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华的红色春秋

　　至于接班人，我经常说，不仅仅是我的儿子，还有我们的一批年轻人，这代人都有希望实现我们现在的梦。春秋能不能存在下去，是你们要不要让她存在下去，要的话就必须奋斗、远虑、节俭、感恩，如果扔掉这些，破产是迟早的

　　文|本刊记者  严学锋

　　“现在很多人的财富观，真是到了《红灯记》所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地步。我们赚的钱都流血流汗。每一分钱，如果上面没有春秋人汗水，我都不要。”作为春秋航空、中国首家廉价航空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王正华有着很强“红色、共富”情怀。在这位老共产党员看来，企业家的财富相当程度上只是偶得，应属社会，主要应用于成就事业。“人喜欢这个事情，就像马克思说的，把劳动看成生活的第一需要，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未来，我们这些人现在已经享受共产主义了。”

　　“我只是财富的管理员”

　　《董事会》：在某种程度上价值观决定命运，财富观是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对你来说，拥有多少财富才算“够”？

　　王正华：对我来说，一个月几百1千就够个人生活了。一些公司分大灶中灶小灶，我们公司从来没有，你的肠胃难道因为地位高了就精致一点？何苦呢。感觉这种人很可悲。我一直保持比较健康的生活：钱用来干事业，吃饭在食堂，5-7块一餐(接受完《董事会》采访，王正华带领公司CEO张秀智去了食堂用餐)。

　　我不喜欢那些奢侈的名牌，比如LV包，我很反感，这是文化侵略，卖一万两万，要我说一个塑料材料制作的包100差不多了；你非要说这是品牌，那500够了。我在公司内部公开反对用这种奢侈品。我的一个高管从国外带回LV包，我说你用这种包，无形中是渲染西方的价值观，宣传奢侈浪费的生活。后来她买了个3、4百块的包，我看背得也挺好，LV包现在不知扔哪了。那些曾经拿枪拿炮外侵的西方国家，现在换了一个手法，叫世界名品，我们一些年轻无知的孩子背着LV感觉有身价，那是一种荒唐。现在人的虚荣心太重，同时财富分配不匀，两极分化非常严重，这是扰乱社会不稳定的因子。你买个包2、3万，我们航友宾馆的孩子月薪2、3千，他会怎么想，对社会怨恨吧？这种名品，宣传上说是拉动内需，我认为是对共和国的不忠诚，是破坏共和国稳定的一个因素。有人说你们要不要品牌？我说要，适当的，1倍、2倍溢价了不起了，我们现在1倍都做不到，利润20%就不错了。有人说我是极左的思想，我说西方现在不拿枪拿炮了，使上了文的手段。

　　《董事会》：作为春秋航空创始人，你现在只拥有三成股权，大量股份让职工持有，为何做出这种安排？

　　王正华：在公司的财富分配上，我原来主张搞全员所有。为此我曾经专门写过一个报告，送到国家体改办，一直送到吴邦国同志手里。后来体改办跟我说这行不通，因为人的觉悟没有极大提高，对财富的使用上就会有很多弊端。当时有些企业试行了这种全员所有的方法，结果董事会开不起来、做不了重大决策。实际上，这样的想法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前的一种乌托邦。他们建议，“你应该拥有主要的股份，这样才能对企业有发言权，集中权力做你想做的事。你们这样的小企业最好持股51%，至少是30%。”

　　最后我接受了30%，70%分给了员工，最多的时候分到近500人。不过，现在上市就遇到了麻烦：股权过于分散。上市过程中还遇到了一些问题，明明这些股份是送的，但一些人不这么认为，要求企业高价赎回。有个退休职工说，王总我对不起你，你骂我无赖、没良心也好，但这次我要“自私”“昧良心”。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体改办的建议还是对头的。

