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剑峰：未来有可能出现恶性循环

　　欧美日主权债务再评级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自从标普下调美债评级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在动荡不安中呈现出一连串不祥征兆，欧洲大有被债务风险席卷之势，日本则刚刚被穆迪下调债务评级。凡此种种，国际社会除了必须对之高度警醒，也需厘清三者欠债本质的不同，更需重新冷静审视发达经济体国家政府几乎全部高负债的严峻现实，以充分估计到猛烈爆发全球性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而关于危机的求解之道，曾担任IMF总裁的华特文提议外部求解。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峰则提出，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在保障供给方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引导现金流在全球的合理流动，这对于资金供需双方都有好处。但他同时认为，通过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来为欧美减负，这些看起来会带来双赢或多赢格局的想法短期内却注定面临重重阻力。

　　那么，现实的出路究竟是什么？8月31日，《华夏时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殷剑峰先生。

　　债务重负不断累积

　　《华夏时报》：从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的政府欠债情况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主要发达经济体有无可能集中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殷剑峰：三大经济体主权债务发生根源有差异，但却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一方面负债率比较高，债务占GDP的比重日本最高，为200%；欧元区是分散的主权国家，各国情况不一；美国的债务率是100%。另一方面失业率较高。美国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在欧洲，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问题；日本则是面临长期性问题。

　　解决债务问题，就需削减政府开支，这意味着失业率将继续上升(至少目前的高失业率无法下降)，经济增速缓慢，政府收入也增速缓慢或减少，反过来又会导致政府债务的累积。

　　从2008年雷曼倒闭之后直到去年，之所以欧美日(主要是欧美、日本所面临的是长期性问题)特别是美国，没有出现大萧条那样的严重问题，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掩盖了很多问题。但现在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通胀在上升。原先这种通胀主要体现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扩张的货币主要进入了大宗商品市场，推动了原材料，特别是粮食产品价格的上升。在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其消费的主要构成是粮食等初级产品，这些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让新兴市场国家最先体会到了通胀的压力，所以包括中国、印度等，都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

　　但现在，有迹象表明，通胀正在从大宗商品向所谓的核心通胀(扣除石油、粮食等附加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率)转移。美国最明显，其核心通胀率已经达到1.8%。所以，刺激的货币政策在未来有可能受到高通胀压力的限制。

　　政府可以利用短期的宏观调控工具无非就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果前期起作用的货币政策因为通胀而无法继续发挥作用，意味着后期需要依赖财政政策，而财政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债务负担比较重，所以未来有可能出现我们一开始所谈到的那种恶性循环。但最终结果究竟会怎样，会否集中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很难预料。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问题，所以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

　　负债根源各不相同

　　《华夏时报》：为何发达经济体国家政府几乎都有很高的债务负担，根源何在？三者对比，分别有何不同特征？

　　殷剑峰：政府欠债是很自然的现象，但发达经济体国家政府几乎都有很高债务负担的现象，是本次金融危机之后才出现的现象(除了日本)。

　　美国在近30年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实体经济逐渐削弱，缺乏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收入分配状况日益恶化，中低阶层收入不断减少，而美国又是一个依靠消费支撑的经济体，创新的金融产品，导致居民负债消费。这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爆发之后，所有救助措施的共同本质，是将私人金融部门的欠债，向政府部门转移，这是美国形成政府高负债率的一个根本原因。另一个根本原因，是美国军事开支太大，反映了美国在全球承担了过多的或过度的管理责任。

　　欧洲的高负债率主要发生在边缘国家。欧元区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德法是核心。德法之外，是意大利、西班牙等二级经济体。其后是希腊、爱尔兰等小国。在由许多主权国家按这样一个层级结构所形成的货币体系中，德国是一个自我导向型经济体，出口主要面向其外围国家，因此德国不能通过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服务拉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美国则是通过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服务拉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过去20年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确实处于核心主导的地位，这也是美元能成为核心货币的一个关键因素。

　　欧元区总体上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发行经济体，必然需要对外表现出经常项目的赤字，否则，其货币难以出去。这个赤字，来源于欧元区经济体内部的吸收，即该经济体内部的消费和投资等。德国的自我导向型经济体性质，决定了其难以提供这样的消费和投资市场，因此只能依靠外围国家包括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经济体来提供。但这些国家本身长期存在就业问题，因此只能依靠负债去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和拉动经济增长。这些国家的实际负债率在危机爆发前都被掩盖了，因为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能够获知一个国家政府非常详细的资产负债表。

　　欧元区依靠负债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危机之后突然爆发严重问题，而为了救助经济，这些国家只能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欧元区是统一的)。这是欧元区形成政府高负债率的一个主要原因。

　　日本的情形比较特殊。日本经济在1990年泡沫危机爆发之后一直很萧条，到1993年、1994年才开始有所好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不行了。其根源还在于日本自身的经济结构存在问题。日本也是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全球经济增长时，日本经济就增长，反之就衰落，内需起不来。日本经济主要依靠少数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不发达，所以就业上不去。其次，从其金融体系来看，1990年泡沫危机爆发让日本整个养老体系损失巨大，欠债难还，而日本人口又在迅速老龄化。

　　由此可见，三大经济体政府高负债率的根源都不一样。

　　《华夏时报》：将欧美日主权债务再评级，您会给予什么结论？欧债比美债更棘手？

　　殷剑峰：日本的主权债务是个长期性问题。与欧美相比，欧洲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欧洲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这对于一个发行统一货币的经济体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救助重组推高通胀

