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型增长”转向“消费型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是个紧迫的问题，但对于实现的路径充满着争论。

　　改革派认为，要形成一种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就必须少投资，放慢经济增长步伐。反对者则认为高增长和低消费之间不存在关联，可以在不导致投资减速的前提下扩大消费。

　　但是将“投资”转化为“进口”以减少经常账顺差，非真正的经济再平衡，而是失衡的恶化。2011年一季度中国罕见地录得季度逆差，高速增长的进口反映出经济增长愈来愈倚重于投资，中国的保障房建设、高铁工程、水利兴建以及其他已经铺开的在建项目的投资规模累计高达GDP的1.2～1.3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拉高导致中国贸易条件快速恶化。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以平均10.3%的年率高速增长，但只要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其增长实质上反映了大规模家庭财富转移。因为政府直接或间接掌控着经济增长的一切要素资源，理论上，它们能把价格压至最低，来支持其所意愿方向上投资的迅速扩张。

　　表面看，是政府在做补贴(资本、劳力、环境、退税)，实际上是家庭财富的转移为制造业和投资的繁荣提供了补贴，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是中国长时间将利率锁定在极低的水准。

　　从1996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平均真实利率为2.93%。2003年至今，中国经济的平均真实利率是－0.3%，8年的96个月中有52个月中国经济处于负利率中。如果中国的银行能将三个点的利息还给居民部门，将增加家庭收入1.5万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10年全部国企利润的70%。

　　今天的宏观管理者可能并没有认为中国高达50%的投资率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麻烦，甚至理论界也试图诠释高投资这是中国高储蓄的必然结果。他们可能不知道今天中国高储蓄中很大部分是投资的经济模式所生成。你只要仔细分析一下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储蓄率结构的变化，便一目了然。

　　1999～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4.4个百分点，比例大致是这样分配的：家庭贡献了2.7个百分点(家庭储蓄率从1999年的20.2%上升至2007年的22.9%)，政府贡献了5.4个百分点(政府储蓄率从1999年的2.7%上升至2007年的8.1%)，企业贡献了6.3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从1999年的13.7%上升至2007年的20%)。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一直在增加，家庭储蓄率基本稳定，但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在下降。

　　只有当中国放弃以家庭财富转移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让财富尽快地从政府和企业回到家庭，中国的再平衡之路才会真正开启。

　　(来源中证网 作者为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