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里守善道

　　吴泽霖

　　阿列克谢耶夫修道院,或被称为阿列克谢耶夫卡新村，十年前,好奇心驱使我寻觅到莫斯科之北100多公里的这个偏僻角落,手里拿着《俄罗斯报》的一则报道:“瓦西连卡神父怎样建设共产主义”。那是一个5月的暖融融的宁静的中午，我曾访问过正在地里运肥的爷孙和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安闲的母亲，修女玛莎带我参观了村学，我还抓住正在玩耍的“上帝的羔羊”——几个小学生，在全木建造的学校楼前合影……

　　而今，这小小的村落已经成为朝圣旅游的重地，消息称，每年都有上千辆旅游车光临，这里不仅有教堂、古迹，还有耕地和牧场，有中学。那里有从莫斯科、彼得堡等各大学热情应聘而来的教师学者，有宝藏2万珍品的博物室20个，有30万册藏书的图书馆。从2006年至今，这里召开过4次全国性的教学研讨会，会题是：“俄国东正教学校：传统、经验、可能性和前景”。2007年起，这个东正教新村已经出版4期年刊《新赫耳墨斯》。赫耳墨斯是神界与人界间的信使。而《新赫耳墨斯》编委会主席、这位新的神界与人界之间的信使、新村的组织者阿列克赛·瓦西连卡神父，从这本刊物上传布着上帝的声音，传布着他的教育理想的“四项原则”。作家艾·托波里甚至跃跃欲试地说，要把这“民族身心复活之岛”上的长老瓦西连卡写成小说。大众传媒也发出种种褒扬的信息，众多寻访者，无论是修士、神父还是教师学者，都在说，“我们也要这样做”。

　　当这个诞生在苏联解体动荡中的宗教新村被神化、被向往、被许多人称为“精神振兴之岛”、“复活之岛”的时候，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让我不能不重新审视这建立在现实土壤上的乌托邦。因为这个小小的新村里传出的已不仅是教堂悠扬的钟声，更有创建新的世俗生活方式的激情呼告。

　　创建幸福岛

　　20年前，在苏联解体的社会震荡中，重建精神信仰和重建生活模式的课题，同样严峻地摆在俄国人面前。1991年，就在苏维埃大厦轰然解体的当年，莫斯科以北雅罗斯拉夫尔州，别列斯拉夫区一个修道院废墟上，派来一位重建教会活动的上帝使者，这就是阿列克赛·瓦西连卡神父。教堂在苏维埃年代被封后又遭火毁，瓦西连卡神父就把这颓垣断壁变为建构新生活的一块“清洁的”土地。这里发生的故事既是基于对苏联意识形态和生活模式的否定，试图走出过去的阴影(或者真如报道所说，要搞另一种共产主义？)，又是针对叶利钦决意全盘西化的社会改革的一种抗衡。

　　在社会转折关头，顽强地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求出路，一直是俄国社会意识的一种本能：从东正教文化思想、从古老罗斯传统生活方式中寻求替代苏联意识形态和生活模式的构想，这就赋予瓦西连卡神父的壮举一种特殊的意义，既像古老罗斯生活方式的“复旧”，又像以往空想共产主义的又一次实践。我试图追踪这个正处在感人的情节高潮中的故事，探索故事必然的悲剧结局。

　　当年，这位神父携妇将雏（5个孩子）住到这里，开荒种园，养鸡喂牛，进行生产自救。之后，新移民接踵而来，就这样，从俄罗斯各地陆续有一二百人聚到这里。其中有来自乌兹别克的画家，有来新村中学教书的先生，更有孤身无助的残疾人，遭受过各种个人悲剧的人，比如，一个叫维拉的孤寡患病老太太，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太杜霞。瓦西连卡神父去给这位杜霞的丈夫行安魂祈祷时，见到了这位可怜的老妇人，便把她接到了修道院。甚至有个叫米沙的，来自西德，自幼放荡吸毒，他带着妻儿投奔到这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全村人帮他们盖了座二层的小楼。而这里的住持之一焦尔基神父，在彼得堡颇有产业，但是他宁愿过这样的生活。

　　新村中一半是孤儿，一些是从保育院领养的。最初的几个是瓦西连卡夫妇一次夏天去莫斯科访友时从保育院带回度假的，可是孩子们说什么也不愿再离开。瓦西连卡就成为其中两个先天弱智儿童的领养人。现在，一个孩子参了军，一个在新村干活。

