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在新启蒙中点亮自己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就Enlightenment一词的词源含义来看，大致含有‘点亮自己’和‘唤醒他人(民众)’的意思。所以在21世纪，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先点亮自己，理清自己，然后才能照亮他人”

　　办公室里靠墙的，整排整排都是历史书。

　　每天7点，韦森准时踏进办公室，在书海的包围中，一直忙碌到晚上10点。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的行政职位退下来后，他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连逛书店的时间都没有。”

　　他正在为一部中西方制度变迁比较的书做准备，想把近两三百年东方衰落、西方崛起的缘由梳理、分析清楚。他将之定位为“中学生都能看得懂”，“我要用史实告诉大家：什么是未来中国必走的道路——那就是民主、法治和宪政民主。”

　　过去4年中，韦森在各大主流财经媒体上撰写经济学随笔、专栏文章，他从税权和财权出发，反复宣讲“预算民主” 的理念，对政府征税、预算公开、通货膨胀、地方债务、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抽丝剥茧，追根溯源，最终落到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和约束上。

　　他以一种温和、理性、如诗一般的语言，从关涉每个中国人财富和切身利益出发，希望由此突破中国社会制度转型最敏感的话题。

　　新启蒙

　　“像是被一股无形力量推动着，隐隐约约在夜里看到了一条小路，我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对于自己听到的呼召，韦森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感受。

　　1968年，20岁的杨小凯写下了导致他入狱10年的大字报——《中国往何处去》。这位命运坎坷的思想者从未停止对中国的关切。晚年病重之际，他留下了对宪政和中国道路极为深刻、富有预见性的思考。

　　韦森常常觉得自己在继续着友人来不及完成的使命。这也是他在制度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上成果丰硕的10年。看似晦涩的象牙塔式的研究，最后总会落到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上。

　　2007年“5 30”深夜，财政部以调控之名，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6月11日，国税局宣布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不久，一些企业的出口退税制度被宣布取消；7月份大幅提高资源税税率……另一方面，近年来政府财税收入每年增长率超GDP双倍甚至3倍。

　　频繁的调税和新增税种以及凶猛的财政收入增长，让韦森震惊，也让他寻找到了一条突破改革困境的可能路径。他说：“直到‘5 30’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民主政治的核心，其实是税收问题，是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说来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

　　他在媒体上撰文，反复阐述“预算民主”的意义，并以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现代转型为案例，指出“宪政”开始并不一定是“民主的”，许多西方国家到“普选”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但是，英、美的宪政史都是围绕着限制国王或政府的征税权而展开的。

　　另一方面，“荷兰的建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从政府征税问题引起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也大都是亡自末期的横征暴敛和工商业凋敝。

　　在现有政治框架下，他设想了一个“分步走” 的体制改革方案：从推动“三公”消费公开，到要求整个预算全部公开；要做到预算透明，就要回到修改预算法——政府征税必须经人大代表批准；这就需要“做实”人大代表制；一旦人大“做实”之后，就可以监督、限制政府花钱。

　　韦森几乎利用一切公开的途径——写文章、做讲座、讲学的机会，宣讲“预算民主”的理念，唤醒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并乐观地相信：“等二三十年后，年轻一代都成长起来，个人的权利意识成为社会共识后，制度的转型就可成为可能，且可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中国社会再经不起大波折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机进行社会转型。我们在晚清时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这一次，我们再也不能失去了。”

　　韦森宣讲常识的方式，似乎也摆脱了中国自由派学者的普遍困境——一方面是来自大众的敌意和猜忌，另一方面是政府方面的疏远和冷漠。

　　在这个自由派经济学家普遍挨骂的年代，韦森是一个例外。他从来不删自己博客上的回帖与留言。在民粹主义情绪肆意泛滥的网络世界里，他那些有理有据、润物无声的长文，得到了多数读者的认可。

　　学界友人陈志武称赞说：“许多人会认为法治、民主、宪政都是一些知识人的抽象诉求，好像跟老百姓的生活没关系。但是韦森教授的著作能走出眼前的雾障，让我们认识到长久持续的增长才是关键，而宪政、民主、法治是保证持续增长的基础，是长久的饭碗问题。”

　　他的温和、有意淡化意识形态的改革建议，也得到了来自体制的容忍和有限度的回应。

　　11月16日，他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站发表长文，批评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高利贷现象乃是这一扭曲货币政策的必然产物，并最终“点”到了央行货币政策的宪政合法性问题。

　　当月最后一晚，央行忽然宣布从次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近3年来的首次下调。这表明，货币政策正在微调之中。

