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利率波幅还可进一步放宽

　　6月7日，央行宣布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5百分点，同时允许银行存款利率上浮10%，贷款可下浮至80%。利率市场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闻此，江苏银监局局长于学军的欣慰更多于常人。

　　作为长期从事银行业监管工作的一位“学者型官员”，于学军自2009年伊始，便一直强烈呼吁放开利率管制，尽快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并认为这是解决我国金融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之策；同时首次提出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标志在于银行业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是我国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已经到了需要勇敢突破的时候。

　　2011年10月，他提出警示，“留给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2012年5月，他更大胆直言“利率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为此，于学军曾专门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表，有进取改革和稳健改革两种选择。

　　其中，进取改革的设计直截了当：第一年规定银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30%，第二年上浮可扩大到50%-60%，第三年实现完全放开；同期贷款利率的浮动应更宽松一些，甚至可以一步到位地完全放开。

　　稳健改革的设计为：将时限由三年拖长至五年，可先由中央银行采取不对称调息，有意收窄银行存贷款利差，例如由2.5%收窄为1.8%左右等等，让银行主动适应改革后需要面对的经营环境；再分大额、中长期等层次先行放开存款利率，最后放开小额、活期等利率，直至彻底取消。特点是更为稳妥，更为细致，适应期、观察期更长。

　　如今，利率市场化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如期降临，10%的存款利率上浮幅度步子是否太小？货币政策是否已经超出预调微调的范畴？通胀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吗？带着一系列问题，6月13日，于学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并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解读。

　　存款利率没有放到位

　　《21世纪》：2009年，你曾强烈要求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提出进取型方案为：“第一年存款利率可上浮20%-30%，贷款利率可以完全放开”。相比之下，此次存贷款利率波幅调整都要小，对此你怎么看？

　　于学军：贷款利率在这次上浮以前就是放开的，这次可以下浮20%，实际上等于贷款利率已经放得很宽了，甚至已接近于完全放开。但贷款利率短期内不会出现普遍下浮，因为目前市场资金偏紧，贷款额度也受管制。

　　存款利率上浮10%的波幅显然没有放到位，最明显的标志是几乎所有的银行都一下子将其上浮到了10%。如果真正放到位，银行就会在利率调整上有所不同，有高有低，并且会受到成本的约束。现在来看，存款上浮10%，银行的盈利会受一些影响，但总体上应完全可以盈利。

　　然而，迈出存款利率放开这一步却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甚至是建国以来60多年后的首次，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真正意义上的关键步伐。

　　另外，从利率市场化的角度来说，存贷款利率波幅调整稍微保守一些也是合适的，放开幅度过大，金融市场不一定能够完全适应。这就好比一只鸟，翅膀和手脚之前被捆绑，并且一晃就是几十年，现在一下子完全放开，它可能根本就不会飞了。

　　《21世纪》：如果说存款利率波动没有调整到位，还有多少空间？

　　于学军：允许存款利率上浮10%只是一个起步，如果半年或者一年后再放宽10%，那么累积就是20%；再过一年半载，继续放宽10%，那就是30%。应该是这样一个方向，只是在时机的把握上要掌握得更好。不一定按我说的做，这只是一个假设。

　　《21世纪》：惠誉最新报告警告，利率波幅的调整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你怎么看？

　　于学军：总体风险不大。因为10%的波幅还是比较小的，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利差可能收窄一些，但比起以前的利率也只是调高一点，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影响有限。

　　另外，对于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性中小银行的影响差别也不大，因为几乎所有银行都上浮了10%。但对于一些城商行将各个期限的利率均上浮10%来说（而多数银行仅仅调整一年期以下期限的存款利率），显然利息支出会更大一些，因此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也要相对大一些。

　　《21世纪》：贷款利率对哪些企业有利？

　　于学军：最先享受到此次贷款利率下调优惠的，应该是一些优质的大中型企业，因其产品市场稳定，生产经营正常，必然会是银行的优质客户。中小企业过去的贷款利率多为上浮，现在能享受到下浮利率优惠的应该只是一少部分，排序肯定靠后。另外，短时间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很难享受到贷款利率下浮的优惠。

　　这些只是我的直观估计，可能会有微小的变化。

　　如何做好预调微调？

　　《21世纪》：目前社会上有种议论，认为货币政策放松是否超出了预调微调的范围？

　　于学军：现在地方政府都普遍呼吁放松银根，加大投资力度，以拉动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声音越来越强烈。从全国来看，今年以来经济下行态势确实比较明显，所以出现大面积企盼放松银根的声音也很自然。

　　但是央行面临的问题是双面的，除了要应对经济下行的问题外，还要防控通货膨胀，可以说是左右为难，我感觉货币政策掌握和执行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现在看起来，去年7月份以后，通货膨胀逐步有所控制，今年5月最新的CPI涨幅为3%，似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但是，通货膨胀隐忧仍然存在。这样在经济未有明显好转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把握就会很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货币政策关键是要掌握好“度”，如果再放过头了，很多矛盾便会积累并暴露出来。其实，我们现在投资拉动的空间和资源，若和2008年相比，已相对缩小不少，不应无节制地消耗和浪费过多资源。

