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家决定立场（法眼）

　　

　　【新闻背景】

　　《云南网》消息称，2012年6月1日，昆明市长张祖林在调研保障性住房会议上表示，昆明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达到了10年来的最低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进而谈到昆明市的保障性住房，他表示，“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4、5套房子很普遍，多余的房子都不愿低价出租，没房子的人只能高价租住。”于是，政府不盖公租房，中低收入者就住不起房子。张祖林透露，近期昆明市政府会出台政策，保障在昆明工作的农民工、其他务工人员等也能够住上保障性住房。

　　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有钱有权部门官员拥有的多套住房背后有肮脏交易，我们甚至可以相信，多套房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劳动所得。当民众用法律和政治的方式考量官员房产时，也不要忘记用人性的方式“体谅”官员。不能要求官员在解决所有百姓住房问题后才考虑自身的住房，毕竟，追利是人的本能。而且，这个时代流行的价值似乎就是：无房无车是无能。

　　但是，官员吃用不愁难免会带来糟糕的后果，这不仅是张祖林的发现，也不仅仅体现在住房这一件事情上。现代政治要求官员对人民负责。当官员变得富有时，治理或信任危机往往尾随而来。尤其在经济政策变得或保守或具有掠夺性时，沉默的中低收入者恍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委任的官员早就与他们貌合神离，不仅地位悬殊，而且身家悬殊。

　　身家常常决定立场。卢梭认为社会不平等根源于财产的私有。伏尔泰对此呲之以鼻，斥其论调是“穷鬼的哲学”。翻翻两人的日常用度表就知道，两者虽然都是哲学家，但卢梭穷困愁绝，伏尔泰坐拥百万家产。当下，不管上峰怎样要求谨言慎行，一些官员在体察民情时总能放一两句“昏话”。其实他们的智商比责怪灾民不吃肉粥的晋惠帝不知要高出多少，那些“昏话”之所以张口就来，只不过在体察民情时，立场转换，触景生情，滑出了“肺腑之言”。

　　不难看出，一心为人民的官其实很纠结。官若不富足，他或许会无心工作，乃至贪腐，这要受法律的考量；倘若富足，他或许又会无心恋战，乃至异化，这要受政治的考量。而且，在这两种考量背后，还有民众对他们的人性考量——不可能每一名官员都主动献身于公共事业了。

　　官员其实没必要这么纠结。放眼未来，人类大概永远无法离开“他治”的状态了。回望过往，有史以来，最有效率的“他治”便是奴隶主对奴隶的管理，如果那也算作治理的话。

　　除此之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治理模式不无透着偶然的因系。雅典民主的兴盛，离不开对属国的镇压和掠夺；罗马共和的繁荣，则建立在对外不断扩张的基础上。一旦偶然性的红利用光，权贵阶层便面临内部的重新洗牌，而这恰恰是雅典民主和罗马共和走向衰亡的开始。在机会到来时顺风顺水的权贵阶层，都没能通过危机的考验。正因为此，寻找在危机时刻负责任的群体成为政治的根本难题。

　　健康的政治既不应该仅由高收入者支配，也不应仅由低收入者来掌控，更不能落入职业官员的手中，因为他们都不能对整个社会承担持久的责任，韦伯曾津津乐道的德意志专业官僚，在关键时刻令人失望的表现便是一例。可是现实总不外如是，刑罚乃至死刑或可恐吓官员不去贪腐，但无法阻止官员变得富有，无法阻止他们越来越有力地支配现实。

　　当下，政治制度的设计虽然已经取得“惊人”的进步。譬如重要职位的选举和任期、譬如考核，譬如财产和婚姻状况的公开，更有甚者如公开官员的手机号码，通过卫星定位确保官员业外行为的透明。遗憾的是，即使有了这么多的规则且落实到位，也只能说，这仅是一个最不坏的情况，因为制度还是无法遏制官员正迅速变得富足。

　　于是，富足的官员群体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政治元素，这让未来变得神秘莫测。相应地，政策在保守与激进、暴烈与温和之间循环往复的节奏也紊乱起来。富足的官或许会在短暂的时期内以政治为“志业”，操持公共事务，但终究会着眼于自己的事务，失去审慎明辨通盘考虑的能力，寄生于政治事务，进而把民众带入危险境地。张祖林指责的一些官员，坐拥多套房产，却不肯屈就低价出租，便是佳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