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执业安全警报：医患纠纷趋向暴力化

　　诱发医患冲突的深层制度矛盾难以破解，短期内提升安保水平是无奈的选择，但仍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医生执业安全危机

　　□ 财新《新世纪》记者 戴廉 王晨 罗洁琪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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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节前后，湖北武汉协和医院门前患者如织，一如往日。惟有医院大门前的数位保安目光警惕地紧盯着每一个进入者，前些时突发的打砸事件，让这所武汉市排名第二的医院连续多日提高安保戒备。

　　 9月21日晚，一群手执钢棍者忽然冲入医院心内科冠心病重症监护室（CCU），与赶到现场维持秩序的医院保安发生冲突，受伤者达十余名，其中一人重伤。

　　 一位目击者描述称，现场没有一张完整的桌椅，打吊瓶专用的钢制挂钩架，也悉数被打弯变形，“CCU现场一片狼藉，血溅四处”。

　　 这是该医院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医闹事件”中较大的一起。而类似的“医闹”，对于武汉这个拥有大小近百家医院的城市而言，已经并不鲜见。

　　 据财新《新世纪》了解，就在协和医患冲突前几日，武汉市排名第一的同济医院因一女孩注射后死亡，亦诱发严重冲突，有关部门出动数百位特警才平息事态。

　　 更早些时候，2010年夏季某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金志春在接谈一患者家属后，在回家途中，竟被该患者的父亲拔刀深深刺中左胸，开胸手术之后才保住性命。

　　 配备保镖，已成为武汉市医院院长们一项几乎是必需的安保措施。“医患冲突频繁已使医院和医生如履薄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武汉医院院长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我的这种悲哀感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而且越来越强烈”。

　　 发生在武汉的悲剧，是全国医院的一个缩影。“医疗冲突日趋激烈，让医生心寒，其代价必然巨大。”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凌峰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医患纠纷趋向暴力化

　　 9月21日发生的武汉协和医院打砸事件，主角是患者家属。当天晚19时30分左右，70岁的患者陈秀兰在武汉协和医院心内科冠心病重症监护室死亡，死因是大面积心肌梗塞。医院给出的“抢救无效死亡”结论遭到其子质疑。半小时后，陈秀兰的长子陈金侠电话召集多人，手持钢棍来到医院，冲突中陈金侠的弟弟陈金翔、陈涛也有轻伤。

　　 当晚22时左右，斗殴组织者陈金侠被警方带走。9月25日下午，死者陈秀兰的遗体火化。目前，陈金侠已被武汉警方拘押。直到肇事的大哥被公安部门刑拘，陈金翔也并不认为其以此方式向医院“讨说法”存在多大的问题。他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如果不放人，还将继续讨说法”。

　　 如同陈秀兰一家的选择，一旦医患双方遭遇医疗纠纷，患者越来越多地选择暴力相向。

　　 据北京卫生法研究会秘书长张云林介绍，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和医生的恶性倾向。

　　 近期诸多事实显示，诉诸暴力的并不限于患者单方，某些医院也开始以暴制暴。8月23日，南昌第一医院发生了一起医患双方百人械斗事件，一方为持棍棒、鱼叉的患者家属，另一方则为由院方保安、年轻医师等百人组成护院队，双方展开激烈械斗，均有受伤，最终院方占了上风。后特警介入此事。

　　 医生执业环境严重恶化，是业内公认的事实。中国医师协会不久前发布的第四次执业医师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医生对执业环境不满意，78％的医生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继续从医。

　　 在诸多医院院长看来，公共安全部门在处理“医闹”时的态度，亦使得事态趋于恶化。“一旦发生‘医闹’事件，警察的态度就是围观。”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院长申宝忠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直言，在几起重大医务人员受伤害的事件中，公安机关未能及时有效地介入，是医务人员受伤害的根本原因。2011年1月31日，上海新华医院几位医生被刺伤。而在此暴力事件发生前两天，医院已经报警。医生被刺伤时，警察就在医院。

　　“医闹”难平息

　　 在医疗界和执法界，陈金侠三兄弟的举动通常被称为“医闹”。近五六年，这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和称谓，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医务界的各种讨论之中。

　　 据北京卫生法研究会秘书长张云林介绍，据卫生部统计，2006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0248件，到了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

　　 陈金翔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坦言，因为母亲去世，三兄弟心理无法承受，觉得医院有过错，希望得到赔偿，而医院拒绝谈判，最终激起冲突发生。

　　 面对财新《新世纪》记者，陈秀兰的丈夫反复说，陈去医院还没事，还能说话，从手术台下来后，就一直昏迷，再也没醒来。其大儿媳则认为，医院有安抚家属的义务，他们“很委屈”。

　　 出于同样的动机，一些患者家属会在医院设灵堂、摆花圈、拉横幅，以此表达抗议，并希望向医院索赔。

　　 公立医院一统天下，造成优质医疗资源供应短缺，“看病难”“看病贵”压力并未缓解。有限的社会保障水平下，不少患者求医问诊不得不倾其所有，必然对治疗风险难以承受，由此也进一步催生纠纷频仍。而医疗诉讼成本高昂，且对医疗鉴定机构的独立性存在质疑，在对医疗事实持不同意见时，许多患者更倾向于以这些形式进行个人维权。

