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黑幼儿园死灰复燃 学前教育供需瓶颈求解

　　王峰

　　北京市对黑幼儿园的取缔过去三四个月后，一些黑幼儿园开始死灰复燃。

　　在该市南郊大兴区德茂庄的一片平房区，一名三轮车夫将记者轻松载到了一家仍在营业的黑幼儿园。

　　这名三轮车夫告诉记者，就在几天前，他带着一个四处寻找“便宜”幼儿园的母亲来到了这里，后者承受不了每年万元的合格民办幼儿园的收费。

　　大兴区是北京市乃至国内黑幼儿园现状的缩影。卫生、安全状况欠佳的无证幼儿园以其低廉的收费接纳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虽频发的安全事故时刻危及这些孩子，但公立幼儿园的身份高墙和合格民办园高昂收费，又使得他们不得不与黑幼儿园为伴。

　　突出的“入园难”问题，被形象地概括为：“公办园俏、民办园贵、黑户园乱。”

　　采访中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加强政府对各类幼儿园的学前教育投入、降低幼儿园办学门槛，规范幼儿园管理，乃至将幼教纳入义务教育。

　　当中的深义是，通过增加政府投入，打破公立幼儿园不彻底的“双轨制”改革。这意味着，真正降低公立幼儿园和合格民办园的门槛，将正式生和外来生一视同仁，取缔缺乏监管的高额赞助费。

　　民办幼儿园之困

　　在德茂庄，一扇紧闭的铁门之后，100多个孩子仍在其中嬉戏。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一天也没停过”。

　　这是一家明显不合格的幼儿园，30多名3岁左右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教室的后面就是尿桶。一间20多平米的睡眠室里摆满了双层小床，这名负责人说，“如果睡不下，剩下的人还可以到大教室里去睡”。

　　采访中有业内人士承认，由于成本核算等问题，类似幼儿园确实存在不少卫生和安全隐患。

　　今年3月14日，正在丰台区的清理行动进行之时，丰台区一辆黑幼儿园超载校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

　　因着这些事故，不少业内人士对政府的整顿表示理解，也盼望收编整顿。但更多地，他们在抱怨政策天花板。

　　“如果能通过审批，谁愿意去开黑幼儿园呢？”李萍（化名）说，她在今年开过一段时间的幼儿园，但很快退出。

　　“我一开始就没想过到教委注册，因为条件肯定不达标”，李萍说。她的幼儿园最终注册成了一家教育

　　咨询公司，成为目前黑幼儿园最普遍的形式。

　　今年 5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举办小规模幼儿园暂行规定》也没能改变民办幼儿园的高门槛。李萍告诉记者，在北京市一个教育事业发达的区，就没有按照《暂行规定》审批，“他们自称担心政策会变”。

　　《暂行规定》要求建园的注册资金不低于50万元，但在北京市西城区，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申办一所民办幼儿园的注册资金标准仍是200万元。直到现在，西城区只有3所在教委注册的民办幼儿园，其中一所还是原中央部委下属改制的幼儿园。

　　“对幼儿园的标准不应由教育主管部门规定，而应交给更了解情况的专业机构和行业协会制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幼儿园最重要的是师生比、安全卫生条件，设置一个注册资金门槛干嘛？”

　　场地等限制性条件也是难题。

　　“北京的小型幼儿园越来越难办了”，李萍说。《暂行规定》里要求幼儿园是租赁场地的，租赁期应不少于3年。“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哪个房东会愿意一租3年呢？”李萍说。

　　大型幼儿园同样不容乐观。一名在北京市某中心城区教委负责民办幼儿园审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办一所大型幼儿园，前期费用至少需要300万，而且经过3年才能实现盈亏平衡。教学还要有特色，否则家长马上转园了”。

　　部分转园家长对收费并不敏感。但是更多的家长不是这样，“在朝阳区，好的私立园每月收费动辄四五千元，双语幼儿园上万元，根本负担不起”，一名家长说。

　　政府幼教管理的不完善，让一些条件较好的私立幼儿园价格高企。上述负责审批的教委工作人员介绍，尽管登记的民办幼儿园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但被允许盈利，如其所在区“要求幼儿园将盈利的25%留作教育发展经费，且收入只能用作发展教育事业”，但对其余的盈利未作规定。

　　一些“合法”的民办幼儿园令人趋之若鹜。在丰台区，一所占地3层楼的民办幼儿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今年已经不招收2008年8月3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了。“我们的小班规模是每个班25个孩子，教委允许我们招到30人，可现在也已经满了。”

