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温州危机是改革不彻底的缩影

　　马光远(微博)

　　最近，关于温州民间借贷和中小企业的拯救活动正在逐步升温：国庆长假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携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等财经官员专程赴温州调研，探求化解以温州民间借贷可能引发的崩盘风险以及中小企业的生存之道；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九项举措，从金融信贷和财税政策等方面为中小企业减负。

　　中国式“金融抑制”

　　除了中央层面的措施之外，浙江和温州地方也开始了各种的“自力救济”活动。温州市委、市政府在国庆之前出台了《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包括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规范民间借贷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浙江省政府在10月7日召开四级政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政府部门主动上门为企业排忧解难，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在此期间，有传闻称，温州市政府也已经向浙江省政府提交《关于要求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的请示》，由省政府出面，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尽管该消息最终被温州地方辟谣，但这也透露出，如果一旦风险级别提升，不排除由国家出面成立诸如“金融稳定基金”之类的机构充当“最后贷款人”，为民间借贷托底。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在出现高利贷资金链可能断裂，200余名中小企业主“跑路”，一些企业主因无法偿债“跳楼”的风波之后，防止民间借贷崩盘和解救中小企业政策的接力棒终于回到了官方的手中。可以说，各级官方机构采取的一些维稳、灭火的行为在短期能够起到“退烧”和舒缓情绪，降低恐慌的作用。但如果不藉此机会，对引发“温州危机”的金融和产业生态进行全面的反思，下决心从制度层面给予一揽子解决，则即使本次危机可以安然度过，也不过是为下一次危机的来临延缓了时间而已。

　　目前温州面临的困局，既有长期金融体制方面的制度性残缺，也有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失衡，更有投机浮躁之风导致的实业的萎靡。从根本上而言，因金融抑制导致的信贷资源的配置失衡是最大的制度性诱因。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提出“金融抑制”理论之后，一时风靡全球，成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

　　而所谓“金融抑制”一般是指一国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地决定利率和汇率并强制信贷配给，造成金融业的落后和缺乏效率，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状态。

　　我国“金融抑制”主要表现在官办金融机构垄断了大量的信贷资源，这些信贷资源无论是使用，还是利率水平，大多并非基于市场，而是基于行政的指令进行配置，导致很多的民营企业无法从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多次证明，就金融供给而言，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60%，其贷款却只占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不到20%；学者刘伟(2001)的研究也表明：在我国第一次产业的增加值中，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75%，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97.25%，在第二次产业的增加值中，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7.84%，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72.16%，在第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非国有经济的贡献为28.5%，国有经济的贡献为71.5%，加权平均计算，改革以来，我国62%以上的GDP由非国有经济所贡献。这说明，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非国有经济的成长。但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70%以上的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贷款。

　　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抑制假说和市场分割假说揭示了民间借贷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这个根源是外生的。正是因为金融抑制的存在使得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应运而生。国内外的学者估计，中国民间借贷的借款总量占去全部信贷的总量在33%到45%之间。而学者辜胜阻(微博)在温州市的调查也表明，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等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只有10%左右可以，80%以上依靠民间借贷生存。可以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民间金融生存。而民间金融的长期非法存在，也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随着宏观政策的变化而畸高，埋下了崩盘的伏笔。

　　产业空心化成危机导火索

　　既然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生态中长期存在的事实，为什么今天的民间借贷却蕴藏着如此巨大的风险？今年民间借贷之所有异常疯狂，一些年利率高达180%以上，关键因素在于实体经济萎靡的情况下，整个经济弥漫的浮躁和炒作之风放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使得民间借贷超越了安全边界而出现了高利贷化、全民化的危险倾向。

