有在水塘周边设立警示标志。小孩在此溺亡，作为管理部门确实有一定的责任。目前，坪地街道表示正在与家属协商赔偿事宜，并准备抽干山塘水将其填平。从这方面看政府还是有所作为，在为失责埋单。

　　现在将这个无名山塘填平是在亡羊补牢，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能做的也就是将一些无名的山塘填平，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许多鱼塘、河流和市政公园，这些水面是无法填平的，也不可能因为会淹死人就组织人力严防死守，对这些水面政府能做的只能是巡查和设立警示牌，以此来尽到管理和告知责任。然而，从往年的教训看，有许多溺水事故就发生在警示牌下面，一纸危险告示很多时候并不能阻止孩童的顽皮。因此，在血的教训面前，我们要讨论的不仅仅是政府的管理责任，还应该正视这些悲剧中家长监护责任的缺失。

　　从昨日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致三名小孩溺亡的两宗事故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小孩在没有家长监护的情况下，自行外出玩耍最终不幸溺水死亡。那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事件中家长是否完全尽到了监护义务？三个溺亡的小孩，两个8岁，一个12岁，从法律上讲都不具备独立民事行为能力，家长对他们都有监护义务。可在事件中，这些孩子却都是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到山塘或河溪游泳，最终导致溺亡。就事件本身看，显然是家长没有尽到监护义务，放任孩子进行危险活动，最终导致严重后果，家长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这些事故中，家长既是受害者，又是责任方，他们的责任该如何追究？《未成年保护法》虽然对保护未成年人作出了系统的规定，明确家长对未成年人具有监护义务，但事实上这些法律条款都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更没有对家长失责的惩罚性条款。因此，往往这类悲剧发生后，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对家长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追责。可是，我们要防止悲剧的重复，要树立尊重生命的社会价值观，就必须对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的家长进行问责，只有这样，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保证，他们的生命权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的同时，作为有地方立法权的深圳，是不是可以先行先试，制定带有惩罚性的实施细则呢？

　　最后，要想家长完全尽到监护责任，社会还应该有对困难家庭进行救济。哪个家长不心痛自己的孩子，哪个有条件的家长不把孩子当宝，事件中的几个家庭之所以放任孩子自行外出，也是为现实所迫，他们确实没有能力尽到完全监护孩子的义务。但作为社会而言，要保护未成年人，就不能把不出事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自觉上，更不能把不出事的愿望寄托在运气上，这就要求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救济体系，让困难家庭有便捷的救济渠道。

　　事实上，深圳在这方面一直有不错的探索和经验，比如说许多社区建立的“4点半学校”，很好地解决了孩子放学后、家长回家前的监护问题。现在暑假来了，我们的“4点半学校”是不是可以变成全日制呢？还有“4点半学校”是不是也可以从成熟社区发展到城中村，发展到城乡结合部呢？毕竟，相对城市社区来说，那里的家庭生活压力更大，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