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骨程青松

　　他是影视圈才子，高调的同志，电影批评奖“金扫帚”的创办人，父亲说他从小就有“反骨”，但了解程青松的人知道，他有多桀骜，就渴望多自由。

　　采写|《小康·财智》记者晁珊珊

　　艳粉色的西装短裤，头顶略长的头发向后梳成了小辫，在千人的礼堂讲台前，也只有程青松敢这样装束。

　　他为自己主编的新书《青年电影手册》剪辑了同志题材的电影片段集合，在大学讲堂开讲前预热，能让足够开化的大学生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也只有程青松敢这么做。

　　或许程青松只真正害怕过一次，小时候，他在毛泽东去世的纪录片里看到华国锋的眼珠子转了一下，他小声告诉哥哥，“他在搞鬼”。哥哥抓住了控制他的把柄，“你要是以后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反动、对领导人不敬这事告诉妈妈。”两年后，华国锋下台，程青松从此再不怕什么了。

　　海天相接的地方没有分割线

　　重庆云阳，被程青松称为“寂寞的江边小城”，只有一个时刻，这个小城的平静才会被打破。程青松记得轮船从长江上经过，他和伙伴们兴奋地朝着船上看不见的人挥手高呼，每次，他们都能够得到船员相同的回应。轮船的汽笛，是这个小城唯一来自外面的声音，它每次的鸣响，都在提醒程青松，“外面”，会是一个多大的世界。

　　那时想要拒之千里的地方，现在却流淌在程青松的血液里。就是在这种不起眼的小城，中国古代的文人曾留下一万多首赞美长江三峡的诗歌。程青松现在意识到，自己的文学情结、电影理想，其实是这种环境下的意境和情怀。

　　现实与这种情怀之间，却往往相距甚远。小学时候，他在课本里读到坏透了的地主把毒药倒进村口的井里，想要毒死村民。他跑到外婆身边问她，地主是什么样的？从没读过书的外婆告诉他，她们村的地主对她们都蛮好。这句话被程青松形容成“原子弹”，他发现，原来学校老师和他最亲近的人告诉他的事情不一样。从那时开始，他意识到，“以后遇到什么事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不要随随便便相信别人。”

　　有一天他舅舅带他去邻居家玩，舅舅对他说，“青松来唱个歌。”他马上站直了对着舅舅，“我凭什么变成你的玩物？”后来他看到王颖导演的电影《喜福会》，一个小女孩的妈妈让她学钢琴，来了亲戚朋友就让她在大家面前演奏。小女孩对着妈妈说，“你这是为了你自己。”他当时就情不自禁，“这不就是我吗？”

　　让他真正“受教育”的是年少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中小英子说的一句话。张丰毅饰演的小偷偷了东西去卖，供弟弟上学，弟弟得了奖，小偷在后面看，很高兴自己的弟弟有出息。下课后，小英子看到小偷被警察带走了，小英子很难过，她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好人和坏人一定就分得那么清楚吗？小英子喜欢看海，她说，“天和海的颜色是连在一起的，人难道就能那么明确地分成好和坏吗？”

　　不疯魔，不成活

　　从小他就意识到大多数人随波逐流。高中时候他在数学课上看小说，被老师抓住，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点名批评他，“你们要向某某学习，他自觉，学习好，能考上大学；不要向程青松学，像他这样考不上大学。”到了高二，程青松的作文在全国获奖，老师又把他树立成正面典型，带着他到各个班演讲，教同学们怎么写好作文。那个时候他一百个看不上老师，“他们怎么那么势利眼”。

　　小时候他就和女孩子们玩在一起，站在学校乒乓球桌上跳《红色娘子军》，他演指路的洪常青，另一个女孩演吴琼花。后来他见到姜文说起来这段故事，没想到姜文和弟弟也在蚊帐里拿手电筒当手枪，演《红色娘子军》。

　　他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同学们看他天天跟女孩子混在一起，又那么叛逆，都说他像贾宝玉。但他知道自己是林黛玉，“她有才华，孤傲，在大观园里特立独行。”那时候他想，自己如果也能有一个像林黛玉这样的知音，该多好。

　　高中毕业他中戏落榜，城里来招工，他特意去考了电影院。此后的九年，他每天都在放电影。别人觉得同一部电影每天看那么多遍，都快吐了，但程青松却看得津津有味。每一遍都会让他有惊讶的新发现：可能是演员的表演、剧情的细节或者台词里的措辞。

　　他记得影院只放过一次的文艺片《得克萨斯州的巴黎》，整场观众只有八个人，一个男人在沙漠里越走越远的长镜头把观众都走睡着了，但却是他那个时期最喜欢的镜头，“它讲的是一个男人的孤独，这种孤独我能体会。”

　　过年过节的时候，电影院人最多。同一部片子一天放映七八场，同事觉得枯燥，他却每天都觉得兴奋。“我看得过瘾，看十遍二十遍都不累。”最近为了他的新书《青年电影手册》，他在重庆和成都的大学一口气讲了十四场，“我从没觉得累，身体上累，心灵上享受，喜欢。可能这就是‘不疯魔，不成活’。”他喜欢张国荣演的程蝶衣，每次看《霸王别姬》，他就高兴，“程蝶衣和程青松都姓程。”

　　恰逢其时的“出柜”

