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彩票业需要透明与责任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彩民已达两亿多人，其中问题彩民约700万，他们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18岁到45岁之间，月收入在1500元到3000元之间，尤以打工者为主要群体。

　　这份报告并没有引起政策上的反应，比如整顿彩票行业并改善管理，而是将问题归之于底层民众因渴望发财而出现的心理问题和社会现象。事实上，“问题彩民”在中国更是一种制度现象，即为了政绩或利润而放弃社会责任与管理责任，不顾一切地追求利益，这就像那些为了利润而不惜造假、掺假的企业一样。

　　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行彩票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但是，想要拥有销售彩票的资格，在很多地方需要贿赂或者有关系才能实现，而且每个彩票销售站都有最低销售额的潜规则，实行“末位淘汰”制度。这意味着一些管理部门将彩票销售作为可以寻租的垄断特权和一门尽量销售额最大化的生意，这无疑会迫使销售方不断刺激和诱惑彩民购买，将其赌博性开发得淋漓尽致。

　　在西方，即使是商业性的博彩业也得强调“责任博彩”，防止问题彩民沉迷。比如，他们一般针对问题彩民有系统的预防救助体系，对于经过相关鉴定的“问题彩民”，规定强制投注站不能对其出售彩票，而彩民个人、投注站、彩票发行机构都有责任避免问题彩民的产生。但在中国，完全国有公益性的彩票发行机构和投注站却没有实现“责任博彩”。

　　对于社会而言，彩票发行机构从不或者很少披露其资金流向和用途，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公益性宣传，而仅仅突出某些人中大奖。这种宣传上的失衡，导致公益彩票完全失去社会的公益影响价值，完全将彩票业视为发财暴富的赌博。尤为不合理的是，中国一半以上的彩票为数字型，这种彩票具有强烈的赌博性质而在大多数国家并不作为主流。

　　“问题彩民”也暴露了一种深刻的社会危机，即很多底层民众依靠劳动几乎无法致富过上有尊严的日子，对于大部分中国底层群众而言，工作的收入仅仅用于生存而不能改善自身生活。随着成活成本以及置业、子女教育等投入不断增加，中国阶层越来越固化，底层民众陷入一种无望的处境，尤其是对年轻一代而言。因此，希望通过合法的彩票获奖而改变人生的想法就会越来越普遍，这是“问题彩民”产生的社会基础，而不仅仅是人性的贪婪或心理上的迷途。

　　彩票业无疑呈现了阴暗的一面，即使公益性的工程也被利益异化，而承担其成本的则是底层民众与整个社会。我们认为，中国彩票业需要透明与责任，公益彩票的目标不是发行更多，而是培养民众的公益观念，促进公益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