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公民精神何以续存

　　作者： 本报记者袁媛整理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编者按/在企业家阶层重新崛起的中国，近些年来关于“企业公民”的讨论日渐升温。围绕企业公民这一上世纪80年代在国际上兴起的概念，许多西方知名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法学家以及社会学家都曾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诠释，以至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起点往往要投向异域，在横向观照中探寻中国企业公民精神生长的可能路径，而现实的文化环境又常常让我们在这种观照中陷入迷惘。正是在一种文化自觉下，我们开始回溯中国现代企业诞生的原点，复活一百多年前那些以中国传统财富精神为根基，以实业救国为时代担当的企业家群像，在他们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再到兴办学校，甚至发起社区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似乎找到了中国企业公民精神的真实源头。在2011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企业公民精神续存”圆桌论坛上，我们邀请知名的近代史学者和中国企业家进行了一场时空对话，正是想从纵向寻找本土企业家践行公民精神的可能，其中有分歧，更有共识。

　　《中国经营报》：在诸位的理解中，何谓企业公民？

　　傅国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能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得寸进寸”地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承担责任的企业和公民，可以称为企业公民。

　　按照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的定义，1913年到1927年是中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而我认为，再往前推到1895年到1927年，也可以称为中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正是在那个阶段，中国产生了自己本土的企业，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民营企业，以及第一代、第二代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创造了中国企业史上迄今为止还没有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商业传统。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在彼时形成了自己的阶层，并在那个时代承担了他们能够承担的责任。我认为，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已经可以称为企业公民。

　　雪珥：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个完整的，或者说没有一个良好发端的所谓公民意识。以古为鉴，对于中国的商人和中国企业家来说，从晚清以来就没有一个现代公民教育和现代公民意识，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企业公民。

　　不可否认，现在很多企业家通过各种形式尽了很多社会责任。但我们需要明确“企业公民”的定义，除了慈善之外还有根本一条：公司治理和遵守一些基本准则，例如不能行贿，腐败等等。在中国的大环境之下，企业公民的形成变成全社会的一种心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概念已经落地变为现实。一些企业家可能是慈善家，但还不能称之为企业公民。

　　尤其是现有还存在着全民腐败这么一种氛围，以致于无法出现企业公民。

　　郭凡生：企业一建立就算是公民，直到这个企业消失，其公民身份才会消失。即使企业经营主观的目的是利益，但客观上只要创造了社会价值，这个企业就是一个伟大的、值得尊重的、并且应该得到社会和国家保护的企业公民。

　　中国这一代真正的企业家，正在做着许许多多历史上的企业家曾经梦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学界的论调是让我们多向欧美发达公司学习。我曾在华尔街待了几个月，发现他们早晨10点上班，下午4点就下班，10%失业率才换来1%的经济增长。而过去这段时间里，中国企业家在艰苦的环境下，所完善的管理和带来的进步，在未来应该值得那些欧美企业家潜心学习。这一代的企业家，正在用自己的行为证明：虽然历史上的企业家是伟大的，我们将比他们更伟大。

　　《中国经营报》：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

　　傅国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无非两大方面：一是热心公益事业，二是关怀公共事务。研究民国两代企业家可以发现，他们做的公益事业多与教育有关，例如捐资助学，或者兴办教育。而在关怀公共事务方面，最核心就是推动制度变革——在中国创立一个能够让企业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

　　1922年，由上海总商会和江苏省教育会联合召开商教联席会议。企业界代表和知识界代表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两个组织要在1923年举行一个国事会议，议题为“制定联邦制的宪法草案”，来保障他们创办企业的权力。这部宪法最终没能成为民国政治生活当中的一部宪法，但是在那个时代，企业家们已经开始将自己的责任定义为推动制度的转型。最大限度利用一个阶层的资源和能量，来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把民国变成真正的“民”国，限制和约束公权力。这就是企业家们的社会责任。

　　郭凡生：现在有很多人在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家生存其实是艰难的。每次国家的政策调整都砍在国有企业的尾巴上，却砍在民营企业的脖子上。而反过来，国有企业用100块钱做不到的事情，民营企业用10块钱、5块钱就做到了。今天“中国制造”走遍世界，这样的成就没有动用国家层面的一兵一卒。中国制造成为民族的自豪和骄傲，这也是企业家践行的社会责任。

　　相比于国家提供给民营企业的条件，我们的社会责任承担得非常大了。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可以享受三减三免政策，而本土企业却要承担55%的所得税。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代民营企业依然慢慢成长为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他们用隐忍来体现了肩上的责任。

　　《中国经营报》：现有的企业经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否为企业公民的出现提供了恰当的历史契机？

　　傅国涌：民国时期的中国，在战乱不断的背景下，经济依然增长，依然出现那么多大企业及大企业家，关键原因是那个时期还有一定空间可以让一个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我从来不认为现在的中国企业家不行，而他们失败的原因应该归咎于这个时代的落魄——没有空间让一个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路，去追寻梦想。这个时代只能逼迫人们走“形而下”的道路，追求物质上的荣华，而不能让你追求心中的道德。这样的时代无法产生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家，只能产生登上财富排行榜的企业家。但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首先是一个企业公民，是一个能站立在这个时代，让所有人向你鞠躬的人。而现在的这个时代，即使你把万金散尽也只是让郭美美多买一个包，多买一辆车而已。

　　雪珥：澳大利亚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提出，中国盛行机会主义，这加剧了中国社会霍布斯式的“丛林状态”，拉高了建立社会公信和民族共识的成本。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在于国有与民营的经济成分划分，而是渗透在我们血液当中的贪腐问题。如果谈企业公民，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建设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

　　而历史上的权力资本主义，其核心特点就是没有契约精神，也没有法治精神。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去获取最大的权力，所以就搞得帮派林立，造成腐败现象遍及企业。这种背景下，无法产生企业公民存活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