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商：脚踩权力财力两只船

　　苏商：脚踩权力、财力两只船

　　苏商在行为上普遍低调，在处理财力与权力的冲突时，无一不先考虑权力，精忠报国、实业爱国也便成为苏商最爱戴的一顶帽子，或者说保护色。这坚持一久，逐渐成了一种文化

　　徐志频

　　客观地说，与浙江比较，江苏是最不可能产生商帮的省。

　　历史寻根，江苏比浙江复杂。中原古徐国经过了夏、商、周三代，历时千余年，徐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徐文化，形成了淳朴的徐国民风。淮河流域的徐国史和长江流域的吴国史，共同组成了江苏地区的上古史，徐文化、吴文化和徐吴过渡地带的文化，共同组成了江苏地区的古文化。

　　中国经济重心有一个南移过程，江苏时间很早。公元3-6世纪，南京成为中国南方经济文化中心；公元7-10世纪，全国经济重心继续南移，所谓“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扬州成为南北要冲；公元14-17世纪中叶，苏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都会和文化中心，南京、苏州等地成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祥地。19世纪末叶，丝织、缫丝、纺织、面粉、采煤等近代工业，在无锡、南通、苏州、常州、徐州等地陆续兴起，苏州的丝织业，更是享有世界盛誉。

　　苏商的独特土壤

　　商帮的产生，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经济繁荣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前面我们已经知道，浙商产生，一是借海优势，一是文化沉淀，一是山地贫瘠。晋商、徽商就都是贫穷逼出来的，浙江多山地，浙人要活下去，活得好，最好从商。况浙江有那么深厚的工商业文化传统，与广东天生的市场意识可以媲美。

　　江苏呢，实在是中国土地最肥的地方，它地处南北过渡，有广袤的平原，全省面积的70%以上，由苏南平原、苏中江淮平原、苏北黄淮平原组成。中国两大淡水湖分处江苏南北，运河纵贯东西，长江穿境而过。左宗棠当年做两江总督时就感叹，整个湖南加起来，土地之肥沃，物产量之多，抵不过苏松一县。

　　这并不是夸张。我们从历史上去看，江苏1667年因清代江南省(明代南直隶)东西分置而建省，江宁府、苏州府各取首字，就成了江苏(这比浙江的名字从学问到来历都要高明得多)。江苏简称“苏”，这个字就像形象化的缩微地图，因为繁体字“苏”， 由草、鱼、水、禾四字组成，它等于告诉你，这里是鱼米之乡。 

　　江苏人选择经商，首先还是因为具备地域条件。从地理文化角度来看，南有吴韵，北有汉风，江苏民风，柔悍交加；从地理优势来看，临海背陆，方便交流，易接受来自海外的新事物；从经济环境来看，这里远离中原，虽有战乱，终是承平多于战乱。

　　就商帮形成的原因来看，苏商产生，一半是资本主义萌芽，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这有点类似赣商；而另一半则是因为地域靠海，可以发展海外贸易，这又跟浙商相同。比方洞庭商人沈万三致富原因，后世流传三种说法：垦殖说、分财说、通番说。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认同“通番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

　　也因为上面这些条件跟原因，苏商的特点，介于赣商、浙商之间，有点像两者的混合新生物。

　　正因为这一特点，苏商的发生地没有浙商那么广泛，它只萌芽于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

　　衣食成为主要营商项目

　　苏商在历史上叫洞庭商帮，洞庭商帮又叫“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  

　　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吴县为名，而只是以洞庭东、西山的山名为名称的商帮，作为一个商帮，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形成。明代苏州小说家冯梦龙把这商帮最先写进了小说《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里：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两山”就是洞庭东山、洞庭西山，“钻天洞庭”就是洞庭商帮。与当时全国最有名气的徽商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一说，明代昆山的归有光这样形容：“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

　　洞庭东、西山位于苏州市西南的吴县境内。东山为伸入太湖之半岛，即古胥母山。西山在太湖中，即古包山。现在分别为吴县市东山镇和西山镇。两镇面积分别为80平方公里和90平方公里，耕地果园不足10万亩，长期以来连设县的资格都没有。从地域来说，洞庭商帮是最小的；就实力而言，洞庭商帮却声名显赫。

　　与“帮小名大”的奇特现象相对应，洞庭商人的活动地域、经营商品和活动方式与当时的很多商帮不太一样。

　　东山商人专门经营江南盛产的棉布，将江南标布输向华北、西北、东北，运回江南需要的棉花、杂粮、梨枣、药材等，形成布则泛舟而鬻诸北，棉则泛舟而鬻诸南的流通格局；西山商人以江南的苏州为起点，活动场所在南京、汉口、长沙一带，江南的丝绸、棉布销向华中、华南大地，运回长江上中游的米粮。

　　洞庭商人利用江南这种特有的经济格局，主要经营衣食这两大类商品。这两种商品，前一种商品的销售起点，就是后一种商品的销售终点；后一种商品的销售起点，又是前一种商品的销售终点。贩销这些商品，往返都是重载，经营效果比单程高出一倍，不但能够谋取到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而且能够谋取到较为稳当保险的商业利润。

　　徽商暴发，源于贩盐，苏商起家，瞄上的是经营米粮和布帛。盐和边疆互市的商品，是朝廷专营或严加控制的商品，这导致徽商与官府必须走得很近；苏商做米粮和布帛的买卖，可以与专制政权保持了一定距离。这些商品不像能因朝廷的格外优惠获厚利而暴发，也容易因朝廷的百般勒索而骤落。这种经营之路，与赣商类似，是传统商帮最具典型性的普遍道路。