　　2005年，程青松发表了一篇叫《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这个爱人就是他当时遭遇挫折的男朋友小阳。这篇博文被他家乡的媒体《重庆晚报》发现，在采访程青松时，记者问他，这篇文章是他虚构的故事，还是自己真实的事件。程青松思前想后了一分钟，“我当时想，我公开之后，如果受到社会的排斥我就认了，如果大家祝福我，那我就得到了。”程青松出柜，承认自己的同志身份。

　　没想到第二天去电影家协会上班，他的领导和同事见到他都说，“青松，没事，我们会支持你。”程青松说自己的“出柜”恰逢其时，“在2005年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现在开放，但是社会比以前要开化很多，社会的宽容度也很大。”社会学家李银河把程青松的“成功出柜”看做是一个特殊显现，很大程度和程青松从事的职业和所在的圈子相关，如果是在国企，可能不会得到这样的理解。

　　决定做一期关于同性恋的《青年电影手册》，程青松是因为一个叫“六月彩虹”的大学生。“有一次我去大学讲座，那个同学过来找我，他说自己是个Gay，但是不敢面对他妈妈，希望我给他鼓励。”程青松想来想去，他希望自己能够帮助这样的人群，为他们做一本书。

　　今年的5月17日，六月彩虹向他妈妈坦白了自己的同志身份，“他妈妈哭了，但是他妈妈并没有反对。”程青松说，“可能他妈妈开始会不理解，但是以后会理解。我觉得如果我能帮助这些人，这也是幸福。”

　　对话程青松：

　　清扫烂片的“金扫帚”

　　观众凭什么花钱去看烂电影？

　　2009年，程青松创办话语电影史上首个为年度最差影片颁发的奖项，“金扫帚奖”。程青松说，“奖项由网友和独立影评人参与评选，从电影文本出发，目的在于鞭策中国电影而设立。”

　　之所以为电影起名“金扫帚奖”，程青松有三种解释。“扫帚，当时是每年要打扫卫生，电影也需要清扫烂片；还有就是中国古代成语‘敝帚自珍’，得了这个奖不代表耻辱，代表我们对你的期待和鞭策；在西方的叙事文学里面，扫帚是有魔力，有神性的，希望中国的电影人得了这个奖之后，能骑着金扫帚飞翔。”

　　2012年3月3日，为烂片颁奖的第三届金扫帚奖在京颁出各个奖项，孙红雷因为他在《战国》中的表演被称为最令人失望男演员，而张柏芝则因为她在《杨门女将》和《无价之宝》这两部影片中的表现被称为最令人失望女演员。陈奕迅、莫文蔚、钟镇涛、黄奕、郑伊健和谭维维因为他们在《东成西就2011》中的表现被评为“最令人失望集体表演”。

　　《小康·财智》：中国口碑不好的大片之前就有，为什么决定在2009年创立这个“金扫帚奖”？

　　程青松：因为那一年突然冒出好多烂片，什么《三枪》、《刺陵》，观众一片骂声。我的朋友说，你们做电影怎么这么多烂片啊，还鼓动大家去看，真丢人。制片方花钱买通媒体，买版面，吹捧他们的电影，但是对消费者对观众来说，他们听了宣传就去看了，看了就失望。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帮他们发出声音来，他们不喜欢什么，这种不喜欢最后还是会传递到制作电影的人当中去，他们会有所警醒。

　　《小康·财智》：现在的电影圈，你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程青松：我不喜欢那些胡乱吹捧烂电影的媒体和影评人。那些说假话的人，明明知道那些电影很烂，他却说得天花乱坠，把观众骗进去看。我的意思是，电影是一定要赚钱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呈献给大家好的东西，让观众舒服。我老说我很敬佩海底捞，服务就是好，我们做电影就是服务者。拿我们的眼泪和欢乐去换观众的认可。你不认真拍戏，拍得不好还去吹捧，我很痛恨这样的人。

　　《小康·财智》：遇到痛恨的人、事怎么办？

　　程青松：对，不好的我一定要说出来不好，所以才会创办中国电影“金扫帚奖”，专门评最烂的电影。观众很无辜的，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去看不好的电影，凭什么啊？你就这样把观众的钱赚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小康·财智》：是不是电影圈子里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程青松：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至少要讲真话。我们的电影说假话的多，评委说假话的也多，就是为了抢观众的钱。但是你想想，你做出好东西来，大卖巨卖，票房好口碑也好，这不好吗？如果你拍了一个烂片，别人知道，你出去都不好意思讲。家人说这是我家谁谁的烂片，卖得很好，片子很烂，就不会觉得惭愧吗？幸亏我没写过那么烂的片，我觉得我妈妈在邻居面前也不丢脸。

　　《小康·财智》：电影“金扫帚奖”有效果吗？

　　程青松：从今年上半年看，大家觉得烂片是在减少，所以还是有作用的。因为你不能永远拿烂片赚观众的钱，观众还是想看用心去做的好东西。他们烂得一个星期就能把剧本弄出来，现在就不敢了。一堆人在那攒个剧本，或者把原来香港拍过的电影拿过来再重拍一下，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现在他们也意识到这样的剧本观众不买单了，要去提高质量。

　　《小康·财智》：为了要保持这个奖项的独立性，您不会找赞助商？

　　程青松：我赞助不会找投资电影的人，但是我会接受比如做服装，做别的品牌的赞助。如果你用电影大公司的赞助，他们的电影不就豁免了吗，这样你就很难有独立性。制作一个颁奖典礼，是有制作成本的，前两年都是朋友私人掏钱支持我，今年是田海蓉出钱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