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维斌: 城市化面临空间变化与社会重构问题

　　中国经济网6月26日讯 (记者 冯兴科 实习记者 刘晓琴) 近日，由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持续一个月的首届科学报告会正在北京举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在首届科学报告会开幕式暨总报告会上作了题为《城市化空间变化与社会重构》的报告，他提出如何使人深度城市化和全面发展，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实现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是城市化过程中需要直面的问题。

　　龚维斌表示：使人深度城市化和全面发展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城市空间的社会性。空间首先是个地理概念，随着人类生产、劳动的发展，空间就具有了社会性，地理空间的发展就变成了社会空间。城市化过程里面，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就意味着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相互影响。

　　第二，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功能分区与社会分区两种趋势。一方面农村城市化，城市的边界不断扩张，城市空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内部空间也在调整，旧城改造，城市里面的核心区域变成商贸、娱乐、消费场所，一些住宅区也纷纷出现。所以功能分区与社会分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向变化，农村人口进城和市场化当中的职业，就使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的分离变成了一种常态。以北京为例，在北京实际上出现了四种比较新型的区域，比如说中关村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级知识分子的聚集区，亦庄开发区是是一个新型的生产人员的聚集区，望京和三里河是外交、外国人员和使馆区。还有在城市内部又出现了商务区。

　　第三，社区类型与区位环境。在城市化过程中，社区的类型逐渐丰富，社区不同的类型占有着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资源环境。社区是地理和社会高度统一的概念，因为社区首先占据一定的地理空间，但社区又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它是一帮相互有认同感、归属感的人群集合。比如说在大城市中，有老旧小区、单位大院、普通商品房小区、高档住房小区、经济适用房社区、廉租房、失地农民集中居住区、外来人口聚集小区、少数民族聚集区，北京现在还有人提出蚁族聚集区，还有外国人社区。实际上这些社区的出现与它的地理位置和周围关系是不一样的。

　　第四，社区隔离与群体意识。不同类型社区产生了不同的社区亚文化，在这里地位、经济收入、工作方式差不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有自己的交往方式，有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比较极端的是一种富人区和低收入群体聚集的一些低端社区。比如北京的外来人口，前几年出现了浙江村、安徽村、河南村，这些外来人口聚集的区域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但如果在规划上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不同的社区之间会有疏远、有隔离。

　　第五，城市空间开放度与人们的行为方式之间的联系。在城市化中，大的空间、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之间交流交往的空间相对比较开放，但是社区内部由于住宅的密集化、高层化、封闭化，居民之间的交往反而比较少了，这是两个不同的趋势。在村转居的居民里面，因为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的缺失，所以人们的交流更加困难。对于过去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有人感到不适应，所以一方面是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的匮乏。另外一方面，一些农民还保持着过去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比方说大声喧哗，对公共环境不爱护。实际上两些都不利于社区居民公共空间的建立和公共生活的推进。

　　第六，社会结构变迁与和谐城市建设。在城市空间开放度的不断变化中，地理空间带来的是社会阶层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和谐问题。空间占用的不平等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分层，既不利于低收入阶层的发展，也不利于弱势群体良好的发展资源和机会。社区配套不完善，不利于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建立，也不利于新市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养成，这些问题都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城市建设和管理者的重视，在城市规定、建设和发展中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