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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北洋政府两个央行之争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2-07 16:14 来源: 财经国家周刊

  刘诗平

  20世纪初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合并之争,最终促成两行脱离北洋政府财政挤压,朝独立和“商办”方向迈进

  1916 年,被称为“状元实业家”的张謇临危受命,出任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会长,抗争政府将中行与另一家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合并的安排。6年后(1922年),70岁的张謇又出任交通银行股东联合会会长,应对中国银行意欲合并交通银行的危局。

  他的两次赴任,是中国早期央行艰难发展史上的两段趣闻。两次合并之争最终促成两行实行改革的决心。这之后,中交两行渐渐脱离北洋政府财政挤压,朝独立、“商办”方向迈进。

  二元央行

  对于1912年出任交通银行总经理的梁士怡,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这样描述:“广东人,身材矮胖,脑袋很大,像拿破仑一样;他沉默寡言,但他的插话表明,他总是首先提出问题引导讨论,在他研究问题时也是如此;在直接 问到他的时候,他总能对任何事情做出清楚的、有条理的说明。中国官员一向利用金钱来达到政治目的,他也不例外。对某些人来说,他是欺诈和贪污的老手,另一 些人则把他看作财神,还有一些人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对他很尊重。”

  在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时,梁士怡与袁世凯结交,更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逊位及通往洪宪皇帝的道路上战功显赫。1912年,梁士怡迎来仕宦生涯的黄金时期。这年3月,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梁士怡获任总统府秘书长;5月,兼任交行总理(1928年后总理改称总经理),一年后,代理财政部部务,人称 “二总统”。

  权高位重的梁士怡令交行业务快速发展。到1915年,与他执掌初期相比:公积金及盈余滚存额增长9.1倍,存款增长2.25倍,放款增长4.15倍,汇款增长5.32倍,纯益增长6.22倍。梁士怡还为交行谋求到了中央银行的特权——货币发行权、国库代理权。

  而中行虽然在大清银行基础上被改组为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但官股占绝大比重,正副总裁由财政部简派,高层随政局变化而频繁更换。

  1915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申令,把交行正式定位为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中交两行正式相提并称,北洋政府的二元中央银行格局形成。

  矛盾公开化

  梁士怡常把交行的发展与政府财政相结合。为筹集帝制费用,更不惜滥发交行纸币作巨额垫款。中行在人事、财权上受财政部控制,成为财政的附庸,同样无独立性可言。

  1915年底,中交两行发行额猛增到3844 万元和3729 万元,而现金准备仅约2200万元。特别是交行,此时政府垫款超过发行额,达到4750 万元,占全部放款的94 %;中行的垫款也达到1204 万元。

  财政对中交两行的挤压,引起社会恐慌,进而在一些地方出现挤兑风潮。

  1916年3月起,中交两行忙于应付兑换银元的钞票持有者。

  5月初,政府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梁士怡等人主张合并中交两行,集中现金,发行不兑换钞票。风声外泄,挤兑风潮迅速在京津等地爆发。5月12日,北京政府发布停兑令:停止兑付中交两行纸币和存款停止付现。

  中交两行接到停兑令后,交行绝大多数分支行停兑,中行部分分行则群起反对。就中交两行最大分行——上海分行而言,交行遵令办理,中行照常营业。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素以保护商股利益著称,副经理张嘉璈则有银行应独立于财政的理念。他们在周密部署后毅然抗命,并获得成功。

  中交两行多数分行停兑,两行信用丧失,汇兑不通,百货不流。

  6月7日,即袁世凯去世第二天,黎元洪接任总统,筹议挽救中交两行办法。梁士怡再次提议中交两行合并。得到消息,中行旅沪商股联合会、天津交行股东均致电国务院、财政部,坚决反对合并。

  财政部复电称并无合并之议,但署理财政总长周自齐随即发表十条整顿金融大计,两行合并正是整顿金融计划的主要内容。

  6月15日,中行股东在上海召开商股联合会成立大会,选举政经界名人张謇为会长,重电政府要求不再议两行合并问题,并将中交合并之争在《申报》公开,争取更多社会支持。

  交行股东见状,也成立商股联合会,选举陆宗舆为会长,并做出三项决议:交行商股占十分之六,政府应尊重商股权益,有关交行事宜须先征得商股同意;政府应速筹款归还交行垫款,以便恢复业务;政府不应歧视交行,应维持与中行同样的待遇。

