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突发事件背后的安全风险

　　以国家力量对核设施进行强有力的监管，是核安全的有效保证之一

　　文/本刊记者 赵沛楠

　　3月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次生灾害——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放缓了中国核电发展的脚步。

　　此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有关核电安全的4条决定，要求对国内已运行及在建核电项目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同时暂停审批新项目和已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中国核电发展一时处于停滞状态。

　　然而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核电专家王泽平看来，“福岛核事故提供的应该是教训，而不是告诉世界要与核电说再见”。在他看来，综合考虑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和国际减排发展态势来看，我国不宜轻言放弃核电。

　　历经半年沉淀后，核电安全大检查于8月底正式结束，据记者获悉，《核电安全规划》制定工作已在国家能源局及环保部陆续展开，争取年底前发布征求意见稿。此前一直暂缓的新建核电项目审批工作在提高安全等级的前提下或将在不久后重启。

　　当政策上继续推动核电安全高效发展的态度日趋明朗，安全，也就成为当前核电发展的最强音。

　　多头监管局面待解

　　由于核电涉及利益巨大，不透明的监管系统容易造成审核不严，进而埋下安全隐患。这一点已经在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中得到了体现。

　　5月18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首相官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从根本上审视核电管理方式。他主张：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应该从经济产业省剥离开来。

　　多年来承担日本核电监管职能的机构是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该机构隶属于主导核电发展的经济产业省，也就是说，主导核电发展的和核电监管的是同一家。

　　“推广和监管核能的实体属于同一个政府机构，这引发了对独立性的质疑”，菅直人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体制不健全。我相信，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国家多年来管理核电的方式”。

　　独立性的安全监管机构正在成为更多人的共识。而除此，我国更面临多部门、多环节、分散式的管理困扰。

　　目前我国核电管理的主要机构及部门共有8个，包括国务院国家核电自主化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原子能机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环保部以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这些部门分别负责制定核电能源战略规划、项目建设审批、安全监管及行业自律等工作。有专家认为，这种多部门、多环节、分散式的管理体制，使得我国核电管理运行效率低下，不能适应核电发展的需要。

　　在采访中，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研究所副所长孙学智这样告诉记者：“以国家力量对核设施进行强有力的监管时，核安全才能得到有效保证。否则，安全的风险将会增加。”

　　在5月12日环保部公开的2011年预算中可以看到，今年该部将在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方面安排1亿元人民币，重点用于全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全国辐射环境监测、重点设施电磁辐射监测以及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管技术支持等方面；同时，在核与辐射安全技术审评方面安排5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核设施的安全技术审评相关工作。

　　人才窘境

　　自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事故之后，国际核电发展受到影响，从此进入长达20年的“低迷期”。

　　近年来，核电开始走出“适当发展”，并开始“积极推进核电建设”。但人才供给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在2006年之前，国内培养核电专业人才的院校只有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少数几所，每年毕业生的数量难以满足核电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孙学智坦言，福岛核电站事件后，环保部对核电站提出了“安全第一”原则，摒弃了经济性和安全性齐头并进的理念，在堆型选择上倾向于安全系数更高的压水堆和快堆，这就急需改变核电安全技术人才紧缺的现状。

　　据资料显示，国外平均每台核电机组的监管需约40人，而我国目前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队伍在编人员只有300人，按目前运行和在建机组算，平均每台仅11人。

　　在孙学智看来，目前国内核工程人才培养、基础科研缺口很大，核电站技术监管人员占比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问题已非常明显：“这不仅包括高素质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稀缺，核设备制造能力、核岛建设安装能力以及研发设计能力的不足，也包括安全监管机构、人力和能力的不足。而且相比来说，更缺少核工程方向的一线和低端的技术人才”。

　　为此，中编办已经批准环保部国家核安全局到2012年其编制人数从300人增加到1200人。但以孙学智所在的核与辐射安全研究所为例，定编80人，迄今人员仅近30人，“虽然人才急缺，但核电人才不能速成，有限的编制下，我们拟在更大范围内选拔较高端人才”。

　　乏燃料后处理问题亟待解决

　　2011年1月3日及以后的几天里，国内各大媒体以很大篇幅报道了我国乏燃料后处理中试厂热调试成功的新闻，但目前我国压水堆乏燃料后处理厂的建设仍然路途漫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快堆工程部总经理张东辉表示：“热调试成功并不等于中试厂投入运行，只说明我国已经掌握后处理技术”。

　　在张东辉看来，这正反映了国内核电发展头重脚轻的现状：“目前国内重视核电站建设、铀矿资源开发，对核电发展下游重视程度不够。

　　张东辉介绍，一台百万千瓦压水反应堆核电站，每年产生核乏燃料25-30吨。按照国家能源局规划，2015年国内核电装机容量达4000万千瓦，2020年为8600万千瓦。据此匡算，2020年当年核乏燃料将达2400余吨。

　　目前国内外乏燃料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一次通过”战略。即乏燃料经过冷却、包装后作为废物送到深地质层处置或长期贮存。

　　二是后处理战略，其核心是铀、钚分离并回收利用，之后还要经MOX(铀钚混合氧化物)燃料制造，供应给快堆燃烧并增殖燃料，快堆乏燃料再进行后处理。在此过程中，裂变产物和次锕系元素固化后进行深地质层处置或进行分离嬗变。

　　如果后处理技术不能快速实现产业化、高放地质处置库不能建成，中国核工业将面临着核废料无处存放的境地。“前期核乏燃料尚未处理，新建成核电站又产生大量乏燃料。核乏燃料逐年堆积，安全隐患极大。当务之急是加快后处理技术商业化，提高处理能力”。张东辉说。

　　按照国内核电发展速度，2025年核电装机至少1亿千瓦，前期乏燃料已经存储15年，超过最大储存时限，必须及时处理。在张东辉看来，后处理技术比核电技术复杂，放射性强，投资大，地方政府不感兴趣，建设资金压力大。

　　在张东辉看来，填埋封存是最笨的方法。一是大量铀资源白白浪费，乏燃料含有超过95%的铀，燃烧过程中产生钚等新元素；二是核废料放射性延续时间长达几百万年，潜在风险大。张东辉告诉记者：“即使按照全世界目前的核电站乏燃料卸出量(约1万吨/年)估算，‘一次通过’循环方式需要全世界每6—7年就建造一座规模相当于美国尤卡山库(设计库容7万吨)的地质处置库。只要全世界核电装机容量增加1倍，就需每3—4年左右建设一座地质处置库，这显然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目前，该中试厂处理能力仅为60万吨/年。中核集团希望将其扩能至400万吨/年，甚至800万吨/年。但时间表尚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