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评级在置疑中赶路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揭露”，评级机构诞生之初，市场研究机构立足于向投资者售卖研究报告和市场评估意见；后来开始“变味”，沦为受雇于发债方、为债券提供“信用公证”的服务商。

　　□ 本报记者 韩馨仪

　　评级机构这个专业机构进入更多国人的视野，还是8月初那次股市惨绿的时候。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在8月5日破天荒地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高的AAA级下调为AA+，评级展望为负面。这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首次遭“降级”，因此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地震”。

　　几乎同一时间，由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引起的风波又炒热了国内评级机构的社会关注度。风波过后，更多地思考投向中国式评级机构的出路，在生存和威信面前，评级机构面临着比评级还要艰难的选择。

　　出手大方的评级机构

　　AAA级是信用评级的最高等级，正是一次“满分”的打出，让大公国际一夜“成名”。

　　8月初，大公国际授予中国铁道部主体长期信用级别为AAA级。彼时，铁道系统正在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其偿债能力也颇受质疑。而大公国际此前在中国首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大公2010五十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中，评定的中国本外币信用评级只有AA＋。

　　铁道部的信用竟然超过了国家信用？不仅如此，记者从大公国际官方网站查证，包括铁道部在内，其在一年之内给出了156个“AAA”评级。AAA意味着几乎没有还债风险，因此融资成本最为低廉。究竟是评级对象都毫无风险还是评级机构出手太过大方？

　　“在国外，机构投资只是依靠评级机构提供的评级报告作出是否投资的判断，但在中国，你不能完全信任评级报告。”一位曾经的业内人士告诉相关媒体。

　　此后，大公国际公开回应了外界对其铁道部评级的质疑，据大公国际的国家风险部总经理陆思南解释，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对铁道部发债的信用评级是在不同范围内作出的结论。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A＋是针对国际评级系统而言，是将中国放到世界范围内针对其他国家而作出的评级。大公国际没有权利对中国政府作出在本国范围内的评级，如果允许大公国际在本国范围内对中国政府作出评级，那么一定会是AAA级。而铁道部发债的AAA级信用评级只在国内范围适用，如果铁道部到国外市场融资，那么评级一定低于AA＋。

　　但这并未消解公众的困惑。困惑也随即扩展到整个中国评级业，他们到底依据什么作出一份份评级报告？是什么在影响着评级机构打分的手？

　　评级机构自身生存是首要问题。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霍肖桦介绍说，评级机构主要收费来源是服务费，一般都有个固定标准。从主动要求评级的角度看，对债券、企业等标的的评级以标的的评级复杂性为主要收费标准。另外，在针对一些敏感行业进行评级时，收费比例将相应提高。

　　据媒体报道，目前我国各种类型的评级机构多达200多家，这样的市场环境也造成评级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有国内评级机构人士更是透露，一些评级机构以不正当手段抢夺市场，采取按等级收费的方式，评估费用和信用等级成正比。信用等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有些企业在发债时，会直接用一定的费用向评级机构买一个较高的评级。”这位人士称。

　　“一些评级机构为争夺市场、留

　　住客户，出具的结果大部分都是最高级别AAA级，导致了评级质量的事后检验机制如违约率、迁移矩阵等所有这些手段失去了意义。”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公司董事长朱荣恩说。

　　霍肖桦说，目前在国内有较高信誉的评级机构只有4~5家，其他中小型的评级机构维持在几十家，并且这一部分企业经营业务相对综合，行业仍然处于长期树立评级威信阶段。更重要的是，“在国内，由于政府没有法规明确评级机构归口哪个部门管理，所以在约束力方面只能依靠评级机构的自律以及行业发展依据来发展。”霍肖桦说。

　　评级机构的自身建设

　　欧债危机爆发的2010年，经济学家开始注意评级机构在危机中的推动作用。粗略统计，“十一五”期间，中国债券市场共发行2880余只债券，如果算上已评级未发债的，按照每一单评级收费25万元计算，整个评级行业五六家公司五年间收入14亿元，平均每家公司一年收入5000万元左右。

　　然而评级机构自身的发展和话语权的提升，尤其是国际化进程却比给出“AAA”评级艰难得多。

　　其实，中国式评级机构也曾引人注目过。早在2010年，来自中国本土的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就已经下调了美国的主权信用等级，提前对美债危机进行了警示。大公国际成功“预警”美国国债，提升了我国评级机构话语权。

　　事实上，不止美国，在大公国际于2010年7月发布的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中，对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冰岛等18个国家的评级，均低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随后先后爆发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以及美国的债务危机，都证明了大公国际评级的预见性。

　　更重要的是，目前规模较大的全国性评级机构中，大公国际是唯一一家未被外资渗控的评级机构。而大公国际一直期望的国际化进程颇为不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去年9月就拒绝了大公国际注册为美国“国家认可统计评级机构”的资质申请。

　　“其实，穆迪、标准普尔、惠誉都曾与大公洽谈合资，穆迪愿出价3000万美元购买大公控股权，但都被拒绝了。”大公国际总裁关建中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表示，中国评级市场已被由美国公司控股、参股或合作的机构，占去80%市场份额，“中国的评级机构的话语权已经丧失了”。

　　与国内评级机构“看人脸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三大评级公司之一的标普，2008年一年的营业收入即26.5亿美元，该公司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或者分支机构，对数万亿债务工具进行评级，还提供涉及近2万亿美元投资资产的标普指数。

　　收入和地位的背后是成熟的机制。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耀说，“三大评级机构来给中国做主权评级时，对我们提供的情况和数据所做的钻研、实地考察以及坚持跟踪等做法，值得我们的评级公司认真学习。”“在中国，债券和评级市场的历史都非常短暂，没有系统的违约率数据积累，评级结果得不到历史数据的验证，无法甄别哪家评得好，哪家不好。发行人只要一个简单的高级别的评级符号就可以发行债券，这导致发行人只看谁给的评级高。因此，评级这种事一定要发展到筹资者和投资者对它真的有需求了才会规范，但这个过程确实很漫长，需要沉住气潜心去做。”陈景耀说。

　　之所以同为评级机构，市场反响天差地别，关键还是“公信力”三个字。资深财经评论员李光一表示，大公国际等评级机构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国家希望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评级的声音，评级的话语权不能总是让美国人霸占。但从发出声音到这个声音被全世界认可，这需要一个过程。一个通过不断的评级来树立自己公信力的过程。

　　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现状

　　中国信用评级行业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最初的评级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组建，隶属于各省市的分行系统。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过几次清理整顿，评级机构开始走向独立运营。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短期融资券市场建设，形成了中诚信、大公国际、联合、上海新世纪和远东五家具有全国性债券市场评级资质的评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