  在中交两行股东极力反对下,合并拟议流产。

  两行的独立发展

  1916年7月中旬,段祺瑞重新组阁,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在梁启超推荐下,声望日隆的28岁新秀张嘉璈获任中行副总裁。与此同时,中央下令惩办帝制祸首。梁士怡、周自齐逃往日本,“交通系”主宰中国财政金融的日子告一段落。

  张嘉璈北上就职后,深感要挽回中行信用,奠定中行基础,首当其冲要扩充商股,成立有话语权的股东总会,扶持总裁、副总裁,使之能久于其位,不受政潮影响。必须修改银行则例、整理中行所发“京钞”,同时收回以前政府垫款、设法限制新垫款。

  在张嘉璈等人努力下,1917年11月,大总统令公布修正《中国银行则例》。新则例规定:董事、监事由股东总会选任,总裁、副总裁从董事中兼任,中行总裁、副总裁走马灯般轮换成为历史,中行保持相对独立的新时代开始到来。同时,中行的资本构成也在发生重大转折,商股比重逐年增加:1915年为17.01%,1917年为59.29%,1921年为72.64%。中行朝着“完全商办”的方向发展。

  经停兑风潮打击,交行实力锐减,信用一落千丈。1917年1月,曹汝霖出任交行总理开始慢慢摆脱危机。不过,整理京钞和限制政府垫款,花费了中交两行数年时间。

  1921年11月15日,交行京津分行再次发生挤兑风潮。随后,中行京津分行也出现挤兑。中交京津分行只得宣告暂时停兑。停兑风潮再次发生时,交行再次提出了中交合并的问题,但遭到中行婉拒。

  停兑风潮使中交两行遭受巨大冲击,交行受损尤其惨重:1922年银行巨亏,各项营业指标均较上年明显缩减;在新加坡和香港已设多年的支行先后停业;曹汝霖受股东指责提出辞职。交行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1922年2月, 交行召开临时股东总会,在营业方针上做出重大决策,即力避政治借款,重心转向工商业;发行独立;裁减机构和人员;核实账目。同时,股东会批准总理曹汝霖和协理任振采辞职,另选蒋邦彦和陈福颐为总、协理。然而,蒋邦彦不愿出任危局,陈福颐资望不足,难以应付危局,交行继续在风雨中飘摇。

  就在这时,中行副总裁张嘉璈发动交行部分股东,动议召开股东会议,讨论中交合并问题。与此同时,电邀交行上海分行经理钱永铭北上洽商合并事宜。

  交行处此艰难,急忙寻求对策。1917年起担任交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并在两年后升任经理的钱永铭,不仅长袖善舞,而且经营有方。交行希望他出面收拾局势,而他也正想有一番作为。

  1922年5月,钱永铭等在上海成立商股联合会,公推张謇为会长,通过交行不与中行合并的决议,同时致电政府,申明不与中行合并理由。

  经过钱永铭及交行南方股东的多方努力,中交合并拟议再次无果而终。

  1922年6月,交行在北京召开股东大会,选举张謇为总理,钱永铭为协理,并商定张謇不必常驻北京,日常事务由钱永铭处理。

  随后,交行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广拉存款,巩固行基;拒绝政治性借款,加强同工商业联系;实行分区域发行管理制度和足实准备金制度;精简机构,力图改变财政附庸不良形象,走自由经营、独立发展的道路。

  经此改革,交行行基逐渐稳固。独立、公开、稳健,成为交行发展新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有把中交两行合成央行、或把中行改组为央行的拟议,但均未成功。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中央银行,中交两行分别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和“实业银行”。不过,两行继续拥有部分央行职能。直到1939年一切国库事务才由中央银行办理;1942年发钞权和外汇买卖才由中央银行一家发行和统筹管理。从此,中央银行才真正具备发行、国库、外汇职能,成为发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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