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史教给我们的那些事

　　文/林 海

　　“《伟大的博弈》或许可以为正在现代化道路上匆匆前行的中国提供一个历史参照”，2005年，该书的译者祁斌博士这样写道：“在过去的200多年中，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成功地超越了欧洲列强，而美国的资本市场——华尔街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无疑是这段历史风云对世界昭示的最重要启示之一。”

　　秩序从危机中涅槃

　　朱孝远在《欧洲涅槃》中，曾将欧洲近代化的动力定义为“危机”二字。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夺走了欧洲近五分之二的生命，帮凶就是不完善的政治体制。他描述道：“传统封建结构出现了无可救药的绝症。”出于生存需要，人们必须寻找一条全新的道路。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政治近代化，这一切向新时代的转向，都孕育于社会结构的危机之中。无论是具体规范还是整个社会的运作模式，都需要彻底的转向。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因为走进了死胡同，人们才有了足够的动力与勇气，寻找转机。

　　然而，光有寻找转机的本能，还是不够的。只有人的理性和博弈，可以重建秩序。比如1791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威廉?杜尔掀起北美第一场投机狂热，使得北美第一次陷入金融灾难之中。金融恐慌和信用危机，如同它们在未来一样地攻城拔寨，市场剧烈动荡。别无选择的汉密尔顿在1792年3月2日写道：“这种时候，应该有一个区分好人和恶棍的界线，来区分受人尊敬的股票投资者和纯粹的毫无原则的赌徒。”在此后的岁月里，无论监管者、投资者还是法官，竭尽全力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条界线。当然，“界线”绝非一条“线”那么简单，不只是“是非黑白”、买定离手的“三拍工程”（所谓三拍，事先拍脑袋定方案，事中拍胸脯作保证，事后拍大腿“怎么没想到”），而是一整套复杂的规则和秩序体系，以及确保这些规则得以运转的保障措施。

　　就在兴衰交替的一个接一个经济周期间，美国资本市场得以自我演进、自我探索和自我修复。用译者祁斌博士的话说：“不可避免地，有很多股市甚至金融体系的崩溃，而股市或金融体系的每一次崩溃，无疑会给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使得全社会付出高昂的成本。”然而这一切“试错”或许既无法避免，又“物有所值”。作者戈登打比方道：“人类都是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与冰山相撞并沉没……（此后）英美两国都举行了听证会。于是才有了《北大西洋冰层巡逻制度》……从那时到现在，92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发生过轮船与冰山相撞并沉没的事件。”与之相似的，美国资本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在无数的金融危机中得以不断成长。不只是有了繁复的交易规则，还有了强大执行机构，用作者的话说：“今天，你再也不能只交10%的保证金就买股票，你再也不能在股份下跌的时候卖空……1929年的美联储非常软弱……几乎无所作为……而在1987年美国股市崩溃时，美联储给所有人打电话：‘你需要钱吗？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提供。’”就在这样的周期性危机和试错中，付出学费、建立秩序，市场总能找到出路。

　　人这种神奇的生物，既有忘性，又有记性。所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投资者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在贪婪和创造欲的驱使下，不断地逾越监管者确定的樊篱，美其名曰“金融创新”。殊不知，监管者定下的樊篱，往往就是安全的边界——再打个和航海相关的比方：近代航海家最宝贵的财富，是船上航海士们绘制的海图。海图标出的海域，是已知的、安全的。而越出海图之外，便是不知何时会冒出来的暗礁或海盗。所以“创新者”或“探险家”总是会在某个不可知的时刻，引来大祸。好在作为群体生物，人还有记性，不断地通过溺水者的教训（甚至有时自己就是溺水者），绘制新的海图，标清新探索到的航线。在这个意义上，擅忘是件好事，能够不断有信心走向未知的资本海域；而擅记，则为后来者建立稳定的心理预期：合规者便会安全返航。凭着这两点本能和重建秩序的理性和努力，这个游戏才能继续玩得下去。

　　东方不亮西方亮

　　2005年夏天，在何芳川教授的课上，我第一次听到“高宠挑滑车”的典故：“高宠追击金兀术，兀术以铁叶滑车阻拦。那滑车重达三百斤，向高宠冲来。高宠奋不顾身，以手中钢枪抵住滑车，劲膂一振，竟将那铁叶滑车挑翻一边。金兵大惊，复放出一车。高宠双膀叫劲，再次挑翻。岳家军士气大振。高宠连挑十一辆滑车，却最终在第十二车面前，力气用尽，毙于阵前。”何教授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讲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交流与对峙。中华文明如那力大无比的高宠，面对外来列强的“十一辆滑车”——比如荷兰1622年侵占澎湖、1624年侵占台湾，仍能力挑之而求自保。而鸦片战争就像那第十二辆滑车，中华文明气力衰竭，西方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却正强盛而起。此后近代史的悲剧，用无穷无尽的滑车和英雄扼腕的高宠作喻，再合适不过。

　　新版《伟大的博弈》的亮点之一，在于每一章后增设了“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于是我们可以一眼望见同一个时代的世界两端：1666年，菲利普斯通在策划了第一起金融操纵案时，北京出现了第一家银行和票号的行业组织——银号会馆；1792年华尔街签订《梧桐树协议》，出台《造币法》时，清朝正受困于白莲教起义之中；1836年，杰克逊总统签署《铸币流通令》，并开启美国经济的大萧条时代时，林则徐刚刚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准备前往广州禁烟；1848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成立时，上海“青浦教案”审结，十余名中国船工在海关前向英国传教士“带枷认罪”；1866年，J.P.摩根因牵头签订“海盗协议”而在华尔街声名鹊起时，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建立，学员以英文法文学习物理、航海、机械知识；1870年，华尔街遭受古尔德黄金投机案重创时，清政府开始设立北洋通商大臣一职，先后担任此职的有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等；1881年，格兰特总统卸任后，成为华尔街一家金融公司的合伙人，后以破产告终。与此同时，《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俄国在华的经济扩张延伸至腹地。

　　不需要继续列举。进入近代之后，东方和西方通过坚船利炮连结起来。与此同时，由于各自的历史惯性，它们只能呈现出不同的模样。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成为这个世界的普遍图景。天朝由盛转衰，成为西方列强跑马圈地并美其名曰“启蒙”的鱼肉，其原因何在？以鸦片战争为例，人们往往认为鸦片战争是近代史的开端，并分析其背后的经济、政治、贸易和人物原因。然而以金融史的角度来看，鸦片战争是一场中方必败的较量。伦敦当时已经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凭借现代的金融市场，英国政府可以长期更合理地整合资源，支持庞大的军事行动。而清政府虽然统治着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却无金融市场可依赖，政府财政还是靠落后的税收体系，既无法紧急动员资源，又不能合理分配物力，根本应付不了突发的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列强表面是靠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实际上真正决胜的力量，来自长期形成的金融体系，以及由其支撑的企业、资源、市场和国家机器。

　　因此，从“同一时代的西方和东方”，可以看到译者和读者所共享的知识构成和问题意识。《伟大的博弈》关注的虽然是华尔街和费城，撰写的是汉密尔顿、摩根和惠特尼的英雄谱，然而在中国译者和读者看来，却有着以史为鉴和他山之石的意义。克罗齐尝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像金融这样高度西化的行业里，特别是在大国崛起、资源整合、体制改革以及“服务实体经济”这一系列的现代语境之下，华尔街上发生的大部分历史场景，都很可能在宣武门、陆家嘴或深南路（深交所所在地）重演。有谁说得准，这张用外国博弈经验绘就的航海图，就不能帮我们省几分力气，避开几座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