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随遇而安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崛起的新晋商们，总显得有些低调。鲜有大牌、著名的晋商亮相。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晋商的棱角愈发不那么鲜明。

　　与前辈们“汇通天下”的壮举相比，谨慎的态度、朴素的感恩、对“投资课程”的热衷是今天新晋商里、家族企业的不完全脚本。面对财富代继、品牌传承，他们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在意。不论是坚持要做的“百年老店”，还是正在实现的“财富最大化”，或许，他们更看重其内心真实的想法。

　　老潘的再投资

　　61岁的老潘准备“退”了。

　　老潘，是北京晋京坊古典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宏志。

　　“今年管的事就要少一些了。”他说。退居二线后，他的大儿子将接替老潘，继续晋京坊的生意。

　　2006年，老潘用早年在山西做煤炭、炼铁、焦化时的财富积累，一手创建了这个集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品牌。除了小时候学过木匠，喜欢红木家具外，他更想做一个百年老店、想跟业内的造假之风扛一扛，看能不能把这事儿做下去。“要战胜自己。”老潘说。

　　老潘所言的“战胜自己”主要是：克服赔钱现状、坚持住。

　　起初建厂投资了两三千万，为了实现老潘“要做就做最好、做第一”的目标，老潘请的大多是从百年老厂龙顺成退休的老工人，他们都有着正宗的清宫造办处的手艺；老潘还聘请了国家红木家具第一号的专家、顶尖的红木家具设计师。

　　这些顶尖的人才背后，意味着高成本。然而，高成本的不仅仅是人才，还有木料。“木料不造假、工艺好的家具在市场上却卖不上好价钱，所以，只能赔钱卖。”老潘有些无奈。但他又说：“想做百年品牌，只能坚持。”

　　对于儿子继任后是不是也能为了品牌而继续做赔钱生意，老潘并不担心。在他看来，“问题不大”。

　　他的信心来源于对孩子平日的教育。“尽量把自己的理念灌输给他，我评价儿子做得好坏的标准不是他赚多少钱，而是是否诚信。”老潘说。

　　不擅长讲大道理的老潘甚至动用过“报应”说。在他记忆里，最狠的时候说过：“我现在是子孙满堂，我不造假，也不欺骗人。想一想，如果你造一部分假，坑害客户。对你的子孙后代有没有影响，怕不怕报应？不怕报应就这么做，去赚钱。”

　　其实，老潘的大儿子在晋京坊成立的第二年就进入企业了。在日常的生产、销售环节中，老工人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不能造假、要货真价实的理念。“理念已经灌输透了。”老潘强调。

　　上官的“计划”

　　上官军乐，1978年生人。山西豪门吉品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作为新晋商的代表人物之一，上官军乐是少有的“高调之人”，而这种高调仅限于他对慈善事业的热衷。

　　对一个年销售额上亿的企业家来说，企业、财富同样需要继承，即便现在的他还很年轻。

　　“有很多人都想从自己的子孙辈选一个接班人，我不看好。一直沿袭世袭制，会衰败。”面对财富代继，上官军乐非常直接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他看来，孩子的选择和幸福感更重要。他身边的一些“富二代”，早早被自己的父亲选为“接班人”。作为企业将来的“主人”，有关友情、爱情他都不得不去提防、戒备。可越是这样，他渴望得到的单纯的友情和爱情就离他越远。

　　在他的圈子里，有一家比较有实力的企业，父亲不在了，孩子就理所应当地继承了企业。可继承了之后，孩子并不想管理企业，于是就有人出主意，把企业卖了。

　　企业卖掉后，握了一大把钱的孩子，就开始着手做自己的事儿，可因为缺乏经验，投一笔钱进去，发现不行，失败。又投，又失败。反复几次之后，孩子就丧失了创业激情，就只剩下了无所事事。

　　在他看来，与其让孩子只有一个物质上的满足而没有精神上的充实，那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其实，有很多本不应该强加在孩子身上的东西；如果强加了，孩子有可能不能更幸福的生活。我觉得让孩子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那他们的幸福感会更好。当然，假如他们有能力，也愿意做这样的企业，那么也会考虑让他们接班。或者给他们一个创业的机会，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可能会更珍惜。”上官军乐说。

　　对自己的企业，上官军乐的决定是：在决定要退出的时候，一定是从企业内部选一个接班人，由大家来选举、做民意测评。选出的人将会掌控这个企业，并带领这个企业继续往前走。

　　他更希望女儿觉得自己和这些财富没有太大关系，希望她能有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虽然她才11岁。

　　“如今，北京的晋商们家族观念逐渐淡薄了，虽然他们会对子女抱有期望，但也没有人一定要让子女来继承家业。目前在这个圈子里，也没觉得企业继承、财富继承会是一个问题，讨论的也不多。选择职业经理人的有，培养接班人的也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征兆或是特点。”中华晋商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郭占斌说。

　　财富的去处

　　财富靠积累得来，但终究也得有个去处。

　　“一定要考虑去处，如果没有好的去处，企业也保不住。”这是前文中老潘教育孩子的话。而老潘为自己赚来的钱选择了一个去处——做慈善。尽管晋京坊在赔钱，可汶川地震后，他还是拿出了100万，而这几年他给自己家乡修路、建养老院已经陆续投入了500万。这些，都是老潘为财富选择的去处。

　　而这样的人，在晋商圈子里并不是少数。山西省人大常委、山西省人力资源研究会秘书长王重一将这种行为归结为“社会责任感”。在他看来，新晋商身上的这一特点是区别于其他商派的。

　　韩长安，潞宝集团董事长，他的企业属于污染型企业，治污成本很高。且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潞宝集团也一直在亏损。可韩长安一没有关停企业，二没有裁员。在上缴税款的同时，还在落实就业。

　　前些年，山西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改造时，有关方面领导提议韩长安做新的投资，可他告诉领导：“我没钱。”

　　但汶川发生地震后，他马上拿出1个亿，给那些灾区孩子建学校，先后将1100名灾区学生接到长治过渡复学，并负担他们以后三年衣食住行的全部费用。领导得知后又找他谈投资，但他依然说：“我没钱。”事后不久，长治邻近的一个县搞绿化，缺资金。他却又参与其中，拿出一笔钱。

　　而山西联盛能源投资公司的董事长邢利斌，是一个在回馈乡亲、治理荒山中不断收获新财富的精明企业家。“我富了，不要 忘了乡亲，我们这些乡亲还很穷。”

　　“如果跟他们聊，你会发现他们没什么高谈阔论，很实在、很朴素。和精英型的创业家不一样，几乎找不到虚伪、虚假的东西。”这是王重一在与很多企业家沟通、交流后的感受。

　　而在面临财富传承和企业传承的时候，“那些企业家，尤其是中小企业家也在慢慢发生着改变，不论是意识，还是纷纷去北大、清华报各种类型的投资课程。即便半个月就从山西飞一趟北京，即便生产很忙，可他们依旧在顺应着这个时代，唯恐跟不上步调。”郭占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