　　重庆市组织市委、市政府两个大院的处级以上干部多次到复旦大学培训，每次都指名请韦森给他们上课。韦森总是给他们讲关于民主与法治的课，学员中也有市委和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级别的官员。上完课后，韦森还托学员分别送给薄熙来书记和黄奇帆市长各一本余定宇的书：《寻找法律的印迹》。在中国思想界，韦森罕有地“没有敌人”。在左中右3个阵营里，他都有朋友。

　　他把哈耶克奉为楷模。这位思想大家去世之前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彻底清算凯恩斯的思想，二是没有清算弗里德曼为始作俑者的经济学实证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位都是和他私交甚笃的老朋友。

　　韦森喜爱引用史库森对奥地利学派领袖米塞斯的一句评论：“如果你点燃了真理的烛光，追求真理的人们就能够发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转变

　　韦森也曾是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非常之强烈”。

　　大学毕业后的十多年里，他怀揣着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黑格尔哲学为方法论，撰写一部有逻辑体系的、三卷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立一个如同《资本论》那样的理论体系。

　　生于1953年、长在山东农村的韦森自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受益者”。作为人民公社书记的儿子，他没挨过饿。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下地干活的大人们都啃粗粮，他和姐姐每顿还能吃上一个白面馒头。

　　学校停课闹革命，邻村的小伙伴从学校图书馆偷出了大量的书。没学可上的韦森在“文革”中读完了整套的《鲁迅全集》。“当时受鲁迅的影响很大，用他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特别苦闷，整天想着自杀。”

　　70年代初，最高领袖指示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全中国各个单位上上下下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随后就有了组织学习包括《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在内的“六本书”。

　　对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人群众而言，学这些艰深理论等于听“天书”，韦森因此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一本接一本读，发现自己踏进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国度，“再也没有自杀念头”。学完“六本书”后，他开始读《资本论》，“等到读到第二章有几十页的时候，再也读不下去了”。

　　1977年恢复高考，韦森以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山东大学经济系。因为没读懂《资本论》的心结，他在志愿书上填了一溜烟的“经济系”。

　　大学期间，韦森泡在图书馆啃大部头的德国古典哲学著作，从黑格尔哲学到康德哲学。到大三时，他已是颇有名气的“小哲学家”，在《世界经济》、《国内哲学动态》等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论文，大多是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当时在思想界颇有地位的《文史哲》分上下两期全文刊发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内容是论述“经济学方法论”。

　　在山大，韦森创办了全国最早的学生经济学学术刊物《基石》，他们和各个大学互相邮寄学生会刊物、交流思想，由此结识了石小敏等一批青年学子。

　　1983年8月，西北大学学生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为钱正名》的文章，他认为：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韦森随即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中国青年报》与张维迎“商榷”。他对张的观点进行批驳，提出推动经济增长才是社会生产的目的，社会生产是为了最大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那个时候，我对现代经济学的‘个人利益”概念全无认识。”

　　1982年韦森毕业时，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发展组”点名向山东大学要人。那时，韦森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按规定，只有处级以上干部才享有家属户口调入北京的待遇。他于是卷起铺盖和书，去了立刻能解决问题的山东省社科院。

　　虽然没去北京，韦森和北京的联系还在继续着。他和体改所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包括朱民、宋国青、周其仁等人。在北京，周其仁请他吃了平生第一次西餐——炸猪排。

　　1985年，韦森受邀参加第二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第一届就是奠定价格双轨制的“莫干山会议”。他和华生、朱民等人分在基本理论组开会讨论。在会上，韦森提出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初步构想——从生产目的到动力，再到机制，最后到体制的一整套理论框架。

　　1987年，一个出国留学机会使得韦森暂时中断了他的“宏篇巨作”构思。在联合国的资助下，他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读人口学硕士。他的学位论文写的还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学的。

　　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得韦森被迫滞留在国外。回国回不去，学业又不能继续，有一段时间，他到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家进出口公司打工，薪水很高，精神上却极为苦闷。

　　从这一年起，从波兰开始，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剧烈的政局动荡。1991年年底，苏联宣告解体，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瓦解。

　　“忽然间，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一个接着一个转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原来设想的三卷集，苦苦思考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有用么？十多年的努力全部粉碎了。”

　　在那段不知道驶向何方的日子里，他一度住在任教莫纳斯大学的杨小凯家。杨小凯已是开始引起世界瞩目的经济学家。“一谈思想方面的话题，他可以滔滔不绝。一谈到吃喝这些日常生活话题，他一两句说完，就没话了。”

　　苦闷与等待中，韦森开始寻找新的精神支柱。他研读马克斯 韦伯的全部著作，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中国哲学：儒教与道教》，并开始大量接触宗教神学。对于宗教伦理和意识之于人类社会的制度演变，他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精神上和灵魂上，韦森都完成了一次新的洗礼。

