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环境下外经贸企业遇到新挑战 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记者 刘红

　　5月份我国进出口规模双双创月度历史新高，表明拉动中国经济的出口马车竞争力总体上依然强劲。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明显降温，“保增长”成为越来越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政策的主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相继降息。然而，由于“保增长”和“抑通胀”等其他目标之间矛盾冲突，不同国家的情况相差悬殊，在保增长时的政策选择差距甚大，进而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发展分化，外经贸企业遇到新挑战。值此之际，国内外投资者、外经贸企业如何认识不同新兴市场的特征，准确判断新兴市场的走向？记者采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请他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记者：一般而言，旨在“保增长”而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会加大通货膨胀压力。一国的国际收支、资本流动等状况如何影响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梅新育：是的，只有在通货膨胀压力较小或趋向减轻时，放松货币政策才不至于引发通货膨胀大幅度上升。而一国的国际收支、资本流动等状况将通过汇率等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通货膨胀压力。

　　由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奉行经济开放政策，又未掌握国际经济体系的控制权，其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普遍带有较为浓郁的外部输入色彩，且外部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和流动性机制（包括贸易型式和资本型式）输入的。所谓价格机制，是通过进口原料、能源、粮食等大宗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价格变动而输入；所谓流动性机制的贸易型式，是通过贸易顺差增加本国基础货币投放；所谓流动性机制的资本型式，是通过资本流入增加本国基础货币投放，其中尤以组合投资流入效果最为立竿见影，流动方向逆转的波动性也远远大于实体经济部门的直接投资。

　　记者：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国际收支格局不同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汇率通过上述机制对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影响有什么不同？

　　梅新育：在经济繁荣、外部市场普遍看好新兴市场经济体时，即使一国出现了长期性的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也能保证其国际收支平衡或顺差，其本币对美元汇率也节节升值。由于进口货物、特别是大宗初级产品多数以美元计价，此时，其本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将给输入通货膨胀的价格机制火上浇油，本币升值与输入通货膨胀的流动性机制的资本形式，特别是组合投资流入之间形成预期自我实现并相互加强的循环。在此阶段，不管其国际收支格局如何，热门新兴市场遭受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结果都是一样的。

　　然而，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急转直下、国际市场参与者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看空情绪高涨、市场参与者纷纷逃向美元之时，国际收支格局不同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情况就发生了分化，不同国家在选择“保增长”政策工具时所受掣肘程度也大相径庭。

　　记者：以中国为例，对存在持续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采取放松措施稳增长是不是不必过于担心通胀压力？

　　梅新育：假如一国存在持续的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其本币汇率即使对美元有所贬值，贬值幅度也较小；假如该国资本流入以波动性较低的实体经济部门直接投资为主，其本币汇率得到的支撑将进一步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其国内以本币计价的这些投入价格也相应趋向下跌，通货膨胀压力趋向减轻。此时该国央行若选择放松货币政策，无需过多担心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大规模卷土重来。

　　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正因为如此，5月份我国进出口规模双双创月度历史新高，当月出口增长15.3%，进口增长12.7%，推动前5个月出口增长8.7%，进口增长6.7%，累计贸易顺差379.1亿美元，不仅表明中国出口战车竞争力总体上依然相对强劲，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而且为中国采取稳增长创造了更宽松的条件。

　　记者：相反，存在持续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保增长时又会遇到什么掣肘？

　　梅新育：对存在持续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其虚弱的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给了市场参与者看空其本币汇率的理由，从而抽逃资本，进而陷入“资本外逃-本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资本加剧外逃”的恶性循环。倘若该国资本流入以波动性较高的组合投资流入为主，这种恶性循环和波动就会更加剧烈。由于该国本币汇率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即使此时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下跌，其国内以本币计价的这些投入价格也依然坚挺，通货膨胀压力居高不下。此时该国央行就不得不直面“保增长”与“抑通胀”之间的激烈冲突。

　　更糟糕的是，为了避免陷入灾难深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进而引爆全面的金融危机，这样的国家还往往不得不选择维持高利率高准备金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吸引组合投资流入，反而无暇顾及紧缩政策给实体经济部门造成的杀伤力，毕竟实体经济危机没有国际收支那么迫在眉睫。

　　记者：请分析一下印度的情况，印度货币卢比汇率为何大幅波动？

　　梅新育：印度是深陷上述两难困境的典型。该国自独立以来持续数十年的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始终是威胁卢比汇率稳定性的杀手；印度能源75%依靠进口，在油价居高不下且卢比汇率疲软的情况下，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即使经济已经明显减速，高利率对实体经济部门的“自毁”作用日益凸显，印度货币当局仍然不得不延续其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经常项目收支持续逆差，依赖资本项目收支顺差、特别是组合投资流入冲抵，进一步强化了印度货币当局维持高利率的动机。近年来印度之所以经历了其独立以来最长加息周期，仅2010~2011财年印度央行就加息13次之多，原因就在于此。而超级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又必然导致实体经济进一步减速，卢比汇率更加疲软，由此导致的资本外逃又给这些火上浇油。归根结底，组合投资的波动性远远高于实体经济部门的直接投资。正是基于上述机制，卢比汇率在大量资本流入支撑下走强数年，去年急转直下，对美元汇率经历了两位数幅度的贬值；今年第一季度，印度股市吸引外资流入高居亚洲各新兴市场之首，截至今年3月上旬的两个多月，印度股市吸引外资74亿美元，高居亚洲各新兴市场榜眼，推动印度孟买敏感指数上涨11%，汇率也回升不少，但很快就再度逆转。到5月末，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比3月份贬值10%以上。在经济景气的繁荣时期，可能不觉得维持适度出口和贸易顺差的重要性，但在这种危机时期，其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为此即使付出一定的其他代价也是合算的。作为并不掌握全球货币霸权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明白最大的风险和代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