　　以前的民间借贷，大多是中小企业拿去补充短期的流动资金之需，而今天的民间借贷，除了少数用于生产之外，大多要么拿去炒房，要么拿去炒矿。即使流入中小企业的，在年利率高达60%甚至100%以上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通过做实业赚回来的。于是一些中小企业将获得的民间借贷资金再次高利贷出去，以钱炒钱，成倍放大了风险，使得以前主要为民营经济输血的民间借贷逐渐脱离了实业，成为以钱炒钱的击鼓传花的赌博和游戏。如果说金融抑制是滋生高利贷的土壤的话，中小企业产业空心化和投资炒作无疑成了随时可能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我此前曾经多次表示，由于垄断、资源、金融和房地产成为现在中国企业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新“四化”现象：资源垄断化、产业空心化、投资虚拟化和经济沙漠化，这四化可谓中国经济目前最真实的写照，也是中国“财富性质和原因”最直观的反映。中国企业之所以热衷“新四化”，一是因为改革不彻底。中国改革的不彻底导致在没完成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对于深层领域的改革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们由改革的推动者已经成为改革最反动的力量，靠寻租来扰乱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官员层层寻租，设立很多审批程序，中国企业做实业的环境已经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时候。二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的蔓延。民间资本、国有资本和外资都争先恐后进入房地产业，在房价暴涨的情况下，进入房地产一个月的收益都远高于辛辛苦苦做实业一年的收益，做实业成了最没出息的选择。在国外，很多知名的企业家如通用的韦尔奇、英特尔的格罗夫、苹果的乔布斯，很少有离开实业而去进入资本市场的。看看福布斯和财富500强的企业，也鲜有房地产和纯粹搞资本运作的进入500强的。而在时下的中国，很多有为的企业家却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实业而去玩资本，玩地产，这是中国经济之大不幸。以温州为例，这次“跑路”的很多企业之所以资金链断裂，大多是脱离了实业而去炒作房地产，从事高利贷的结果。

　　金融开放和回归实业是唯一正道

　　前面的逻辑事实上已经说明，民间借贷是温州市场经济的制度演进中自发形成的独特的生存模式。“温州模式”在我国制度变迁和经济模式转变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极其广泛的示范作用，在温州自发生成了大量的灵活的非正规金融交易机制。这是金融抑制的结果，也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经济泡沫化的结果。

　　因此，温州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改革不彻底导致金融扭曲和实业萎靡导致的结果。其实经济学的常识一再昭示，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其财富的性质和源泉主要靠垄断、房地产和虚拟经济，这样的赚钱模式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最终会因为实业的萎缩而使得经济呈现“空心化”，整个经济体将演化成一个只追逐财富分配，而不创造财富的“传销化”体系。今天温州的危机，尽管有温州自身脱离实业炒作的结果，但无论是民间借贷的提供者，还是利用民间借贷资金的中小企业，无疑都是体制的受害者。因此，以本次危机为契机，思考制度性的救助方案，无论对于温州，还是中国经济，都是一次刮骨疗毒的艰难之举，而绝不是一次国务院的常务会议的举措可以解决的。

　　我们思考温州的救助之道，不是去救那些放高利贷者，也不是去救炒房者，而是通过对改革和体制的反思，推动民间借贷的合法化以及经济回归实业之道。

　　可以说，今天温州的危机，其实是整个中国经济危机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折射的都是改革的问题。问题的根源都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金融改革的不彻底，导致金融抑制，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地下金融滋生的同时，也在累计风险；而政治体制改革和深层经济领域改革的不彻底，导致做实业的环境极为糟糕，民间经济只能选择放弃实业，去做短期的投资和投机，对于未来并没用太多的打算，浮躁和短期化明显，这绝不是一个国家盛世应有的表现。因此，唯有真正推动金融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利益格局，为民间金融正名，为做实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方能实现真正的软着陆。

　　就金融方面而言，很显然要解决多年来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问题。温总理在温州调研的时候说的好，“民间借贷之所以阻挡不住，就是因为民营企业有需求，而金融机构又不能满足。正门开得不大，那旁门就要开。民间借贷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其目的是使它健康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需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就不让它发展。”正门开得不大，这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最大弊端，而旁门又缺乏合法的身份，这是我国信贷市场扭曲的关键。

　　就实体经济而言，中小企业之所以告别实业，乃是因房地产为代表的炒作的泡沫导致大量的资金流向虚拟领域，乃是整个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阻碍经济转型的最大阻力，必须破除种种体制的障碍，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是再次靠放松银根，更不是依然还对房地产情有独钟。如果这个时候还不下决心，拿出魄力推动中国改革的进程，面对利益集团采取绥靖的态度，真的会丧失转瞬即逝的改革良机，使得中国社会再次陷入可怕的历史周期率。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资深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