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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商:脚踩权力财力两只船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09-02 15:50 来源: 《法人》

  苏商:脚踩权力、财力两只船

  苏商在行为上普遍低调,在处理财力与权力的冲突时,无一不先考虑权力,精忠报国、实业爱国也便成为苏商最爱戴的一顶帽子,或者说保护色。这坚持一久,逐渐成了一种文化

  徐志频

  客观地说,与浙江比较,江苏是最不可能产生商帮的省。

  历史寻根,江苏比浙江复杂。中原古徐国经过了夏、商、周三代,历时千余年,徐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徐文化,形成了淳朴的徐国民风。淮河流域的徐国史和长江流域的吴国史,共同组成了江苏地区的上古史,徐文化、吴文化和徐吴过渡地带的文化,共同组成了江苏地区的古文化。

  中国经济重心有一个南移过程,江苏时间很早。公元3-6世纪,南京成为中国南方经济文化中心;公元7-10世纪,全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所谓“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扬州成为南北要冲;公元14-17世纪中叶,苏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都会和文化中心,南京、苏州等地成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祥地。19世纪末叶,丝织、缫丝、纺织、面粉、采煤等近代工业,在无锡、南通、苏州、常州、徐州等地陆续兴起,苏州的丝织业,更是享有世界盛誉。

  苏商的独特土壤

  商帮的产生,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经济繁荣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前面我们已经知道,浙商产生,一是借海优势,一是文化沉淀,一是山地贫瘠。晋商、徽商就都是贫穷逼出来的,浙江多山地,浙人要活下去,活得好,最好从商。况浙江有那么深厚的工商业文化传统,与广东天生的市场意识可以媲美。

  江苏呢,实在是中国土地最肥的地方,它地处南北过渡,有广袤的平原,全省面积的70%以上,由苏南平原、苏中江淮平原、苏北黄淮平原组成。中国两大淡水湖分处江苏南北,运河纵贯东西,长江穿境而过。左宗棠当年做两江总督时就感叹,整个湖南加起来,土地之肥沃,物产量之多,抵不过苏松一县。

  这并不是夸张。我们从历史上去看,江苏1667年因清代江南省(明代南直隶)东西分置而建省,江宁府、苏州府各取首字,就成了江苏(这比浙江的名字从学问到来历都要高明得多)。江苏简称“苏”,这个字就像形象化的缩微地图,因为繁体字“苏”, 由草、鱼、水、禾四字组成,它等于告诉你,这里是鱼米之乡。 

  江苏人选择经商,首先还是因为具备地域条件。从地理文化角度来看,南有吴韵,北有汉风,江苏民风,柔悍交加;从地理优势来看,临海背陆,方便交流,易接受来自海外的新事物;从经济环境来看,这里远离中原,虽有战乱,终是承平多于战乱。

  就商帮形成的原因来看,苏商产生,一半是资本主义萌芽,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这有点类似赣商;而另一半则是因为地域靠海,可以发展海外贸易,这又跟浙商相同。比方洞庭商人沈万三致富原因,后世流传三种说法:垦殖说、分财说、通番说。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认同“通番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

  也因为上面这些条件跟原因,苏商的特点,介于赣商、浙商之间,有点像两者的混合新生物。

  正因为这一特点,苏商的发生地没有浙商那么广泛,它只萌芽于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

  衣食成为主要营商项目

  苏商在历史上叫洞庭商帮,洞庭商帮又叫“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  

  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吴县为名,而只是以洞庭东、西山的山名为名称的商帮,作为一个商帮,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形成。明代苏州小说家冯梦龙把这商帮最先写进了小说《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里: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两山”就是洞庭东山、洞庭西山,“钻天洞庭”就是洞庭商帮。与当时全国最有名气的徽商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一说,明代昆山的归有光这样形容:“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

  洞庭东、西山位于苏州市西南的吴县境内。东山为伸入太湖之半岛,即古胥母山。西山在太湖中,即古包山。现在分别为吴县市东山镇和西山镇。两镇面积分别为80平方公里和90平方公里,耕地果园不足10万亩,长期以来连设县的资格都没有。从地域来说,洞庭商帮是最小的;就实力而言,洞庭商帮却声名显赫。

  与“帮小名大”的奇特现象相对应,洞庭商人的活动地域、经营商品和活动方式与当时的很多商帮不太一样。

  东山商人专门经营江南盛产的棉布,将江南标布输向华北、西北、东北,运回江南需要的棉花、杂粮、梨枣、药材等,形成布则泛舟而鬻诸北,棉则泛舟而鬻诸南的流通格局;西山商人以江南的苏州为起点,活动场所在南京、汉口、长沙一带,江南的丝绸、棉布销向华中、华南大地,运回长江上中游的米粮。

  洞庭商人利用江南这种特有的经济格局,主要经营衣食这两大类商品。这两种商品,前一种商品的销售起点,就是后一种商品的销售终点;后一种商品的销售起点,又是前一种商品的销售终点。贩销这些商品,往返都是重载,经营效果比单程高出一倍,不但能够谋取到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而且能够谋取到较为稳当保险的商业利润。

  徽商暴发,源于贩盐,苏商起家,瞄上的是经营米粮和布帛。盐和边疆互市的商品,是朝廷专营或严加控制的商品,这导致徽商与官府必须走得很近;苏商做米粮和布帛的买卖,可以与专制政权保持了一定距离。这些商品不像能因朝廷的格外优惠获厚利而暴发,也容易因朝廷的百般勒索而骤落。这种经营之路,与赣商类似,是传统商帮最具典型性的普遍道路。

