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放松管制文化才能繁荣

　　《经济观察报》日前发表特约评论员陈季冰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目标。今天来看，文化体制的这一改革方向其实已十分明晰，那就是通过政府逐步放松行政管制的方式，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而政府自身则应当投入更多的资源、花更大的精力完善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让公民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与其他领域相比，文化体制改革因其高度的特殊性而具有特殊的困难。就我们的观察而言，文化体制改革在当下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内容生产领域内的重重禁忌难以突破，政府在该管的地方监管严重不力，而在不该管的地方又管得太严太死。最后，正是由于文化产业的整体落后现状决定了中国的国际软实力的不足以及中国文化传媒在全球话语权竞争中的弱势，许多人正确地认识到，要改变中国在国际舆论中处处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必须培育世界一流文化传媒企业。然而，时下有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大国家对文化传媒市场的行政垄断，并对这个领域里的国有行政垄断企事业单位投入更多的资源。事实正相反，只有解放思想、放松管制、加快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宽各类所有制资本的准入门槛、鼓励社会文化创新、让民间文化智慧的自由成长和发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软着陆”可能吗？

　　FT中文网报道：世界上两位最知名的经济评论人士从地球的两侧对中国及其增长前景发表了悲观言论。在赫尔辛基日前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形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软着陆堪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基金经理吉姆·夏诺斯称，中国的硬着陆已经开始。去年，夏诺斯发表了一些看空中国的出名言论，他形容中国的楼市泡沫“比迪拜糟糕1000倍”，还表示中国经济“正站在通向地狱的跑步机上”。当时，多数全球投资者不认同这些观点，视之为哗众取宠。但在过去两三个月里，投资者似乎改变了念头。他们对中国的信心笼罩在一股极度悲观的情绪中。在外国投资者能够自由买卖中国上市公司股票的香港，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自8月1日以来累计下跌25%，而空头与多头头寸之比达到两年半来的最高位。但与夏诺斯的断言相反，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走向政府引导的软着陆：增长放缓，通胀降温。在常驻中国、成天分析中国形势的经济学家中，多数受尊敬的人士都倾向于对中国的短期前景感到相当乐观，但对长期而言将发生什么就远没那么有信心了。许多人相信，中国通过放宽偏紧的货币政策、也许再实施一套规模较小的以投资为重点的刺激计划，很可能能够再一次提振国内经济，但是，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即将告终。如果你抛开鲁比尼那些耸人听闻的悲观言论，你会发现他的预测与此类似。鲁比尼表示，投资过度必然会导致硬着陆，对中国来说，硬着陆很可能会在2013年或2014年到来。但鲁比尼没有考虑到的是：“投资过度”到“硬着陆”之间的因果变化，不会发生在“一夜之间”，很可能是个较长的过程。不过，他提出的“投资过度必然会导致硬着陆”的警告还是值得我们记取的。无论如何，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要转变，“软着陆”才会可能。

　　房地产市场正在崩溃吗？

　　财经网日前发表瑞银的两位经济学家汪涛和胡志鹏的文章说，房地产仍是中国最具争议的话题。近期，房地产销售趋弱，一些城市的房价也开始下跌。房地产市场正在崩溃吗？事实上，在实施了一年多的紧缩政策后，房地产销售和价格依然如此坚挺，这已出乎两位经济学家的意料——他们原来预计2011年销售和价格会下跌10%。随着政府继续实施当前的房地产紧缩政策，我们预计未来数月里房地产销售将会下跌、价格也可能最终开始下降。但目前的库存只是温和增长，而担忧被夸大了。在通胀下行、前景疲弱的背景下，购房者是否还会入市？消费者心理向来不易预测，但我们认为购房者不太可能停止买房，因为在没有实施限购令的城市中，房地产销售仍保持强劲；居民负债水平很低，以居住和投资为目的的房屋需求仍然强劲；长期房价的正收益预期仍存在、而改变需要时间；令家庭偏好于将房产作为资产的一些因素在未来几年不太可能改变，包括低利率、高储蓄以及无需缴纳房产税。因此，虽然我们预计随着政府继续实施紧缩政策，高端、商品房市场将会趋弱，但房地产市场并不会崩溃。同时，我们认为保障房将在未来12-15个月里支撑整体房地产建设活动。但文章又说，若房价下跌30%，中国的固定投资和实体经济将会发生硬着陆。房地产投资占到固定投资总额的20%以上，并且我们估算实体经济中几乎30%的最终产品被房地产部门消化。基于该部门对整体经济的重要性，硬着陆可能难以避免。

　　处理欧债危机是机遇也是考验

　　《新世纪》周刊发表总编辑胡舒立的文章说，本次G20峰会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中国在这次峰会上的角色重要而微妙。一方面，中国政府有一定能力、也有责任对欧洲给予一定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对于自己扮演的新角色并不适应，其原因在于，中欧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让一个穷国去救援富裕的欧洲，似乎不合情、不合理，国内外都存在质疑的声音。此次峰会上，胡锦涛主席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协调时强调，解决欧洲债务问题主要还是要靠欧洲。在峰会前举行的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官员也透露，救助欧洲尚无清晰方案。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欧元区内部政治分歧仍然严重。此次希腊债务危机因政治扯皮而不断恶化，就是一个例证。在此情形下，即使中国愿意采取救援行动，也不能不考虑，这样做有可能使自己陷入欧洲的“政治丛林”。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机构同样面临这个困境。哪怕危机迫在眉睫，也必须等待政治危机得到解决之后才能采取行动。这种微妙处境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考验。所谓机遇指的是，经过参与解决欧债危机，中国将赢得不菲的战略收益。所谓考验，指的是中国能否将目前所具有的战略资产有效转化为制度化优势，并且将国际上的战略收益转化为国内改革、转型的动力。最突出的是巨量外汇储备，它是中国特殊的发展战略带来的收益，也是国民节衣缩食攒下的血汗钱。如何使用它们呢？每当国外发生经济危机而需要中国政府救助时，都会出现这样的疑虑。现在到了系统地作答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