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政府不能包办企业创新

　　刘晓午

　　编者按/ 目前欧债危机继续恶化，全球经济有可能“二次探底”，中国企业的日子骤然紧张起来，国内通胀高企导致生产成本上升，银行贷款难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等一系列的不利因素陆续袭来。在这种环境变化下，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目前的条件是否具备？中国制造业应该走什么样的转型升级道路？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成员金碚。

　　企业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经营报(微博)》：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有什么影响？在这种格局下，“十二五”期间企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在哪里？

　　金碚(微博)：金融危机为什么会产生，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它的产业面出现了问题，金融危机只是它的表现。

　　因为发达国家实体产业层面发展的技术创新的路径前景不明确，金融业找不到投资的产业，最后都聚集到了房地产业，最终导致危机爆发。现在，归根结底要回答究竟什么产业是值得投资的。对于中国来说，金融危机之前，还可以靠增长扩张型的模式来支撑工业的增长，但这种路径已经基本走到头了。

　　可以预期，“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转型升级速度将进一步加快。通过创新而实现工业技术路线的转换将成为更多工业企业的努力方向。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工业已经积累起了巨大的实力和能力，特别是，工业企业技术素质的显著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使得在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工业技术路线向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新材料方向转换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发新能源投资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中国工业的转型升级速度可能再次超过人们的预期，就像中国工业以超过预期的速度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及中国经济以超过预期的速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一样。资源约束尽管对中国工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也可以成为促进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不会成为阻止中国工业继续快速增长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企业转型路径

　　《中国经营报》：根据现在的企业经营实践来看，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有哪些？

　　金碚：一是，一些企业将生产能力在区域间转移，例如，加工制造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采矿业向新探明储量地区转移。

　　二是不断将主业产品的整个制造产业链做强，将技术、工艺、质量和售后服务做精，成为业内最具竞争力的专业化生产企业，例如湖南的三一重工、中联中科等。

　　三是在产业链的各细分环节中成为持续保持分工优势的专业化制造企业。例如，许多中小型制造企业发展为专业化和工艺水平很高的优秀企业，成为各行业中的“隐型冠军”。

　　四是通过跨行业投资而实现企业主营业务的全面转型。通常是，当企业在某一行业中发展到一定程度，积累了较强或一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能力，而在本行业中继续发展空间有限，或者发现了更有利的发展机会时，通过向其他产业投资而实现跨行业的战略转移，往往是进入技术和资本密集度更高的行业。

　　五是工业企业实现以核心实体产业为基础的服务业化，例如一些汽车制造企业发展与汽车制造相关的金融服务业；一些工业企业进入银行、证券、物流等服务业。还有一些工业企业进入文化产业。这样的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称为“向服务业延伸的二三产业互融战略”。

　　六是顺应中国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强劲增长阶段的需要，向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领域推进。中国要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必须在装备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上有大的作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在这一广阔领域中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种企业转型升级方式可称为“向重型高端制造领域的顺势攀进战略”。

　　七是在高技术和新兴产业中进入世界高端制造业竞争领域，例如华为(微博)、比亚迪等。

　　从总体来说，中国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体现了中国工业化从要素推动向资本推动，向更倾向于技术创新转变的方向提升。各类企业转型升级的共同特点是更加依靠技术创新，尤其是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

　　中国制造业应该做扎实精致

　　《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一些现象，如多元化，非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较快等问题？

　　金碚：中国企业的转型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可以说是所有企业完成的产业整体成长过程，而不是仅仅培养一些表现突出的企业。企业转型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也不是要求所有企业都“齐步走”，而是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的目标是把整个中国工业基础和制造业做扎实、做精致。

　　确实，中国企业的非主营收入增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很多企业都搞房地产或者金融性投资，比如说温州的一些企业，原来大部分是制造业，企业注册的都还是制造业，现在不搞这个行业了，去卖房子了，或者去做PE去了，不少企业将资金去从事放贷活动。这对经济的发展是好还是不好，还值得研究。有个说法是，企业拿投资的收益来支持了主营业务的发展，支持了制造业，这也是一种战略，这也是企业转型研究中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中国制造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问题制约着中国企业做大做强？

　　金碚：现在，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自己的产品都还没做精致，就想去跨到别的行业去。企业多元化有两种：一个是经营多元化，一个是投资多元化。如果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很强，可以去搞经营多元化，但是很多企业都去搞投资多元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去实业化”、“去制造业化”的倾向。

　　投资多元化有利有弊，由于政策和规则原因，中国是一种级差式发展的市场，没有平均利润率，而是一种暴利行业和微利行业并存的竞争环境，这就导致微利行业企业去寻找和进入暴利行业，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产品，这是形势使然。

　　但这对中国工业的强大有较明显的负面作用：企业都不愿意把自己的行业做大，做扎实，最后所有的行业成为金融业的投资标的物，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金融业看中谁了，只要将金融预期和投资预期做好，之后脱手赚钱，这成了一种金融业投资人的心态，而不是制造业心态。

　　政府应该创造良好的转型环境

　　《中国经营报》：在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如何来创造更好的升级环境？

　　金碚：中国的转型升级有不同的层面，从国家层面来讲，转型升级根本的问题是资源、环境和培育新兴战略型产业；从地方政府来讲，各个地区有自己的发展阶段，资源优势也不一样，要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转型升级；从产业层面来讲，应该要考虑如何提高自己行业的技术标准；从企业层面来讲，应该是要大势所趋，人各有志。

　　所以国家应该把转型升级和创新升级的想象空间更多地留给企业。在寻求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新源泉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引导推动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中国的产业经济具有政府深度参与，可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行指向性很强的产业政策是中国发展产业经济的惯常做法。但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样的特征也有其显著的缺点，如果片面强调和不适当地依靠政府参与和干预，很可能为中国产业长期竞争力埋下隐患。

　　《中国经营报》：在具体政策上，政府应该怎么把握，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金碚：按照中国目前的思维方式，往往认为企业的标准是最低的，国家的标准是最高的，所以，所有的企业都在想要怎么达标(达到国家标准)，达标似乎就是达优。这实际上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在市场经济里，逻辑恰恰相反，国家的标准是最低限度的标准，企业的标准则是更高的标准。国家标准只是规定准入门槛，而不是变成一个优胜标准，不是达标了就算优质产品了。企业自己设立高质量的标准，为此做不懈的努力，永无止境。只有这样，企业才有动力不断提高精致化质量，追求创新和卓越。

　　同时，政府应该要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要和实体经济的改革发展配套。金融改革的出发点要更多地考虑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能反过来成为资金的吸纳器、流动性黑洞，把大量资金都吸纳到虚拟经济的运作上，使得实体经济反而资金短缺，这就会导致经济的根基不稳，实体经济素质难以提升。一个国家，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基于制造业，创新的主要载体是制造业，这是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一个极大教训。形成现代制造文明，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