  走传统商帮之路的苏商,在历史的崎山岖岭中会有怎样的遭遇?这要看江苏的地域性格与它的周邻。

  脑海中浮现江苏的地图,它东边是黄海,北方依山东,西面靠安徽,南邻接浙江。山东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镇,江苏受这种地域环境的影响,历代文化名人多如牛毛,俨然传统文化重地。浙江与黄海带来的海外贸易风气,又让它的身上缭绕几丝工商业文明的气息。这种相互冲突又融合的特性,构成了苏商独特的命运。

  苏商虽然主动在保持距离,但不幸的是,从一开始它就被抛入了帝国的掌握之中,被权力把玩与吞吐,其中瓜葛与纠结,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知道,他就是沈万三。

  沈万三是一个缩影

  沈万三对后世苏商性格影响深远。

  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惟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前者是武力与权力无人能匹的开国皇帝,后者是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当他们狭路相逢,非得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就开场了。

  朱元璋打下中国后,准备建都南京,并决定扩建应天城,按气派的搞法来做。但由于战事频繁,开支浩大,口袋空空,根本没钱修城墙。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朱元璋开始惦记沈万三口袋里的银子。不怕皇帝忘记,就怕皇帝惦记。沈万三答应:自己负责修筑聚宝门至水西门一段城墙,还有廓房、街道、桥梁、水关和署邸。

  为了讨好皇帝,做好这个形象工程,沈万三请来一流的营造匠师,自己整天在工地上督促进度,检查质量。尽管一些“检校”常去工地制造事端,捞取油水,因为干得卖力,事必躬亲,沈万三依然比皇家修筑的城墙提前三天完成。

  沈万三高兴了,正想去朱元璋那里接受表扬呢,不想跪下汇报后表扬没受到,反讨来了一脸没趣,将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他怎么会想到,天下悠悠万事,唯皇帝面子为大,自己又好又快抢先完成,恰恰大驳了皇帝的面子。

  为了弥补这次的过失,沈万三又向朱元璋建议,打算以自己的百万两黄金,代替皇帝犒赏三军。这话一出口,马屁拍到了马蹄子,皇帝鲜红的面子等于被刷了一层黑漆,积挫折感成怨恨心,朱元璋终于龙颜大怒,他当场命令,把沈万三拖出去砍了。《周庄镇志》记载的现场是:“帝忍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好在皇后委婉求情,说像沈万三这样的祸星,老天爷自然会惩罚他啦,哪里用得着皇帝您老人家来动手呢?(后谏曰: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朱元璋这才怒气稍平,找了个台阶,做个顺水人情,饶了沈万三一条小命,改罚成把他的家产没收,将他本人发配充军云南边陲。(乃释秀,戌云南。)权力社会,皇帝永远是对的,如果不对,请参看“皇帝永远是对的”一条。正所谓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帮皇帝忙帮得自己倾家荡产,沈万三还得向朱元璋叩头谢恩。  

  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奇闻,因为之前从来没发生过。如果我们知道明朝是帝国全面加强中央集权的开始,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商人具备挑战中央集权的实力,两者狭路相逢,只是时间与运气的问题,沈万三又正好撞在这个节骨眼上,则我们又能理解:沈万三与朱元璋的离奇故事,就像历史早安排好了,只等着来发生。

  沈万三的教训,就像一个用墓碑做的指路牌,从此被当作权力社会下商人命运的反面教材,被后来者吸取,小心翼翼地避过。人们以前只知道,诸侯与皇帝权力之争,存在“功高震主”,所以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说,有功成身退之人;但人们哪里想到,富商财力与皇帝权力也会碰撞,也会“财高压主”,没有散财换命的先例,只能自己摸着路石骑马,摔死者用坟墓为后来者做警示牌。财力与权力打对抗赛,实践证明财力不堪一击,只一拳就被打成一包烟。

  朱元璋一记重拳,沈家这包烟,消散在转眼间。沈万三充军云南之际,他的第二个女婿余十舍也被流放潮州;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沈万三孙子沈至、沈庄(伯熙)又为田赋坐了牢,伯熙当年就死在牢中,后移葬于周庄杏村。这样一折腾,沈家基业,根本上被摇垮了。

  教训实在过于深刻,由此,江苏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域文化,以及沈万三这段独特的经历,在后世的洞庭商人中产生了决定方向性的影响,即他们在行为上普选低调,在处理财力与权力的冲突时,无一不先考虑权力,在权力的五指山里发挥财力,有点像螺蛳壳里做道场,精忠报国、实业爱国,成为洞庭商人最爱戴的一顶帽子,或者说保护色。这种坚持一久,逐渐又成了一种习惯性行为,或者说,一种文化。

  低调也能跟江苏文化的本质搭调。内陆水文化往往偏向于温柔、敦实、柔韧和低调,成为这种文化的主打色。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和上海强大的经济辐射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必然精打细算、长于管理。由此,苏商与浙商在企业家的类型、气质上,也开始产生分别。江苏多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而少有温州式的战略型和技术型企业家。民间流传一句俗话,“绍兴出师爷,苏州出管家”,是这种分别最形象的概括。

  与权力结下不解之缘,朝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方向发展,苏商的事业,与国家从此一直融在一起,和平年代,他们的实业目标,就是实业富国、实业爱国,混乱时代,他们的实业目标又换成实业救国。

  我们终于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也只有在苏商当中,它将权力社会与财力社会的需求,同时踏上,走出了一条奇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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