　　《华夏时报》：求解之路何在？

　　殷剑峰：目前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反映了经济结构出现的问题，而短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解决不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比如在布雷登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曾经也面临严重的问题，后来之所以能够重新振兴，是因为里根总统任职期间推动的改革。但这次改革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金融业的过度自由化和过度膨胀。从大萧条我们已可看到，美国能走出大萧条，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动的改革密不可分。今天美国所形成的整个经济管理体系、金融体系、养老体系的格局，都是当年罗斯福总统确定的基调。因此，要走出危机，必须改革。

　　《华夏时报》：欧美日主权债务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和对于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造成的影响分别有何不同？

　　殷剑峰：由于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不断减少，特别是由于日本是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所以日本的问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但欧美特别是美国，是吸收全球产品服务的一个最重要经济体，如果美国出现债务增长、失业上升的恶劣循环，对于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欧元区也同样如此。对中国来说，欧美是两大出口地，而中国对欧出口在2007年已超过美国。所以，这两大经济体出现问题，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一个直接的问题是经济增长不能再依靠出口了，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得不转向以内需为主导的格局。

　　《华夏时报》：救助和重组的过程中所导致的全球流动性过剩会有多么严重的状况？

　　殷剑峰：救助和重组以美国为典型。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所谓的量化宽松，实际就是发钞购买困难金融机构的债务。这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如果仅仅从量化宽松发生的基础货币来看，似乎不是很多，但它使得那些本来应该被消灭的流动性，依然能够呈现在市场上兴风作浪。

　　对此有人不很理解，我曾举例加以说明：比方说有一个银行家、一个企业家、一个矿主等三个当事人。矿主欺骗企业家说，自己发现了一个金矿，并打算将金矿以100万美元出售。于是企业家向银行家借贷了100万美元，买下金矿。矿主将获得的100万美元存入银行，此时银行资产上出现了100万美元贷款，负债方出现了100万美元存款。这样，凭空出现了如此的流动性。后来企业家发现了金矿是假的，一文不值。

　　在此情形下，1929年大萧条时是怎么做的呢？是企业家宣布破产，这样，银行的100万美元贷款没了，银行家也宣布破产，因为他还不起那100万美元的存款。而矿主则一分钱也没有。原先被虚假创造出来的并无实体经济支撑的流动性，被消灭了。

　　这次金融危机时是怎么做的呢？企业家要宣布破产，银行要倒闭，此时美联储出来将企业家欠银行的100万美元贷款的烂帐购买，暂时放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这样，银行被救活了，矿主的100万美元存款还在，而本来这100万存款是不应存在的。此时矿主可以拿这100万美元去炒黄金炒石油炒粮食。这就是1929年大萧条和本次金融危机处理方式的差异。

　　1929年的那种处理方式，其负面效果是，银行一破产，会导致整个经济体出现崩溃式瓦解，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但其好处在于，原先不该存在的那些流动性，那些虚假的财富，被消灭掉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好处是避免了经济的崩溃和失业率的严重上升；坏处在于，让流动性依然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救助的后果，就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继续高涨，以及热钱在全球的到处流动。但其程度究竟将有多严重，这很难预料，很难计算出一个量化指标。

　　短期已无有效办法

　　《华夏时报》：曾担任IMF总裁的华特文提议外部求解，您也认为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好的机制，在保障供给方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引导现金流在全球的合理流动，这对于资金供需双方都有好处。您同时认为通过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来为欧美减负，这些看起来会带来双赢或多赢格局的想法短期内却注定面临重重阻力。那么，现实的出路究竟是什么？

　　坦率地说，短期内并无一个有效办法，只能是逐步解决。

　　中国只能通过自身的改革，在保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逐渐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以及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虽然我在《金融时报》上提出的观点中应和了华特文的提议，但实际上做起来却很困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布雷登体系的建立，是靠战争赢得的，没有二战的胜利，美国恐怕很难号召全球几十个国家共同商讨建立这样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的体制。今天同样如此。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布雷登体系崩溃之前的历史上所有的国际货币体系都不一样。历史上虽然各国都有自己发行的货币，但实际上全球都有统一的货币即黄金或白银。所以1971年布雷登体系崩溃之前的世界，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在统一货币的背景下，形成的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当然中间有放弃金本位等等插曲。

　　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一个信用本位制体系下的全球化货币体系。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都没有统一的发行准备，都没有盯住黄金或白银。因此，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简单地参照过去的时代，估计不太现实。我个人认为，在信用本位之下，国际货币体系要想稳定，应该有多个储备货币发行国，并且各个储备发行体之间地位相当。很简单，信用本位制下，储备货币发行国要承担的一个责任，就是为全球提供金融总需求。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问题是，基本上只有美国一国在这么做，美国由此换来美元的霸权地位和自身的霸权地位。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有多个国家共同构成国际核心货币的发行国集团。比如有美元、人民币、欧元等。这几个货币之间，使用浮动汇率(其好处是可以体现竞争原则，发行国经济若不行了，其货币就贬值，地位就下降)，其他国家可以采用盯住一个或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体制。未来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模式。

　　现在的问题在于核心货币发行国集团是美国独大，欧元区有严重的债务问题，日元早就淡出了，人民币还没起来。所以，中国现在不需着急，也没必要去参加什么特别提款权的改革、IMF的改革等，而只需将自己做强做大，尤其是通过内部的金融改革推动自身金融力量的增长，支撑人民币成为一个储备货币。一旦人民币成为一个储备货币，与美元、欧元能够三分天下，我相信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就会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