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借贷危机：根源与解决之道

　　周慧兰

　　民营企业融资困境

　　《21世纪》：温州高利贷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和高层的密切关注，高利贷实际已存在多年，为什么问题会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

　　陆磊：高利贷并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至少发达地区都普遍存在这种局面：借贷利率普遍偏高，实体经济面盈利水平普遍向下走，伴随着今年财富指数体现的经济不景气。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点爆发？道理很简单，实体经济收益率往下，而融资成本持续往上，两者出现交叉是不可持续的。所以随着货币政策或信贷层面持续偏紧，若没有后续补充，必然恶化实体经济向下和资金成本向上的态势，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爆发并不令人惊讶。

　　高善文：温州事件也许只是更大范围内资金紧张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自去年10月份以来，由于通货膨胀持续上升以及宏观总量调控政策的实施，整个经济体系的资金成本快速上升。从最近一段时间的指标来看，资金利率水平已经上升到历史罕见的高位，比如9月短期票据贴现利率就一度达到了12%、13%，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的水平。资金的紧张在资产市场上也有广泛的表现。近期股票市场总体估值一直在下降，接近历史低点，特别是过去几个月的下跌出乎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预料；债券市场在今年9月中旬以前也一直疲弱；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表现出压力；理财产品市场利率上升很快，信托融资利率多在10%以上。

　　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一轮政策紧缩对中小企业的边际影响都要大于大企业，这并不奇怪。但是具体到本轮宏观调控，总结起来，其与2004、2008年宏观调控存在三个方面的特殊之处。

　　首先，2009年四万亿投资迄今并没有全部结束，与此相配套的项目贷款一定程度上使得民营中小企业在资金层面受到的挤压更为严重。

　　其次，在一系列调控举措和信贷压力下，截至今年7、8月份为止，房地产市场通过大幅降价加速回笼资金来应对资金压力的现象并不普遍。资金压力使得部分开发商通过高息融资获得资金支持，实际上也加剧了其它领域资金的紧张。

　　最后，过去三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较严重的泡沫化，这在房地产市场、股票中小板市场、收藏品市场都有体现。经济的泡沫化吸引不少民营企业将资金用于资产市场投资或投机。而资产市场投资资金链的可持续性建立在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预期之上，一旦这一过程停止，资金链就会出问题。资产市场的投资活动看起来加剧了资金紧张背景下企业的经营困难。

　　《21世纪》：温州高利贷危机折射出民营企业融资困境，近年来民营企业融资状况恶化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改善？

　　陆磊：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投机泡沫问题，及货币政策该不该放松的问题，是两码事。在中小企业从事实体经济业务的背景下，应该向它提供相应的支持；但对于投机行为，不应该给予足够的支撑。现在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它一定有一个假定，就是你不是去炒房、炒地、炒资源、炒矿产品，而是从事实体经济。当然，其中的困难是实际运行中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它到底是从事实体还是从事投机。

　　高善文：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有技术上的原因，比如能够提供的合格担保品比较少、没有长期健全的信用记录、经营风险大、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等，使得无论在银行体系中，还是在资本市场上，它们的融资都要较大企业更为困难。另外，房地产投资项目、基建项目，对信贷资金投放的影响也很大，以至于每一次紧缩，民营企业都会因配额、规模控制等原因被排除在正规信贷市场之外。历史上的数次宏观调控，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尖锐地暴露出来。信贷、融资市场上的筛选机制，迫使中小企业转向民间融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的利率双轨化越来越突出。

　　近年来，银行表外业务快速发展，高息理财产品大量出现；同时，银行通过信托产品使得贷款利率自由上浮。利率双轨化也造成了存款人之间、贷款项目之间的分化。存款方面，大量中小存款人面临负利率，规模较大的存款人通过信托、理财产品享有很高的利率；信贷方面，很多中央项目获得的贷款利率并不高，而很多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特别大，甚至被迫从民间借贷市场上高息融资。

　　当前解决这一状况的方法，可以从利率市场化以及总量调控政策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是促进利率市场化，双轨变单轨，或者至少让双轨宽度收窄。看起来目前正是实施这一转变的有利时机。由于现行条件下资金紧张，即使贷款利率实现自由浮动，其对信贷市场的冲击应该也不会很大。与此同时，适当放开存款利率上浮空间也是可以考虑的。

