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高院还有多少“标杆”不为人知

　　□ 舒圣祥

　　据媒体报道，云南省宣威市乐丰乡新德村，位于逶迤的大山深处。13年前，徐家小女徐文素被同村无业村民代贤峰32刀残忍杀害，当时徐文素年方19岁。曲靖市中院2000年7月判代贤峰死刑，但两个月后，云南省高院改判死缓。而徐家人在二审判决过了10年后方知改判，并得知凶犯再过几年就可以出狱了。愤怒的徐家人最近两年来一直申诉却没有下文。云南省高院副院长李思明表示，已对受害者家属的申诉申请进行审查，是否会启动再审程序现在还难说。

　　又是云南高院！又是死刑改死缓！——看到如此离奇的案子，人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惊呼。无论是去年爆出的李昌奎案与赛锐案，还是现在重新引燃民愤的代贤峰案，都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作案手段十分残忍，情节极其恶劣，突破了人类可以容忍的极限，且被害人均是毫无过错地莫名惨死。为此，不同的一审法院无一例外都做出了死刑判决，可当这些案件汇聚到云南高院二审，又无一例外地被改判成死缓，理由都是有“自首”情节，并且“可以从轻处罚”。

　　显然，多起杀人案二审都由云南高院从死刑改判死缓，绝不只是偶然巧合。对云南高院来说，对罪大恶极的杀人嫌犯予以最大宽容，以最勉强的理由从死刑改判死缓，似乎已经是一个传统。李昌奎案引发质疑后，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说，“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现在看来，其实早在10年前，云南高院就有了这样的“标杆”，只不过不仅不为世人所知，甚至连受害者家属都瞒得好好的。在云南高院，彪悍的判决不仅不需要理由，而且无义务告知。

　　从死刑改判死缓，受害者家属长达10年竟然一无所知，公众都觉得匪夷所思，云南高院却认为“没有刑事附带民事当事人，省高院就没有这个义务告知。”毋庸讳言，这起案件中充满了太多的不可思议。首先是改判的理由。试问，哥哥为保弟弟性命大义灭亲，带领公安人员将代贤峰在异地抓获，真的可以算“自首”吗？退一万步，就算云南高院自首的尺度很宽松，为抢劫财物32刀杀害无辜少女，难道也是“可以从轻处罚”吗？

　　再来看所谓二审，简直就是一个秘密审判：既不公开开庭，也没让公诉机关出庭；既不通知受害者家属到庭，甚至连判决书都未事后送达——这难道不是视国家法律如儿戏吗？当然，公众不是要以“集体狂欢的方式”要求代贤峰杀人偿命，代贤峰当初是否受到同伙威胁尚有待司法机关侦查；但是，如果司法审判连程序正义都做不到，谁还敢奢望审判结果的正义呢？

　　“慎杀少杀”没有错，但至少必须是以当下法律作为前提；将法律踩在脚下，单凭“10年后标杆”的自负，必然会让法院和法官失去应有的权威和公信。在云南高院近年审理的案件中，“死刑改判死缓”的所谓“标杆”还有多少？它们是否都做到了基本的公平正义，都能经受住没有徇情徇私的考验？没有人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