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 沈联涛 | 文

　　传统理论范式既不能解释，也不能很好地预测当前的经济和生态体系。一种新范式的演化或兴起，应该来自东西方思潮的融合

　　今年暑假，我终于读完了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书的名字是他对文明史的归纳和总结。在他看来，尽管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和学术思潮一直是西方主导潮流，但如今潮流正在转向东方。他还进一步告诫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科技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要忘记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智慧根源。

　　在季先生看来，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时而漫溢，时而浅狭，却从未枯竭。原因是总有新水注入，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源自印度，一次源自西方。

　　季先生并不认为文化是静态的，而是相信，每种文化在保留自己原有特征的同时，也在相互借鉴。人类自从有历史的那一天开始，就是文化交流的历史。

　　季先生将世界各地区文化分为四大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包括日本文化)、印度文化体系、中东文化体系(包括埃及、巴比伦、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包括希腊、罗马和近现代欧美文化)。前三者可以统称为东方文化。这样世界文化体系就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后者自17世纪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根本差别在于思维模式。东方文化强调综合，西方文化则强调分析。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与普遍联系；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

　　在东方思维框架里，如何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呢？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者们试图单纯通过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来解决日益显著的环境问题。但是，季先生认为，为了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必须采用东方那种系统综合的“天人合一”思想。季先生重新激发了关于如何在中国文化传统框架内，实现环境可持续与经济发展有机整合的辩论。

　　近年来，我日渐支持对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问题进行系统思考。金融问题与生态问题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两者都是来自对地球有限资源的过度消费，而金融杠杆又为这种过度消费提供了融资。

　　当前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仍然使用20世纪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和概念，来探索21世纪问题的解决之道。对全球治理与市场这样的系统问题，采用局部性的分析方法，显然是要失败的。

　　目前主流的逻辑性、线性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是有偏差的，特别是在思考整个体系问题之时越发如此。各个局部分析的加总往往会形成合成谬误。当前的全球经济和生态系统是动态变化、相互依赖的，具有复杂的联系和反馈机制，而且受到价值观和激励机制的影响。传统理论范式既不能解释，也不能很好地预测当前的经济和生态体系。

　　传统范式的最大盲点，在于假定人类通过科学完全可以战胜自然。如果不能认识到人类和自然的互相依赖，那么对自然资源的胡乱开采最终必然会伤害到人类自身，毕竟自然是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

　　认为市场价格是资源配置最佳工具的传统观念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计算水、化石能源等自然资源耗竭的成本，没有考虑污染、气候变暖等隐性成本，以及影响价格形成的不完美信息和投机因素，当前的市场价格很难是正确的。

　　生命在于变迁，而变迁源自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发展的新范式是必要的。在我看来，不管是河东还是河西，不同来源的水流在大海里汇合后，终将形成新的水流。一种新范式的演化或兴起，应该来自东西方思潮的融合。《易经》强调变化来自相反两极的汇流和竞争。从不同的、相互竞争的视角，总是能够演化出新的思维。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