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介入”：一种国际主义的外交观

　　李巍

　　 如今，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规模介入国际事务，由此带来的许多未曾经历的困惑与难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下中国外交思想界正在兴起两场重要的辩论：美国是否正在走向衰落？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基本方向是什么？前一场辩论围绕2008年金融危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冲击了自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一超多强”的权力结构而展开；而后一场辩论主要围绕中国是更应该继续“韬光养晦”还是更应该“有所作为”来展开。

　　 经过缜密地观察和思考，王逸舟教授截取了中国外交多棱镜中属于“创造性介入”的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未来外交的基本方向提出了一种国际主义的图景构想和政策建言。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奉施行“韬晦外交”，在国际政治中保持低调，在一些非核心利益和非原则问题上，采取柔和身段，避免参与无关自身利益的国际纠纷。这种“韬晦外交”，对中国30年的和平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时至今日，“韬晦外交”却面临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挑战。

　　 首先，中国实力的增长使得中国难以埋头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和期待越来越高。2010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分水岭。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从技术上讲，世界老二很难隐藏实力。国际社会都呼吁中国在经济政策协调、人道主义干预、发展援助和低碳减排等多个方面承担国际责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拒绝正视和回应这种国际呼吁，将从根本上伤害包括国家形象和道德感召力在内的中国“软实力”。

　　 其次，中国面临的一系列紧迫的外交问题，越来越有解决的需要。在中国实力弱小的1980年代，作为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的临时性应对方案，以谋求暂时和平的环境，进而助推自身发展。如果说邓小平当年的考虑是基于种种现实的无奈而进行的次优选择，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继续拒绝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成了王逸舟教授所说的“制度性懒惰”。

　　 再次，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使中国难以再对很多国际事务继续保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加入WTO的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其国家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度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相应地，国家利益也在地区、全球乃至太空等多个领域迅速延伸。而传统的“韬晦外交”正在被证明为难以有效保卫中国的海外利益。

　　 正是在中国外交面临大转型的这一重要时刻，王逸舟教授在其新著《创造性介入》呼吁和倡导一种新的外交取向，即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要以一种新的积极态度，发挥创造性思维，去更大规模地参与国际事务，而在这一过程中，“韬光养晦”的方针则必须调整。这被笔者称之为一种国际主义的外交观。

　　 必须要加以分辨的是，中国的国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虽在批评“韬光养晦”的问题上站在同一战壕，都支持中国更加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并“有所作为”，但他们在具体外交方略上却有着本质区别。国际主义者认为，中国介入国际事务的方式不应是武力的，在权力的运用上应当是自我克制的，中国需要遵守国际规范，借助国际制度来参与全球治理，他们更多注重社会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力量；而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需要加强军备的建设，在必要的时候甚至需要对外显示实力，以强有力的对外手段来展示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能力和意志。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分歧远比共同点要多。两派之间的争论也常被西方媒体戏谑为“鸽派”与“鹰派”、“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的争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双方的思想碰撞和智力交锋将构成中国外交辩论的主要论战者。而从王逸舟教授一贯的学术立场和思想偏好来看，他显然属于前者。

　　 与此同时，在中国外交思想界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声音强调继续坚持“韬晦”战略的必要性，类似于美国两百年外交思想光谱上会周期性出现的“孤立主义”。但是，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韬晦派”的逻辑，我们会发现，该派学者的论点仍然不乏闪光的颗粒，比如他们认为，即便是中国实力再强大，中国外交仍然需要保持谦虚谨慎，防止大国主义思想的滋生，在今天，面对着其他国家纷至沓来的对“中国式傲慢”的批评，“韬晦派”的观点仍不啻一记警醒。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