　　其次在总量层面进行调整，比如继续提高存款利率、适当提高贷款利率、纠正负利率，为利率单轨化做一个铺垫；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适当引导银行间市场利率下行，增加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如此一来，一方面银行存款成本上升，逐渐同银行理财产品、民间借贷市场拉平，促使私人资金从银行表外向表内回流、从民间借贷市场向规范金融市场回流，并提高了金融监管的效力；另一方面，银行间市场利率下降，银行发放贷款能力增强、贷款投放增加，从而降低了民间借贷利率，这也就促成了两个市场的利率的适当接轨。

　　要不要救温州？

　　《21世纪》：继温州高利贷事件后，地方各级政府一揽子救市措施消息不断，甚至有消息表示温州方面正在争取央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要不要救温州，市场分歧很大，您怎么看？

　　高善文：在这种时候，谈自由市场的理想于问题的解决是无益的。政府是救还是不救，关键看哪项举措的成本更大。倘若不救，可能面临的成本包括企业倒闭破产、工人失业、当地政府税收减少、银行资产质量受到影响以及一定范围内民间金融体系的崩塌。倘若救，以上风险在短期内也许都能避免，但救的成本是，既要政府提供相应资金，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变相鼓励民间借贷。

　　地方政府在事件中恐怕不能置身事外。比如在债务重组中，地方政府就需要积极出面协调。企业破产、资产处置、债权补偿等，都需要地方公安、司法、工商和税务部门的配合。另外，如果企业资产处置以后仍然无法弥补拖欠职工工资等应优先受偿的项目，地方政府出资弥补缺口、维护社会稳定、完善职工善后保障工作，也是必要的。

　　那么就债权人的损失来说，政府需不需要出资？如果债权人是资金较为雄厚的高利贷放贷者，那么其承受一定的资本损失可能也是应该的，因为其参与民间借贷之前已经对其中的风险进行了充分评估，当风险出现时理应承担。如果是银行风险管理不当，导致银行资金参与民间借贷市场，也应当承担损失，政府的救助似乎是不必要的。

　　但问题是，如果大量的中小投资人参与了民间借贷，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讲，政府出面弥补他们的损失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说中小投资人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政府毕竟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在补偿的同时，为了避免道德风险、避免政府未来一次次被拖入重组和救助中，必须加强监管。这似乎也是促成民间借贷合法化和阳光化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陆磊：实际上中国央行自成立以来，或《中央银行法》颁布以来，还没有出现过由央行直接向地方或实体经济部门直接发放再贷款的经验或可能性。简单地说，这是违反中央银行法的。中央银行的职能是做三件事情：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支付清算。即便为了金融稳定，也是有前提的。之所以叫再贷款，是央行只能向它的金融体系特别是系统性金融机构发放专项、定向的融资。即便在90年代三年治理整顿之后，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海南发展银行事件、城镇信用社全行业关闭，地方上也曾向中央财政借钱，但绝不是向央行借钱，而是转手由央行提供面向这些金融机构的专项再贷款。所以，我个人以为绝不可能出现地方政府直接向央行申请再贷款的可能性。

　　其次，温州并没有大的法人金融机构的总行，最多只有城商行和一些大银行在本地的分支机构，分行不是法人，不具备向央行申请紧急专项再贷款的资格。

　　温州的事情，我的看法是不管，要管也由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去管。这里有两点判断：首先，温州的事情属于区域性而非全局性金融风潮，它是民间的相互借贷，除非能够证明工、农、中、建、交这样的大银行已全面涉足，才需要通过拯救这些大银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其次，民间借贷相对来说都是有钱人通过炒作来完成前期的投机性操作，前几天跑路的眼镜大王，他不是生产眼镜出了问题，而是炒作其它资源类产品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对于投机行为实施救助，就建立了非常不好的道德风险产生机制，意味着炒作者成倍的收益是自己的，一旦赔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是可以救助的，这是严重的权责不对称安排。投机界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金字塔游戏规则，就像麦道夫诈骗事件，双方是愿打愿挨的，不可能出现美国联邦政府或美联储为此买单。

　　《21世纪》：温总理在视察温州之后表示，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您认为引导规范需满足什么条件？

　　陆磊：怎么理解阳光化？是把它放在阳光下随它去干，还是纳为正规金融？首先我们要界定，民间借贷不是非法集资，它本身就是阳光的，是你我之间商定的。不阳光的是非法的地下钱庄、自己代办银行业务，这

　　是该打击的。“阳光化”这个语境，我们应该有精细的认知。

　　其次，假设把它变成正规金融，如2005年至今各地建立了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担保机构、典当行，这些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也有很多，为什么还有地下钱庄或高利贷？它是打不尽杀不绝的，是人性使然，总有人是风险偏好者，想投机，想获得更高的回报，而也总有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之间就按照高利率进行交易。如果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四倍，就是非法；但如果双方签一个对赌协议，我现在借100块钱，来年你还我200，那就不叫借贷，而是债权债务关系了。所以，这些跑路的企业家，到底是向一般不认识的老百姓筹资，还是向他的亲友筹资？如果是熟人就不属于金融法调节的范围，而属于民法调节的范围。