　　走传统商帮之路的苏商，在历史的崎山岖岭中会有怎样的遭遇？这要看江苏的地域性格与它的周邻。

　　脑海中浮现江苏的地图，它东边是黄海，北方依山东，西面靠安徽，南邻接浙江。山东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镇，江苏受这种地域环境的影响，历代文化名人多如牛毛，俨然传统文化重地。浙江与黄海带来的海外贸易风气，又让它的身上缭绕几丝工商业文明的气息。这种相互冲突又融合的特性，构成了苏商独特的命运。

　　苏商虽然主动在保持距离，但不幸的是，从一开始它就被抛入了帝国的掌握之中，被权力把玩与吞吐，其中瓜葛与纠结，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们知道，他就是沈万三。

　　沈万三是一个缩影

　　沈万三对后世苏商性格影响深远。

　　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惟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前者是武力与权力无人能匹的开国皇帝，后者是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当他们狭路相逢，非得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就开场了。

　　朱元璋打下中国后，准备建都南京，并决定扩建应天城，按气派的搞法来做。但由于战事频繁，开支浩大，口袋空空，根本没钱修城墙。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朱元璋开始惦记沈万三口袋里的银子。不怕皇帝忘记，就怕皇帝惦记。沈万三答应：自己负责修筑聚宝门至水西门一段城墙，还有廓房、街道、桥梁、水关和署邸。

　　为了讨好皇帝，做好这个形象工程，沈万三请来一流的营造匠师，自己整天在工地上督促进度，检查质量。尽管一些“检校”常去工地制造事端，捞取油水，因为干得卖力，事必躬亲，沈万三依然比皇家修筑的城墙提前三天完成。

　　沈万三高兴了，正想去朱元璋那里接受表扬呢，不想跪下汇报后表扬没受到，反讨来了一脸没趣，将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他怎么会想到，天下悠悠万事，唯皇帝面子为大，自己又好又快抢先完成，恰恰大驳了皇帝的面子。

　　为了弥补这次的过失，沈万三又向朱元璋建议，打算以自己的百万两黄金，代替皇帝犒赏三军。这话一出口，马屁拍到了马蹄子，皇帝鲜红的面子等于被刷了一层黑漆，积挫折感成怨恨心，朱元璋终于龙颜大怒，他当场命令，把沈万三拖出去砍了。《周庄镇志》记载的现场是：“帝忍曰：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好在皇后委婉求情，说像沈万三这样的祸星，老天爷自然会惩罚他啦，哪里用得着皇帝您老人家来动手呢？(后谏曰：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朱元璋这才怒气稍平，找了个台阶，做个顺水人情，饶了沈万三一条小命，改罚成把他的家产没收，将他本人发配充军云南边陲。(乃释秀，戌云南。)权力社会，皇帝永远是对的，如果不对，请参看“皇帝永远是对的”一条。正所谓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帮皇帝忙帮得自己倾家荡产，沈万三还得向朱元璋叩头谢恩。  

　　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奇闻，因为之前从来没发生过。如果我们知道明朝是帝国全面加强中央集权的开始，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商人具备挑战中央集权的实力，两者狭路相逢，只是时间与运气的问题，沈万三又正好撞在这个节骨眼上，则我们又能理解：沈万三与朱元璋的离奇故事，就像历史早安排好了，只等着来发生。

　　沈万三的教训，就像一个用墓碑做的指路牌，从此被当作权力社会下商人命运的反面教材，被后来者吸取，小心翼翼地避过。人们以前只知道，诸侯与皇帝权力之争，存在“功高震主”，所以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说，有功成身退之人；但人们哪里想到，富商财力与皇帝权力也会碰撞，也会“财高压主”，没有散财换命的先例，只能自己摸着路石骑马，摔死者用坟墓为后来者做警示牌。财力与权力打对抗赛，实践证明财力不堪一击，只一拳就被打成一包烟。

　　朱元璋一记重拳，沈家这包烟，消散在转眼间。沈万三充军云南之际，他的第二个女婿余十舍也被流放潮州；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沈万三孙子沈至、沈庄(伯熙)又为田赋坐了牢，伯熙当年就死在牢中，后移葬于周庄杏村。这样一折腾，沈家基业，根本上被摇垮了。

　　教训实在过于深刻，由此，江苏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域文化，以及沈万三这段独特的经历，在后世的洞庭商人中产生了决定方向性的影响，即他们在行为上普选低调，在处理财力与权力的冲突时，无一不先考虑权力，在权力的五指山里发挥财力，有点像螺蛳壳里做道场，精忠报国、实业爱国，成为洞庭商人最爱戴的一顶帽子，或者说保护色。这种坚持一久，逐渐又成了一种习惯性行为，或者说，一种文化。

　　低调也能跟江苏文化的本质搭调。内陆水文化往往偏向于温柔、敦实、柔韧和低调，成为这种文化的主打色。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和上海强大的经济辐射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必然精打细算、长于管理。由此，苏商与浙商在企业家的类型、气质上，也开始产生分别。江苏多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而少有温州式的战略型和技术型企业家。民间流传一句俗话，“绍兴出师爷，苏州出管家”，是这种分别最形象的概括。

　　与权力结下不解之缘，朝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方向发展，苏商的事业，与国家从此一直融在一起，和平年代，他们的实业目标，就是实业富国、实业爱国，混乱时代，他们的实业目标又换成实业救国。

　　我们终于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也只有在苏商当中，它将权力社会与财力社会的需求，同时踏上，走出了一条奇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