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桂两次改革红利

　　姚建莉

　　 2009年11月9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批示，容桂街道被赋予县级管理权限，行政区划不变。在“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同时，容桂提出向社会放权，通过授权、购买服务等形式，将部分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再次提供了中国体制改革的“镇域经验”。

　　 但是，他们并不满足。2010年，在珠三角镇域经济发展论坛上，时任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列海坚抛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人把容桂称为城市？”

　　 这第二轮改革的目的和动力，可能就不言而喻了。

　　 但作为改革的推动者，这轮改革中，政府的红利又是什么？最后又会走到哪里？

　　 现任党工委书记赖雪晖反复思量后回答：“解放政府，激活社会。”而此后，可能给容桂带来新一波经济扩张。

　　 然而他也担心，同过去产权改革后政府面对的GDP压力相似，这一轮改革后，政府会面临社会管理的更大压力，“所以路是探出来了，更难的是铺路。”

　　 简政强镇

　　 2009年，一份广东省《关于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把“中国经济第一镇”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镇这位改革明星重新推入观众的视野。

　　 1978年，当时还未合并的容奇镇和桂洲镇（2000年合并为容桂镇）成立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大进制衣厂；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容桂率先拉开了农村股份制产权改革大幕，并于1995年开展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在这第一轮改革中，让企业释放出活力，容桂收获高额财政和GDP红利，201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376.4亿元，人称“千亿大镇”，被奉为中国经济转型的“镇域经验”。

　　 “其实不改的话，政府也能过得挺滋润的。”赖雪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打趣道。

　　 但这确是事实。历史沿革从2000年的镇、2002年的区，到2003年至今的街道办事处，容桂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街道，它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权。

　　 几十年粗放型经济发展后，容桂版图上70%以上的建成区，已然饱和了土地经济的空间。格兰仕、海信科龙、万和等近90家根植于当地的超亿元民企，各自成熟的运作体系，为容桂创造了一个良性的经济发展环境，“政府只要保证供电充足，其它什么都不做，十年内容桂的GDP都可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而面对这些实力雄厚的民企，街道办也无力“指导”什么。因此在容桂领导人看来，政府做的其实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之所以会改，赖雪晖总结两大原因：权责不匹配和农村矛盾。

　　 拥有近60万常住人口，20亿财政收入，400亿居民存款的容桂，行政层

　　 级上只是一个街道办事处，政府的派出机构，以及与此相应的公共资源配置、行政权力行使。

　　 由镇改的容桂街道，实际上承担着原来镇政府的大部分职能：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科教文卫体、财政、民政、公安、司法等，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

　　 一方面，街道办中工商、税务、质监等部门接受上级垂直管理，一旦涉及相关事务，街道办只能与之协商，不能直接指挥。

　　 另一方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农村、城乡结合部迅速走向城市化的容桂，打破了过去以村居为单位的有序自治格局，衍生了诸多社会矛盾，同时还保留着深厚的农村色彩。

　　 而同时，容桂街道办下辖的23个居委会、3个村委会，“虽然是自治组织，但其实成为了最底层的政府，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如计划生育、征兵、消防安全等。”

　　 然而，作为自治组织，村居委会由村（居）民直选，只向选民负责，对街道办布置的任务阳奉阴违是常有的事。

　　 这样的不匹配下，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农村土地问题、不同利益团体的纠纷，成为了街道办领导的“心头病”。

　　 这种“权力在上，责任在下”的格局，不仅掣肘了现实问题的处理，也不利于容桂和顺德区的城市发展，“既然已经背了责任，不如趁着顺德区改革，主动要求部分事权下放，解决容桂镇多年来‘人大衣小’的困局。”

　　 而站在顺德区的层面，“之所以选择容桂作为试点，是因为容桂的经济总量全区最大，但进一步发展碰到的问题和体制制约也最突出。”时任顺德区委书记刘海曾如此回答媒体。

　　 因此，2009年9月顺德大部制改革后两个月，容桂原有28个部门整合为11个机构和2个分局。

　　 2009年12月1日，顺德区属各部门向容桂街道下放了第一批316项（方面）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集中在城市建设、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方面。

　　 放权到社会

　　 事权下放后，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变，依旧是90名编制内成员和100多名聘员，加上治安、城市管理人员、村居服务人员共2000人左右。

　　 而容桂改革的学习对象——香港——人口是容桂的10倍，公务员队伍超过16万，“如果不向社会放权，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该管的管不好，自己也会垮掉。”赖雪晖说。

　　 过去政府办企业时，大到一个企业项目的引进，小到一个亲戚的朋友进厂，都要找镇长、书记批，产权改革后确实解放了政府。而这次，如果社会改革能跟随事权改革同步推进，效果也值得期待。

　　 因此，将目光转向香港，容桂开始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探索，“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民间运作、项目服务。”《顺德区容桂街道社会工作发展规划》将容桂模式总结为此四点。

　　 对于容桂来说，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培育社会组织，“只要是非政治性的团体，以后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即可。”容桂街道团委副书记梁卫南指出，只有他们发展起来了，政府才能放职能给他们，他们也才有能力跟政府对话。

　　 尽管容桂目前已有100多家注册的社会组织，但更多的同乡组织按现行规定尚属“非法”，他们的影子已经显现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其实通过他们的话事人，可以很好解决。”但限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容桂改革尚不能大刀阔斧。

　　 但有些方面，容桂还能有所突破。

　　 2010年1月，容桂引入“现代社工”，目前主要有两家专业社工机构进驻——启创青少年服务中心和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而原有的3500名义工，在团委的组织下，以“社工引领义工，义工协助社工”的方式运作。为向社会传递“政府认可社工”的信号，2011年，容桂吸纳启创的主任黎玉婷担任团委兼职副书记，当然也是她本人能力的展现。

　　 目前来说，容桂街道慈善会理事长由赖雪晖担任，下一步打算向社会招聘秘书长，一两年运作成熟后交给社会。

　　 慈善会的款项来源，则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商会。商会里的企业家有着很深的本土情结，自己设立“容桂商会扶贫助学基金”，对容桂低保、孤寡家庭捐助。仅去年容桂商会和杏坛商会举办的一场助学篮球赛上，企业家就捐款818万。

　　 这个过程中，“我们政府的代表只要敬个酒，唱个歌就行了。”赖雪晖笑道。

　　 但这其中也有些问题，让他倍感无奈。

　　 因为村居福利会无权给捐款企业免税，一些企业家只好通过街道慈善会这个中间人，名义上捐给慈善会，实际上全额返还给福利会，“好像商会跟慈善会又产生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如果将来能在这方面突破，他觉得对企业对社会将会是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