　　高善文：中国民间借贷如此盛行，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规范金融存在着大量的管制、企业很多融资需求在规范金融市场上无法满足。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在加强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促进规范金融市场的利率自由化和准入自由化，促进金融服务的便利化。

　　目前的情况是，民间金融的存在是无效率规范金融市场的一个补充，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政府应当加以规范和合理引导。

　　我个人认为首先应以温州事件为契机，为民间金融支持下广泛存在的债务违约问题确立一个清晰的破产重组程序，这对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积极意义。债务违约既然已经发生，随后的工作就是进行债务重组，比如最坏的情况，企业破产清算、资产处置、债权补偿；比如稍坏的情况，原先债权人承受一定比例的资本损失、引入新的股权投资者和债权人、恢复企业经营等等。企业破产程序、优先受偿顺序、债务重组机制等，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程序和规章制度，中国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很欠缺。因此，借由此次温州事件，确立明确的破产重组程序，促进民间借贷规范运作看起来是很有必要的，并且这种信用增强机制会使得中国金融业生态越来越丰富和深化。

　　多重困境下的货币政策

　　《21世纪》：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日前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三季度例会上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市场对于经济硬着陆的担忧在升温。货币政策当如何取得平衡？

　　高善文：静态地看，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动态地看，压力看起来正在消退。过去三个月，通胀压力消退的速度比市场预期的要慢，表现出很强的粘性，但这可能不会影响通胀压力逐渐消退的基本趋势。目前在资金仍然紧张、外围市场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也表现出比较广泛的减速迹象，硬着陆担忧的升温，反映出市场对经济的看法比较负面。

　　从历史经验来看，央行的判断与经济形势的发展似乎总难一致。每一次通胀爬升的时候，央行往往很早地预警风险；在通胀回落的时候，又总是过一段时间才确认趋势。当然这可能不完全是专业能力的问题，同央行所处的地位也有关系。我个人认为，目前央行的调控相对而言偏滞后于周期，经济可能没有央行判断的那样好，通胀也没有央行认为的那样糟糕，这一点跟2008年有点相似。

　　未来一个季度继续维持总量政策的稳定，这并不意味着结构性的政策不能实施。考虑到目前比较严重的利率双轨，即使利率不能立即自由化，也可以考虑先提高法定利率，相当于一次紧缩性政策；同时，提高贷款投放规模，相当于一次扩张性政策。两相结合，操作适当的话，既能实现总量政策的稳健，又能形成利率双轨向单轨的靠拢。鉴于目前经济可能的下行风险以及通胀下行的趋势，即便政策在最后的操作上略偏向于扩张，也是可以接受的。

　　陆磊：着陆是肯定的，硬着陆是不可能的。经济上的硬着陆一定伴随着金融危机，这在当前暂时不足以发生。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绝不会是由于民间借贷链条断裂，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了大问题。现在财政收入仍然保持30%的增长，说明政府是有钱的。虽然房地产调控使土地和房价不往上涨了，但也没有非常强的下跌动力，所以整个融资平台发生泡沫破裂的可能性还不大，短期内不存在硬着陆的风险。

　　经济增长率达到9.2%就说是硬着陆，这太可笑了，这仍然超过了我们设定的目标7%。硬着陆一定是经济急剧下行，伴随着金融体系的崩溃。四季度我预测是8.3%，我们观察到的是民工荒，并没有观察到大面积失业，所以，没什么好怕的。现在我担心的是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又放松，进入下一轮的泡沫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出现资本外逃。

　　货币政策具体的操作，首先，我认为加息周期随着7月份那次加息已经结束了。虽然中国应该加息，负利率就是让老百姓补贴投机者，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再分配；但现在我们投鼠忌器，怕经济硬着陆，不再加息，这个可能性我愿意接受。

　　其次，不排除出现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这不是说放松贷款，而是避免银行体系出现比较紧的资金状态，导致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危机。

　　最后，在适当情况下，如明年一、二季度以后，随着通胀率下行，可能会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也仅仅是为了使实体经济面不至于过紧，而不是大幅度地放松银根。关于降息，我个人以为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已经是负利率，所以利率政策可能会进入一个稳定的平台期，能动的只是数量性工具。总之，我不赞同现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赞同根据银行体系情况来调整公开市场操作。

　　(因时间关系，陆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