　　就这样，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那么，瓦西连卡神父是靠什么把他们留在这里的？他又是在追求什么呢？

　　瓦西连卡神父和访问者谈到，自己一直有一种畅想，就是每一个教区应该有自己的村社。因为他向往的不是在一个封闭的修道院里履行神的意志，而是要在现世人间中实现天国。而新村就成为他实现人间天国的试验场。阿列克谢耶夫修道院的宣传材料指出：“我们的修道院，也是世俗人的修道院”，“住在这里的既有修士，也有世俗人”，他们“力图以东正教教义和传统俄罗斯民族习俗制度组织和建设自己的生活”。

　　许多观察者也清楚地看出：这个修道院所要建立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独特的环境，独特的生活体制”。“这里建造的不是被生活抛弃的不幸的人们的居留区，而是发射场，精神的、社会的、教育的中心”。那么，这里究竟在构建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体制呢？这个“发射场”要向俄国乃至世界发射出什么样的信息火箭呢？我们可以看看新村人的生活和新村学校的规划。

　　新生活模式

　　的确，这座修道院已经演化为一个充满东正教气息的世俗小社会——一个封闭的村落。修道院拥有400多公顷土地，还有100多头大牲畜、100多头羊和一个不大的猪场。你能听到牛在叫唤，看见羊在奔跑，几台拖拉机安静地呆在那儿。绿油油的庄稼地围绕着一座座类似农舍的木屋和几座全木楼房。这是中学校舍和全村的公共食堂。这里有4位神父，与其说他们是宗教活动的主持者，不如说是村社生活的组织者。

　　这里的生活有这样几个特征。

　　首先，这里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村社生活从早祷开始，以晚祷结束，完全沉浸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中。清晨6点，教堂的钟声宣布一天生活的开始，唤起新村的大人和小孩。一封来自新村的信中这样描绘道：

　　“晚上，彻夜的祈祷在神人阿列克赛教堂开始了。有中学生，有新村的老人和修士，……女孩子们蒙着白色的头巾（这是东正教的规矩）。还有神父、教授、司机和图书馆员、教师和马夫，……人们紧紧地站在一起，有一种站在诺亚方舟里的感觉：海上雨雪交加，绝望地咆哮，而我们则在光明之中……”

　　这里努力向孩子们进行好善乐施、善恶报应的教育，灌输上帝的意志和惩恶扬善的宗教伦理，年岁较大的儿童还要阅读《圣经选读》。儿童与成人在大食堂里一起进餐，进餐前由神父领唱经文是非常神圣的仪式。每天新村都有一次宗教游行。人们举着十字架、圣像和神幡，庄严神圣地绕行在新村领地。祈祷声和钟声，还有神界使者传递的上帝的告诫声音，填补着苏维埃意识形态塌陷后的空洞，成为新村生活的精神支柱。

　　其二，这里的生活充满古老罗斯的共同性精神——在上帝中融为一体的一致性。来到这儿，最初的感觉，宛如走入了一个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一体化”的小村社。新村人从早到晚的生活和劳作是集体的，共同的：耕地、播种、收割、养殖；学习、祈祷、教书、照料病人……这里的一切劳作都是无偿的。这里的人们同吃一锅饭。大家用公有的钱做衣服、买衣服、盖房子、建澡堂。大家一起修复旧的教堂，又在学校大楼里建造了一个新的教堂。

　　不过新村生活的物质供应，总让瓦西连卡神父感到挠头，“……农机具旧的坏了，新的买不起。打下的粮食要自己吃，还要帮助穷人，夏天总有40人来作客。每天一日三餐，食堂里总有80多人……”“我们经常缺乏一些起码的物品”，“我们需要帮助！”——新村材料上发出这样的呼声。

　　从各种信息可以看出，新村是一个需要不断地得到外援才能维持存在的实验地。

　　其三，无论在新村自己的介绍资料里，还是在外界的评述中，都提到新村犹如一个与世俗隔绝的岛。这个修道院离最近的几个村子也有几公里距离。孤立性的环境使新村组织者能够严格地根据自己的设想来制定新村的生活制度：新村的居民“没有神父的祝福，是不出远门的”。这里孩子们不许随意与“街头巷尾”的人接触，介绍中说，“孩子们的作息活动是在高度监控下进行的”。他们要“在成人看护下活动、游戏”。“没有成人允许，孩子不许走出这个新村”。这是“新村基本制度”。