　　有人说30%太少，容易摊薄稀释，后来订立了一致行动人条约，我掌控了80%以上的投票权。有人说，如果一开始就大量持股就不需要这么做。我认为不一样，财富对我来说，后面多一个零还是半个零也就这样。钱给大家了，大家就会感到是企业主人，这样会有很多好处。当然，这其中也会有一些弊处，但我认为利大于弊，分股权还是应该的。

　　《董事会》：财散人聚，这样的观念怎么形成的？

　　王正华：从小父母给我良好的教育，到社会上，20世纪50、60年代给了我非常良好的人生观，我真诚地接受了，然后一直实践入党誓言至今。所以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是一种必然。相比之下，财富归谁所有带有很多的偶然性。

　　因为改革开放的机会我得到了这部分财富。如果说我有一点财富，除了自己生活必需以外，其余的仅仅是造物者让我看管的，我只是一个财富的管理员，仅此而已。当然，企业发展要有财富作为基础，但这不能成为自己奢侈生活的理由。为了以后的发展，我会进一步去用好这些财富。财富最后还是归社会的，个人没有权力去奢侈、去糟蹋它。

　　抛弃价值观迟早破产

　　《董事会》：你两个儿子均已入职公司，如何保证春秋航空企业的可持续传承？

　　王正华：我的责任是影响他们，最后结果他们决定。父母、党教育我的，我不仅自己这样做，也这样影响我的后代。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要关心社会、别人。后来，我拿出5万元人民币给他们到美国、日本留学，这在不少人看来是天方夜谭。大儿子到美国，他妈妈经常想办法塞他钱，他不接受，认为应该靠自己。我同事出差美国回来骂我，说虐待儿子。说他和温州人以及墨西哥人住在地下室，臭烘烘的，打工端盘子，生活非常艰苦。唯一区别的是床头上挂着西装，还担任这个餐馆的政府公关，这是他打的第二份工。

　　人活在地球上，首先得了解最底层的人是怎么样的。大儿子在家时不做饭，有一年我去美国看他，他说25分钟做三餐一汤。他同时打开3个煤气灶，做饭、煨汤、炒菜，真地就这么做了。他告诉我，在学校里谁不能自立，谁的父母给很多钱而不是自己赚的，就会被看不起。现在两个儿子在公司，别人绝对不会觉得他们大手大脚，看不起人，因为他们肯到最底层生活，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跟公司的骨干和我的孩子说，将来公司是你们的，但是如果把我的理念扔了，比如奋斗、远虑、节俭、感恩这些，不是我老王吹牛，你再多的金山银山都经不起。上一代传下来的，只有辛勤耕耘才会有收获，否则收获就少，直到最后败落。春秋能不能存在下去，是你们要不要让她存在下去，要的话就必须奋斗、远虑、节俭、感恩，如果扔掉这些，破产是迟早的。日本个别大企业为什么败落下去？道理很简单，他们受美国人的影响——那种会工作、会生活的文化侵略，像五、六十年代，父辈们那样去奋斗的精神差了。

　　《董事会》：这样的价值观，如何在企业中深入人心？

　　王正华：首先我们做领导的要真从内心为这个公司、社会和这个国家。我们赚的钱都流血流汗。每一分钱，如果上面没有春秋人汗水，我都不要。我在公司内部倡导诚信经营。旅游、航空业，大家你欠我、我欠你，三角债，欠的是天昏地暗，我坚决不欠。另外，我严格禁止逃税漏税，像飞行员的税，前两年有人查了，有的大公司交5%，我按规定交20%，在竞争环境下这就非常厉害了，几百号飞行员，每个人多交十几二十万。

　　在对社会负责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对员工负责，给员工的薪水跟外面差不多应该高一点，这是我的目标。员工毕竟是社会的人，社会该承担的部分不可能全部由企业来解决。我们前几天还在讨论，工资、福利能不能定得再高一点，高了是不是有效，有多大效，高多少是好？这都很难确定。就像现在的希腊，敢用欧洲美国人的那套理论把钱分光，财政寅吃卯粮，这怎么可能？他不可能像西方列强那样再去掠夺世界。