　　 但除了家属维权型“医闹”，近年来的一个新趋势是“职业医闹”盛行。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军区总医院田伏洲曾专门做过调查：“医闹”中到医院“评理”的人，有一大部分人是患方花钱雇的，负责在医院用各种形式闹事；还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哭和喊话，“市场价”是每小时5元钱，得到赔偿后另有“赏赐”。

　　 南京一位警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有些‘职业医闹’甚至和医院、政府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黑白通吃”。《长江商报》2010年的调查报道揭示，“医闹”已经公司化，专门聘请的都是闲散无业人员当差。“医闹”们在医院长期潜伏，主要目的是找到“死者”。正在医院扯皮的死者家属若被发现，他们就会鼓动家属和医院“闹一闹”，以获取高额赔偿。

　　 职业“医闹”有成熟的商业手法。只需一个电话，“医闹”便可迅速召集人马，并备好花圈、横幅、灵堂等多种道具。

　　 此外，他们还熟知医院领导的家庭住址、家庭情况和每天出入的地方，在其上班路上进行威胁。甚至，职业“医闹”们也会专门聘请律师。“从律师那里，医闹公司得知哪些事违法会被抓，哪些事属于擦边球。”

　　 “有些是患者维权，有些能看出是‘职业医闹’。因为很多时候，患者刚去世时，一家人是千恩万谢离开，但是过了几天又回来闹，如果没有人背后挑拨，不正常。”前述武汉医院的院长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不过，和人们的想象不同，大多数时候，暴力冲突通常和“职业医闹”无关。“‘职业医闹’的目的是拿到钱，他们不想惹事；反而是亲属容易冲动。所以，和亲属谈判时我们会更小心。” 广西一位多次调解医疗纠纷的医院院长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医闹”成风，无疑是暴力升级的深厚土壤。新医改政策实施已近三年，8500亿元巨额投入下，医疗资源配置机制的扭曲至今并未改善，而医疗纠纷频发恰是普通人面对系统性制度疾患的本能反抗。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毛宗福认为，产生纠纷后，医院往往“花钱买平安”，客观上造成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后果，进一步助长了“医闹”的气焰。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第三方协调机制应该更加独立、公正，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加速医疗纠纷的解决；法院在裁决医疗纠纷时应更注重司法独立，而不应成为救济机构；应更加注重医责险和医疗意外险的作用；医疗医疗事故的赔偿也应分期、定向给付，而不应成为“医闹”一夜暴富的途径。

　　 郑雪倩认为，如果不能破除这些“医闹”滋生的制度性根源，“医闹”平息的前景不容乐观。

　　以暴制暴困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说，在医患关系仍十分纠结、制度化的解决方案短期内无法奏效之际，作为社会公共部门，医院和学校一样需要特殊的安保制度。“种种迹象显示，医院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特殊安排。”

　　 为了应对冲突，武汉协和医院曾特意加强安保，在今年初配置了60多个保安人员，并将处理医患纠纷一事外包给相关公司。

　　 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司聘用了医院退休人员，在医院医务处下设调解办，专门代表医院处理医患纠纷。

　　 但相较于日益增多的纠纷，医院本身提升安防并非治本之道。武伯欣介绍，以往公安的辖区工作主要面对社会，辖区内包括医院这样的大型企事业单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由内保来初步处理。但随着公安体制改革，内保丧失了公安职能，不再拥有行政权和执法权。

　　 “医院的保安没有任何执法权，一旦卷入纠纷，同样会受到警方处罚。”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申宝忠说。而一旦遇到医患冲突，警察也往往在冲突结束后才出现。因为“按照相关法律，双方没有肢体冲突，我们是不能出警的” 。

　　 一位警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如此处境之下，保安的表现两极分化：一方面，一旦暴力冲突发生，保安形同虚设，正如在9月15日同仁医院医患血案中，医生徐文被砍伤后，有目击者称，“一个络腮胡子砍医生，然后坦然地从楼梯走了”。同时，因为没有执法权，保安面对“医闹”也仅能起到“震慑”作用。

　　 但另一方面，与事实上的警察维护安全执法不力有关，这位警方人士也认识到：“在一些地方，保安队成了医院的打手，以暴制暴。”

　　 对此，凌峰认为，正是警方的“不作为”造成当前“医闹”现象越演越烈。“警察的工作就应该是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医院成了灵堂，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医生，还有广大患者。但现在，我们的警察从上到下都不作为，助长了‘医闹’的气焰。”

　　 为此，凌峰曾连续三年递交提案，呼吁国家出台“专门针对保护医生群体的专项法律文件”。不过，鉴于当前并非没有维护公民人身安全的法律制度，而医生也并非惟一需要保护的人群，这一提议遭遇许多质疑，甚至被认为有搞特殊化之嫌。

　　 在不少卫生界人士看来，当务之急是在《卫生法》的框架里，强调依法维护医生的执业安全以及患者的权益。

　　 11年来，中国医师协会一直呼吁《卫生法》立法，殷大奎指出，目前涉及医疗纠纷的“子法”很多，无法切实保障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也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医闹”问题，需要《卫生法》这个“母法”的颁布。

　　“医疗行业需要依法执业，公安机关需要依法执行，最终目的是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医患双方都能依法办事。”殷大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