　　新村的管理者非常注意新村不受周边社会的影响。瓦西连卡神父谈到，有一次他得知，新村周边的国营农场把土地卖给了莫斯科一些公司盖别墅。这可把他吓坏了。他马上召开家庭会议，决定卖掉自家在彼得堡的住宅和别墅，把这片土地赎回来。可是钱还是不够，只得找国营农场好心的场长维·波波夫通融，延缓资金的交付。

　　的确，周边出现别墅人群的生活，是否会发生污染呢？如果和这里的男女老少接触，你倒是没有察觉到怎样的“大防”。或者说，这种“大防”不是构筑的“封疆之界”，而是构筑于人们心中的“精神围墙”。全村实行着一律的制度：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孩子，一律不收看电视节目、不听广播、不订阅报纸，不使用现代的网络联系，当然也没有时尚的电影。“这里没有谁在过奢侈的生活”，“这里很少娱乐”。

　　看来，实现这一切不能仅仅靠个人的自觉，也要靠新村管理者防范外界“精神污染”侵入所设置的“制度围墙”——新村人一切言行的法规：非礼勿听、非礼勿看、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果你越过这个围墙，那么，就请出局：“这里的制度是严厉的。谁违反了这里的制度，或是不想在这里生活，那么，用20分钟，打点一下，给他路费，就再见吧。”——所谓来去自由，这恐怕是新村为与外界社会保持精神独立而保留的少有的自由。

　　这一切的确使新村成为一个坚守信仰、精神封闭、共享贫穷的十分经典的乌托邦社会，只是它还需要自己所敌视的外界世界的不断供养。

　　扭曲的教育

　　孩子的教育一直是新村最关切的事业。因为新村成人还要靠制度的围墙抵制精神污染，而孩子的教育则是从根本上灌输绝对真理，从源头上构建精神围墙。在2006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瓦西连卡神父说起自己为新村学校设制的四原则，其实，这不过是他对新村人构想在儿童教育上的具体化。

　　他认为，第一个原则，应该是东正教原则。“不仅仅是学习上帝的法则和神学课程，而且要把东正教思想贯彻到所有教学过程。”学校的所有知识教育都变成为神学的注疏；第二个原则就是学校应该是民族的学校。瓦西连卡神父说，“尽管学校里有中国学生、巴布亚学生，但是学校里不应该有中国人、巴布亚人的价值体系。如果说，美国人的民族价值是自满自足的自由，那么我们俄国人的价值则是责任和服务”。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瓦西连卡神父绝口不谈普世价值，而激情地强调教育的民族性。顺便提一句，从2001年，新村中学开设了武备学校的多种课程，开设正规的军事训练。新村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事爱国主义俱乐部活动，舞动真刀的哥萨克舞蹈表演，新村领地上哥萨克式的骑兵带着牧羊犬巡逻，都成为新村民族精神教育的“亮点”；第三个原则，“学校应该是劳动的学校。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一定的劳动服务工作。”比如说，照顾老人，“这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同情心，弭平代沟”，还有看牲口、浇园子、在食堂削土豆皮……有时，可以发现，孩子们带着手上的泥土来到教室。孩子们每天下午都有一小时劳动课，孩子从低年级起就要学会整理自己的内务。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学校的劳动教育，还是新村人的劳动生活，其着眼点首先不是劳动的物质价值，不是劳动对人的能力的开发、劳动创造新生活的力量，而是劳动对精神信仰、对道德伦理的陶铸。也许，新村组织者本来就没有设想单靠这种劳动维持新村，劳动在这里被做了“精神化”的思考。

　　最后一个原则，瓦西连卡神父坚持学校应该是开发智力的学校。这方面，一定花费了新村的大量精力和资金。但是关键在于要开发什么样的智力。

　　学校有两座楼，前面一座全木制的三层楼房，在用钢筋水泥建构现代化的时代，这个全木制的教学楼显然深有意味。它使我想起俄国传统的木屋。记起十年前走进这座楼时，迎面看到的就是敞开的教堂大门。两边外墙上五光十色地贴满孩子们前不久为复活节创作的诗歌和图画，还有大量的道德箴言。孩子们在这里要学4门外语：除了法语、英语，另两门是古外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而在英语课教室里悬挂着英国国旗，带我参观的修女玛莎指出其中的含义：我们教的是英国英语——我把这视为对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文化的一种回绝态度。