　　现在货币政策从总体上看是不错的，但从调控的时间上来看，如果两次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时间提前一些会更佳。

　　货币政策本身具有时滞性，另外决策层对形势的判断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并且每个人的主观意识并不相同，有时能够达成一个共识也较为困难。以准备金率调整来说，去年的10月上旬，我就提出要调低1-1.5百分点，当然是以每次0.5个百分点的幅度进行，这比实际调降时间早了两个多月。

　　现在说是否超出微调范围为时尚早，因为一些调控政策虽已出台，但因时间短暂，执行效果尚待观察，还要进行具体分析。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无非是对流动性和利率的把握，目前流动性不能说是过多，因为也只是调整两次准备金率，整体资金面还不是很宽松。另外，利率此次下调也是适度的，总共下调了0.25个百分点，存款还可以上浮10%，这样和下调之前的存款利率实际上差不多。

　　《21世纪》：你对之后货币政策走向怎么看？

　　于学军：年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2次的可能性很大，十有八九吧。利率现在还很难说，要视宏观经济走势来定，总体上应处于下调趋势。

　　央行资产负债规模被误读

　　《21世纪》：过去五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增长了119%， 2011年末达到4.5万亿美元，超越了美联储、欧洲央行。市场人士认为，资产规模膨胀由货币超发拉动，从而导致流动性过剩，你怎么看？

　　于学军：把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规模与美联储、欧洲央行等来比，我们的数字的确惊人。但实际上，不同国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其项目并不完全相同，含义也有相当大的差别。

　　以欧元区来说，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只有1%，而且是缴到各个国家的央行，并不是缴到欧洲央行。这样，欧洲央行对货币信贷的管理，实际上没有存准率这项工具，其资产的增加，直接反映在货币投放上。假如其在市场上买入1万亿欧元资产，就相当于为市场增加了1万亿欧元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资产数额越大，流动性就会越多。

　　而从中国来看，在下调两次准备金率后，存准率仍然在20%左右，就是银行将存款的20%必须存入中央银行的账户。而这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就反映为基础货币。这样，央行存款准备金率越高，资产负债表规模就越大，实际上并不是放松银根，而是相当于收缩市场流动性。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我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与西方国家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相类比，那样将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而我们的一些经济分析人士，甚至包括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恰恰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草率地相类比，所做出的评论自然会令人啼笑皆非。

　　搞清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明白：我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虽大，并不等于流动性就一定增多。

　　《21世纪》：那你怎么看我国货币供应量上升过快，和对通胀的长远影响？

　　于学军：我国货币供应量长期过高，这是一个事实。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相当于GDP的180%，这对于一个大的经济体来说，世界少有，也必然会对我国通胀形成一个长期的较大压力。我国在货币管理上一直存在结构性问题，在这些问题未能解决的情况下，通过放大货币投放来化解矛盾，因此就形成货币投放过多及较大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种制度的精髓或者要义就是从上至下的层层控制。所以，虽然发了这么多的货币，但在政府的强力控制下，看起来通胀仍然处于可控范围，而且这种状况已持续了很多年。

　　然而，这么多的货币投放终究是个威胁，管控得不好，就可能随时爆发出来。

　　《21世纪》：你认为，75%的存贷比指标有调整的必要吗？

　　于学军：确实，西方国家不讲存贷比，或者只是个遥远的历史。举个例子：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现在存款只有约3500万欧元，但贷款已达6亿多欧元，没什么存贷比概念，当地监管部门并没有考核约束。现在，包括西班牙一些著名公司，都找该分行贷款，门庭若市。因为西班牙发生了金融危机，当地银行在欧洲市场融不到资金，出现信贷紧缩现象，所以找到中资银行来融资。现在，中资银行信誉好，业务非常好做。

　　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中，间接融资不像中国那样占主导地位。而在我国融资结构中仍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是其主要业务，因此存贷比管理才显得格外重要。西方国家通过银行的融资只是整个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因此管控存贷比已经没什么意义，银行也可以通过债券市场等方式进行筹资。

　　但存贷比管理始终是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及监管部门监管的重要内容，并且写在我国商业银行法中。之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开始有人质疑这个指标了。原因是，这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金融市场格局开始慢慢发生改变，比如国债、企业债、公司债等发行规模在不断扩大，股票发行也越来越多，并不断加快改革过程，资本市场扩容加速。这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在悄然出现明显的变化，过去存贷比能占到80%，现在已经下降到50%-60%了。这样，管控存贷比的意义显著下降，这就是此问题提出的原因。

　　但是75%的存贷比管理已经延续了几十年，对于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大部分人尚未看到，在思维惯性和管理惰性之下，便不愿意轻易将这个指标取消。事实上，适当的时候，这个指标已经需要做适当的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