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赣商

　　谭洪安，熊学慧

　　明朝官场中流行一句话：“命运低，得三西。”

　　三西即山西、江西和陕西。言下之意，这三省公认都是穷地方，当官的捞不着什么油水。但恰恰是穷山恶水出商人，陕西帮与山西帮合称“西商”，笑傲明清商界五百年，而通称“江右帮”的江西商人（因从长江北岸来看，吴越一带的江东在左，江西在右），一度与西商、徽商（又称新安商人）成鼎足三分之势。

　　在当时人眼中，江西“地狭人多，为农则无田，为商则无资”，说白了还是一个“贫”字，从商者也多为苦出身。据现代学者统计，有资料可查的1500余名明清江西商人中，六成以上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因为生计拮据而弃农经商。另有两成即300名左右为弃儒经商，因江西历来是科举大省，读书人多，但功名难求，仕途艰险，很多人或家贫无力长期供养，或久读不中萌生退意。反正读书做官是为了脱贫致富，如果经商也能达到这一目的，何乐而不为呢？

　　由于经商者中罕见“官二代”、“富二代”，明清江西商人的另一特点是中小贾居多，借贷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且以在同乡、同族、亲友及邻里间的中小额借贷较为常见。江西是一个家族社会发达的省份，许多家族都有公置产业，专门有一笔钱贷给族内子弟。借贷双方立有书面契约，作为追索债务的法律依据，不过因借贷都是在熟人之间进行，一旦发生纠纷，多为“私了”，很少告到官府。

　　除了借贷，还有人靠给大户人家打工积蓄钱财，或努力耕作，将农业利润转化为商业资本，有文化的人则教书授徒，以所得作为经商本钱，又或者从小商小贩起家，转而从事“大买卖”。当然，也有些运气好的人出身经商家庭，得以继承大笔财产，或利用家族声望能够集资从商。

　　以江右帮为主体的明清湘鄂赣地区商人，主营行业多以本地物产为依托，如粮食、瓷器、茶叶、木材、纸张、布料、烟草等，同时也从外地贩运本地所需的食盐、棉布等。精明的江西商人还以善于经营带有高利贷性质的典当质押业闻名，湖广、河南、云贵川和福建等地，都有他们从事此类业务的详细记载流传下来。

　　不过，穷苦出身、中小贾多、财力薄弱，也成了明清江西商人的命门，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始终无法像西商、徽商那样，结交官府，投入巨资，贩茶贩盐，做大做强。首先，他们经商的终极目标不是致富，而是脱贫，往往提倡“知足常乐”，经营稍有盈余，家境渐见宽裕后，就不再谋求扩大投资规模，获取更多利润，反而愿意回家购田置产，当起“田舍翁”。其次，他们信奉“能聚能散”，认为成功的商人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就行了，不应以聚财为唯一目的，钱财多了难免成为负担。再次，他们遇事多采取“息事宁人”姿态，每每有人欠债不还，债主只是把债券一把火烧掉了事。最后，“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也使得他们经商活动范围受限，有时为了尽孝千里奔丧，置生意于不顾，导致二次返贫。

　　以上种种透露出的信息是，小农出身的江西商人不愿冒太大风险，对社会动荡和人身安全心存恐惧，又因置身“文章节义”之邦，顾忌乡里宗族的舆论评价，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缺乏尊重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的自觉意识。

　　有现代学者曾做过抽样分析，发现明清时期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建昌府新城县、南昌府丰城县等经商人口较多的6个县69名商人里，共利用商业利润进行过109项投资，其中置办田产、赡养家人、资助亲友的生活性投资23项，占总量约21%；兴义塾、助科举、救灾赈荒、修桥铺路等社会性投资84项，占总量约77%；而开矿冶炼等产业性投资仅有2项，占总量不到2%。

　　由此可以想见，一度与西商、徽商并驾齐驱于明清商业大舞台的江右帮，为何到了近世，除少数常年在外经商的大家族外，大多日渐式微，“泯然众人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