　　正是午休的时候，玛莎打开一间间的教室，每一学科的教室都布置得各具特色，墙上挂着这个学科的伟人画像和图片，讲台上摆着相应的现代化教学仪器和书籍。这里有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脑（但是“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不得收看电视节目、不上网）。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博物课教室，里面有各种动植物标本、矿石。这显然不是一个农村学校所能自备的收藏。问玛莎才知道，这是莫斯科大学和一些学者捐赠的。学校图书馆也相当舒适美观，玛莎告诉我，这里有5万册藏书（而今，资料上说，藏书已近30万册）。我留神过，除了宗教图书，更有大量19-20世纪经典作家作品和不少录像带。这里还有众多博物室：动物学的、昆虫学的、古生物学的、矿物学的、考古学的、古钱币学……给学生安排了各种考察活动：有生物学的、矿物学的、美术的（去埃尔米达日博物馆）……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却察觉到了一种有意的躲闪，一种小心的回避——学校没有培养孩子关注、了解和认识当代社会生活的起码条件和活动。看来，这里显然不是一所遗世独立、只为造就神职人员的神学院，而是要培养世俗人，是充满正教精神、怀着思古之幽情、而对当今世界侧目不顾并且无知无识的世俗人。

　　在当今人们感叹世界动荡、世风浇薄的时候，在培养人的、真正的教育蜕变为长期和短期的职业培训的时候，对新村和它的学校的美好联想和期待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淳厚的民风，心灵的陶铸，和谐的生活，是现代人向往的。然而，当我们逼近去细看深想，马上就会感到一种荒诞和恐怖。

　　首先，人们对新村的赞美看起来很对：像个“非人间”的“幸福岛”。从摩尔的《乌托邦》到赫胥黎的《海岛》，几百年来，多少美好乌托邦的梦幻都必须建筑在岛上：它不是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人工设制的，蓄意策划的。蓝图构想得愈精细，人为的伪迹就愈可笑。阿列克谢耶夫卡新村正是在把这种乌托邦蓝图落实在地上，试图建构一个世外桃源。

　　新村一方面在努力与世隔绝、逃离真实社会，表现出对现代生活的反感和恐惧，一方面又不能真正逃离现代社会，而和“外面的大世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持这里的只能是外部世界不停的外援下的“共享贫穷”的乌托邦。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这种两难处境和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是否意识到，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脑、互联网，还有汽车和拖拉机……这些物化了的现代文明，一旦渗入新村，都势必污染这块“净土”。它是经不起现实世界的风霜雨雪的。《俄罗斯报》的报道中称这个新村是“一个保护区性的角落”，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我想，这些新村人、新村的孩子，只要不是决心在这桃花源里守死善道，只要一走到俄国真实社会生活的空间，他们的观念就不能不和现实社会发生严重冲突。他们在这里所修得的一身贞操是否经得起真实世界上的风雨？他们能否存活在非实验地的现实空间呢？

　　当我拂着那几只“上帝的羔羊”的柔软金发时，我曾想，这里真能成就人的完善吗？“围墙”阻挡了“精神污染”，也形成了精神的闭塞，压抑了精神的发展。要活在这中世纪余辉返照中的新村，不能不先从人们心里清除对现代生活的任何求知和想往。这种对人的规划或教育，不能不是禁欲的、对人类文明闭目塞听的，禁锢思想窒息人性的。而人的一切伪善、扭曲和恶毒正是由此而生的。

　　在这个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应该这样想，而不应该那样想，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不容置疑的，都已由别人决定了的地方，思想的自由和发展、人的自由和发展就终结了。对新村人来说，最可怕的还不是没有了自由思想的权利，而是没有了自由思想的愿望和能力，因为产生这种愿望和能力的条件被新村的规划者清除了，于是，人也就可能重又成为奴隶。在这些对新村的赞扬声中，我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

　　正值苏联解体20周年的日子，而作为解体20年后的乌托邦试验地——阿列克谢耶夫卡新村，要真正走出那座废墟的阴影，尚需时日。（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苏联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