　　人心，就像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抓起筷子吃肉——原来饭都吃不饱，放下筷子就骂娘，没完没了的。所以国外现在有一种理论叫“损失厌恶”原则，比如减少1000的福利，比给他3000的福利，那种情绪是无法同比的。

　　其次，你自己要身体力行。我们主张，员工在最困难最苦的场合下领导应该出现。所以公司规定，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领导一定要到现场。航空，不能光看空姐飞行员，大量的人在一线很苦的。逢年过节，我们要求所有领导都在一线，回去吃年夜饭把员工扔下来是不被许可的。春节期间，原则上所有干部都不放假，在一线。我从年初一到现在基本在公司，我也喜欢这个地方。人喜欢这个事情，就像马克思说的，把劳动看成生活的第一需要，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这些人现在已经享受共产主义了。年三十晚上我到食堂，和大师傅一起商量，保证一线的干部职工大年三十的深夜12点也能吃到热饭热菜热汤。年初一，我这个将近70岁的老头早上4点就起来，在现场送最早的航空。吃完早点，我去跑旅游部门的营业点。下午再去一些最困难的员工家慰问，我个人给他们一笔钱。有些人住在棚户区，一定要心里有他们。晚上继续忙。我把这天的行程放在公司内网上，告诉大家我也忙了一天。当然，我还是没完全做到同心同德，我们公司现在最大的缺点是人治。

　　《董事会》：我们看到公司一楼大厅有个2012年许愿墙，至少有3个员工希望多发年终奖。

　　王正华：员工希望年终奖分多一点，这很正常，人有自己的财富欲望。不过，奋斗后钱不是花光的，所以我在企业文化里，第一讲奋斗，第二讲远虑。春秋旅行社为什么能够成立航空公司就是远虑的结果。我们从2平方米的小亭子开始，是最小最穷的旅行社，1994年成为全国旅行社第一，原因是我们的钱到手了，享受一部分，大量的放在以后的发展。2004年，全国18000家旅行社纯利大概3亿，很可怜，但那年我拿出3个亿办春秋航空。钱怎么来的？一定是大家干出来、省下来的。所以2004年打破民航垄断，我就有可能办航空，否则就不可能。

　　“接班人不仅仅是我的儿子”

　　《董事会》：关于传承，你似乎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王正华：有次我们夫妻在飞机上，我说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还是立个遗嘱，不要弄到孩子们为了财产怎么样。后来我写了个东西。

　　如果公司办下去，谁将来能比较好的为这个社会去经营这个财富，股份当然应该交给谁，但是作为生产资料去使用，不应该作为生活资料使用。如果变成生活资料，还是应该回归社会。那次写遗嘱时，我也注明了。至于接班人，我经常说，不仅仅是我的儿子，还有我们的一批年轻人——像公司CEO只有40多岁，跟了我20年，这代人都有希望实现我们现在的梦。

　　《董事会》：作为一个备加关注中国前途命运的老党员、老企业家，在国家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新时期，有什么最想说的？

　　王正华：我们国家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官员的信仰危机。我们入党的誓言，党员是不是很认真地去执行了？如果誓言都不算数，那还算是一个党员么，严格意义上，连一个大写的人都不是。我说这些话，可能大家觉得不合时宜。

　　真的要把心放在这个国家！我真地想写信给相关国家领导，可能大家会笑话我，我们现在各级领导挂在嘴边的是要“同心同德”。作为公务员的子女可以去发达国家学习、考察，但不允许拿人家的绿卡。确实应该让各级官员把入了他国国籍的子女通通召回来，不回来的免职。因为你掌握着共和国的权力，自己的子女却拿着人家的公民证，你让老百姓如何和你“同心同德”？只要这些环节解决得好，哪怕我们的民主化进程晚一点——我们这个勤劳、吃苦的民族真的应该成为世纪的NO.1。关键还是看我们的领导是不是真的能和老百姓同心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