　　记者根据《北京教育年鉴》统计，2009年北京市总共只有304所民办幼儿园，这与媒体报道的过千所黑幼儿园的数量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黑幼儿园数量，从侧面佐证幼教的旺盛需求。

　　北京黑幼儿园死灰复燃 学前教育供需瓶颈求解

　　幼教需求待解

　　需求虽然增长，供应却一直在减少。

　　不只合规的民办幼儿园数量少，北京市幼儿园的总量也在逐年减少。

　　本报了解到，从2006年至2009年，北京市登记在案的幼儿园数量从1361家减少到了1253家。全国也是如此， 199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8.73万所，2009年则是13.82万所。

　　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市幼儿园教学班的数量从2006年的8051个增长到了2009年的9036个。

　　“幼儿园数量减少与教育主管部门追求规模化办学的形象工程有关”，熊丙奇说，“这在整个教育行业都是如此，比如有些地方出现了学生过万人的超级中学，但这并不利于学校管理和教学特色的形成”。

　　“超级幼儿园”解决不了“入园难”问题。2009年，北京户籍的学龄前儿童就有41.04万，而当年的入托幼儿只有24.7778万，其中外省市幼儿只有6.0311万。

　　而据来自2010年前的预测数据，人口增长高峰的峰值将在2011年前后出现，新生儿数量将达到每年2011万人。

　　这些孩子怎么办？教育资源稀缺的根本原因，被归咎于政府投入不足。

　　自1997年至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情况显示，投向幼儿园的教育经费占全国总教育经费的比例保持在1.3%左右。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孙志军介绍，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经费没有单项列支，一直包含在中小学教育预算之中，总体水平很低。解决办法是，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至少也要纳入一年，以此强制地方政府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熊丙奇说。

　　“政府应该为各种类型的幼儿园提供扶持手段和投入”，熊丙奇说，“教育部不是公立学校的教育部，而是全民的教育部”。

　　体制症结

　　下一步，纾解幼教之道，聚焦到推进幼儿园体制改革上。

　　回溯历史， 从建国初，我国学前教育一直是两条腿走路，即国家办园和社会力量办园两相结合，后者指的是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

　　199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开始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很多企业园被推向社会，机关园被逐渐断奶。1996年，北京市工业企业开始撤销自办园所，向市场步伐迈进；但这一年北京仍有各类幼儿园3099所，数量远超现在。

　　2001年，北京市教委出台《幼儿园办园体制改革办法》，实行部分学前教育体制改革，要求逐步实行按成本收费、明码标价，家长可根据自身经济承受能力选择幼儿园。

　　但直到如今，这一改革仍未完成。记者根据《北京教育年鉴2010年卷》统计发现，北京市登记在案的幼儿园种类多达10种以上，“这些多是在以往各个单位为工作人员办福利的基础上办起来的，现在多数企业和机关单位办的幼儿园没了，但福利性质的幼儿园仍然还有一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说。

　　学者介绍，北京市目前登记在案的幼儿园分为四类：教育部门办园、集体部门办园、民办幼儿园、其他部门办园。

　　教育部门和机关办园属公立范畴；集体部门办园可细分为街道办园、部队办园、大学办园、科研机构办园等形式。

　　当中屡被诟病的是，由于幼儿园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公立或集体性质幼儿园普遍存在收费双轨制。

　　据了解，根据北京市教委和市财政局此前下发的文件，对一些公办幼儿园进行改制，允许改制幼儿园按成本收费，当时全北京仅批了8家。

　　“改制幼儿园多数是街道、事业单位办园，这些单位不愿意出钱投入到幼儿园，于是允许其按照办园成本收费”，袁连生说，“核心是改变收费标准”。

　　逐渐，这场改革波及到公立幼儿园。比如针对机关职工子女的六一幼儿园也纳入改革，改革后教育部门不再给六一幼儿园拨款，而按成本核算收费。

　　然而这种核算并不彻底，成为双轨制运行，这些幼儿园同样有一部分名额开放给社会，收取赞助费。

　　“的确公立幼儿园应该执行政府定价收费”，袁连生说，但北京市公立幼儿园收费标准仍参照10年前，最高每人每月230元，“这显然不能满足办学需要。而如果政府拨款不足，公立幼儿园就只能走收赞助费这条路”。

　　以北师大幼儿园为典型，“公立”名额接收校职工子女，每月大概只需500块钱（含饭费），相当便宜；还有部分名额开放给社会，价格不菲，以赞助费形式来弥补学校拨款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