　　1992年，在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推荐下，韦森到悉尼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在重建知识结构和世界观后，他的博士论文继续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演变的研究和批判：完全排除市场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是怎么运转的？企业的激励是什么？引入市场之后，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等到引入完全市场，又会是怎样的？

　　这暗合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韦森也从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转变为一个常常“自我怀疑”的自由主义者。

　　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也目睹了一些80年代非常耀眼的学人在思想上激烈地左倾，他常常审视自己的盲点在哪里，是不是被情绪左右了判断浑然不觉？

　　这半年来，他穿行于哈耶克的思想中，尤其关注哈耶克、米赛斯和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 “社会主义可行性的大论战”。

　　“这很契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韦森认为：“除了极少数人，思想界都认为中国必须改革，不改不行了。区别在于像汪晖、甘阳、崔之元这样的左派想走大政府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自由市场派想走民主、法治和宪政民主的道路。”

　　在读书笔记中，他引用了哈耶克回顾青年时代被米赛斯的《社会主义》所扑灭的理想主义之火：“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的问世，把我们的希望击碎了。”

　　对韦森来说，他只有一个“轴心的”理论关怀：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经济社会向何处走？在未来中国如何才能建立具有法治民主政治的良序市场经济秩序？

　　人物周刊：您提出了一种渐进改革之路。现在大家有一种普遍的共识——既得利益集团正在阻碍改革的继续推进，您如何看待改革的阻力呢？

　　韦森：其实，仅从利益角度，是非常肤浅的说法。就我所接触过的所谓“太子党”、富人、企业家，像秦晓、孔丹、胡德平、陈小鲁等人，他们都出身高干家庭，许多也有很大的事业。他们的思想都很开放，都要求民主和法治。他们都在海外留学生活过，接受过现代思想的熏陶，非常清楚中国应该去往的方向。

　　其实，真正对改革构成阻力的，是思想观念还停留在“文革”前的那一代。他们既不懂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又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基本理念和知识，结果使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与已经市场化的经济不相匹配，导致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问题还在不断积累和积聚。这是很危险的。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差不多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

　　人物周刊：如果用“利益集团”来解释改革的困境不准确，为什么打破这个“僵局”这么难呢？

　　韦森：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格尔茨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制度演化理论中，利益解释是非常肤浅的东西，他还提出一种“张力理论”。

　　我觉得，“张力理论”可能比“利益理论”更能解释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生活形式变迁的现实格局。本来，继续推动改革是个帕累托递增效应，对大家的利益都有好处。但是，在这种不良的制度安排下，谁都跳不出来，在这张无形社会网络中互相牵制，身不由己、无能为力。用金庸小说来做比喻，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其实，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乏改革家，不少官员心里认可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是个比较好的、应当走的道路。如果我不坐这个位子，我也这么讲。但是，一旦在这个位子上，我要是讲了，就不能坐这个位子，这就是“潜规矩”。如果你是冲在前头，就有可能被牺牲掉。只有当大家的思想观念都更新了，都跳出这个格局，社会才有可能往良序方向演化。

　　人物周刊：当人们观念改变了，就有可能打破这种“人人身不由己、无能为力”的僵局？

　　韦森： 我很认同经济史学家诺斯晚年的观点，那就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人的观念改变。这超越了早年他和哈耶克关于“制度是设计出来、还是自发演化”的观点之争了。

　　这也是我这几年做启蒙工作的一个出发点：一旦整个社会都认为自由、民主、宪政民主、法治是比较好的一个制度，那么，无需经过激烈的社会动荡就可以完成现代化转型了。

　　人物周刊：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在讲“启蒙”，并以启蒙大众为己任。但现实的悖论是：底层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认识上的巨大鸿沟，您对此怎么看？

　　韦森：我很认同资中筠先生提到的“新启蒙运动”概念。在英语中，就“Enlightenment”一词的词源含义来看，大致含有“点亮自己”、“弄清自己”和“唤醒他人(民众)”的意思。

　　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你首先得点亮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先当作先知先觉。更重要的，是先理清自己，点亮自己，那就是照亮别人了。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首先放下自己作为精英的骄傲？

　　韦森：对啊。再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能超越康梁、胡适、沈家本他们么？从“文革”到现在的30年，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文化的荒漠。

　　假如让你提出一个基本的治国方案，宪法怎么制定、预算法怎么制定、税法怎么制定……你能像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严复、张君劢他们那样提出一个那么清楚的治国方案么？一个现代良序的市场经济制度到底需要哪些基本的制度构件，我们清楚么？目前大家又能形成改革共识么？

　　以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所谓启蒙，就是先把自己点亮，然后再照亮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