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自辩： 当时青基会不违规投资，我早已死无葬身之地

　　“我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

　　南方周末：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投资？

　　徐永光：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实质上要求基金会零成本运作，但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是机构人员要吃饭，其次只要做事就会有成本。从保值和增值的角度看，任何时候把钱放在银行里都只有缩水，而且当时通胀压力非常巨大，我们也不得不进行投资。

　　现在好像一提到基金会进行投资，就会觉得是“挪用了善款”，但其实在国际上，基金会进行保值增值是常规。国际上保值增值的原则有两条，第一是关注的原则，就是我不可能把钱放在银行里缩水，那是不负责任的，第二是审慎的原则，不可以乱投资。

　　南方周末：那为什么坚持一定要自己进行投资？1995年人民银行总行规定基金会投资要委托金融机构，这条规定你当时是违反的。

　　徐永光：1990年代是经济大发展时期，投资环境也很混乱。很多其他基金会后来都遭遇到资金收不回来的情况。这么说吧，如果我当初把钱给了这些金融机构，今天我徐永光早已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规我觉得违得好！

　　1990年代，国家要求信托公司脱离银行，原来他们还有银行背景，资金链条断了会由银行给他们输血。一脱离，绝大多数信托投资公司只好拼命找项目圈钱填窟窿。我给你一个数字，你就明白——1992到1998年信托公司有339家，到1999年国家对信托公司推倒重来的时候，只存下来59家。所以面对1995年这样的通知，后来我们向人行提出要求——你们来推荐我给谁，你不推荐我就不给。

　　

　　当年的“大眼睛”女孩已长大成人，而希望工程那段公案依然还在尘封之中。 （解海龙/图）

　　南方周末：但是举报材料中显示，你的很多投资项目血本无归。

　　徐永光：我用青基会1亿多的投资，到今天为止换来的是2亿多的收益，从结果上现在可以给大家一个交待。

　　2003年的审计报告提到，从1989年到2002年累计增值净收益6867万，也就是说到2002年底的时候，资产管理净增值6700多万。其中项目投资的净收益是3751万，主要来自投资和调汇。2002年的风波之后，青基会陆续收回长期投资项目，这部分净收入1200多万。

　　现在青基会最新财务数据，到2010年，我们的长期投资还剩2800多万。这中间包括两个上市公司的股权，一个叫北京嘉事堂药业，一个是北京银行。这两个公司的价值，嘉事堂是1414.5万股，净收益市值大约是1.6529亿，目前已经过了解禁期。北京银行市值约892万，这两家上市公司加起来就有1.7亿。再加上前面的部分，收益已经超过两亿。

　　南方周末：既然保值增值是合理的，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希望工程还要刻意对公众隐瞒投资信息？

　　徐永光：当时人们对希望工程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你是拿希望工程的捐款去投资，赚了是应该的，赔了你就是犯罪。当时人们不允许希望工程投资有亏损，人们情感上不能接受。

　　希望工程投资失误的事情要张扬出去的话，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损失。对希望工程来讲，这是很难承受的，只好在财务上进行一些“平账”处理。

　　比如北海四维这个项目太惨了，怎么办，只好用深圳新产业来收购，深圳新产业我们投了一千万，占股10%。我们和新产业讨论能不能用新产业的分红来补北海四维的亏空。这样操作当然不规范，但是整个合同协议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也不是说是骗人的东西。过个几年下来，我的亏损都由你的盈利把我补平了。所谓“包装”讲的就是这个。严密地说这样的财务处理是违规。

　　南方周末：但是按甘肃省青基会前秘书长苏宪华的说法，你四处投资的行为当时已经掏空希望工程账户，影响了对孩子们的正常救助。这也是方进玉撰文批评你的原因之一。

　　徐永光：投资不能造成基金会支付困难，这是底线，如果我把这个底线突破了，那就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违规。偶尔会有资金紧张，但是我也能够拿钱来，一定要补上，这个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攻击我的人如果能举出一个真实的拿不出钱的案例，我就服气。

　　南方周末：你能据此认为这样的质疑就是恶意攻击吗？这样投资的方式真的没问题吗？

　　徐永光：我确实要承认，这样一种投资策略在流动性上有时候会有一些紧张，在当时的环境下面我们投资冲动太大。我在考虑资金效率和充足现金的问题上，过多地考虑了资金效率。但如果按照另外一种理论，这些都是捐款，你都不应该动，你都不应该流动，我认为那就是一种浪费。

　　南方周末：那如何看2001年假信事件？

　　徐永光：管理失误的概率总是存在的。我一直讲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我只有两条路，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到今天为止，对徐永光来讲，依然没有第三条路！

　　在当时的情况下，公众的热情让我们停不下脚步，但是我知道它的风险。救助一名失学儿童，从考察到资助到反馈，需要两千多道程序，救助一百万的失学儿童，工作流程就有两千多万道。而人们对希望工程的要求是万无一失。即使以万分之一的概论算，两千多万道程序的失误也是两千个。

　　南方周末：在财务管理方面，方进玉文章中一项重要指控是动用630万元给职工买房。

　　徐永光：我让员工安居乐业有什么错？我没有拿一分钱捐款，还通过投资收益解决了员工的福利。我认为做公益的人就不要有家庭生活了，做公益慈善的人就要去喝西北风了，那这样谁来做公益呢？投资收益的钱按照现在的财务制度叫作非限定性资产，我用于工资、福利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南方周末：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青基会的审计报告最终为何未公开？

　　徐永光：那次审计是非常深入细致严格的，无论捐赠项目资金流向还是投资项目资金流向，都进行了追踪。纪检部门进行了两轮核查，因为有两次举报信。

　　临结案前，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所有问题都已查清了，没有事。但在查阅财务发票时发现了一个新问题，你有一张属于家里装修的发票在青基会报销。当时我很惊讶，让办公室查清是怎么回事。办公室拿出了报销依据：根据北京市公房管理条例规定，公房房屋结构改造，费用由房屋所有权人支付。我在装修房屋时拆除了厨房，属于公房结构改造，这笔费用按规定应由单位报销。这是发现的唯一的个人“假公济私”的问题。

　　南方周末：这么说那次质疑风波之后你算是全身而退？

　　徐永光：信托法起草人之一，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小明2002年曾经说过三个前提条件，只要青基会在这三个前提条件下立得住脚，它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其中第三点就是：管理层是自律的、没有败德行为。我徐永光永光要做到什么样子？我曾经跟财务的工作人员说过，你们休想在我身上捞一根稻草，我没有道德上的问题，我的个人所得税一分都不能少交，不能给你们留下话柄！

　　从我个人讲，我1980年是副处级干部，1986年是正局级，我如果继续走仕途差不到哪里去。我离开团中央也不是犯错误，我是88年5月决定的，不是第二年。牟利谋财有的是路，我干嘛要在公益的路上给自己牟利啊？

　　南方周末：你个人对这份审计报告持什么态度？

　　徐永光：当时我建议公布这份报告，是因为即便在财务处理上有些不规范的地方，但毕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瑕疵。

　　但是审计报告是否公开，并不属于中国青基会的职权范围。

　　还有，当时审计所遵循的准则，完全是传统的一些规章制度。基金会到2005年才有一个《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可以遵循，以前套用的是《国家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这好比我是一个男人，你让我穿女人的衣服，结果穿得不合身，挣脱了线缝，就说你违规。所以，如果把这些公布出去，也许对希望工程会造成很大伤害。上一页1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