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实质的理解 ——评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之二)

　　理解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也就真正能理解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了：“一旦市场力量被引入，人们追求财富的激励被确立，增长的契机迟早将随之而来。因此，理解经济增长的最好途径是理解市场如何运作”。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巨大成功的最终原因是我们引入了市场机制，那么，这种中国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过程又是怎样的？其“特征化事实”又有哪些？在这部文集的第二编，张维迎教授对此也做了很好的回顾与归纳。

　　回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可以认为，我们之所以在过去30多年间沿着市场化道路一路走了过来，并不是我们有什么预先设定好的既定改革目标，而实际上是为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后期我们实行“计划经济”所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沿的形势所逼出来的。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大多数国人--包括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诸多优长及其所潜含的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更没有把实行市场经济一开始就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的首要目标。只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逐渐放开计划管制和对人们经济活动的行政控制，并相应地慢慢引入了一点市场机制，我们才逐渐尝到了引进市场的甜头。一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最终明白和确信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一种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从开始“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一路慢慢走下来，最后才逐渐走向了市场化改革路。这一过程，被维迎在书中归结为：在(文革后期)没有时间等待的情况下，尽管没有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没有人知道路在何方，没有人有权力和权威去贯彻设计好的改革进程，且没有人愿意冒大的风险，还是慢慢让全体国人和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优长，并使民众渐渐习惯了市场经济的运作，逐渐接受了与市场经济相关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

　　现在回过头来看，1978年以来中国渐进形成的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恰如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门格尔(Menger，1883，Book3，AppendicesIandIII)和哈耶克(Hayek，1960)所言的那样是一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unintendedresult)。作为今天已渐进生成且正在演化变迁着的这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其“特征化事实”自开始到目前一直是“渐进性演化生成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严格意义上连续不断的改革目标；没有一个事先规划好的蓝图；只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模式来进行，因而，中国的改革过程是一个实验过程，一个走走停停的变革过程，因而显示了巨大地域差异，且常常为地方政府所主导，并有一段时间是通过双轨制进行的。除此之外，维迎还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剥夺任何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是改变了既得利益的实现方式。这些归纳无疑都符合过去30多年中国市场化改革所走过来的历程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特征事实的归纳只是一种回顾性描述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多年研究微观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的实质则做了他自己的独到解释。譬如，在收入这本文集中的“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一文中，维迎就非常独到地指出：“中国过去30年间的经济奇迹，某种程度上可归功于企业家人才从政府/国家和农业部门向工商业活动的重新配置。这一变化在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由此，维迎还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他自己的独特界定：“市场经济等于自由价格加企业家。自由价格为资源配置提供信号和激励。企业家事前对所预见的价格作出反应，并对不确定条件下生产什么及如何生产作出判断性的决策”。

　　根据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这种独特认识，维迎认为，经过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今非昔比的变化：尽管时至今日政府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资源)控制权，由于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多数经济决策中企业家已经逐渐取代了政府官僚，“最具企业家才能的人现在创造价值而非分配收入和寻租”。根据熊彼特(Schumpeter，1934)的企业家创新理论，维迎指出，在中国经济中渐渐性地引入市场机制后，“逐利与生存压力驱使企业家去有效率地组织企业，发明新产品、新生产技术、新商业模式与新的组织方式”。正是通过一大批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经济才得以增长和繁荣”，--“这才是中国财富和收入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当然，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并不是两个分立的过程，而是同时发生的。对此，维迎解释道：“尽管我的主要论点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解释是经济逐渐自由化与确立产权所导致的企业家人才再配置，但应认识到，经济发展与企业家人才的再配置构成了一种双向因果关系且互相强化。一方面，工商业企业家的兴起促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商机，吸引更多企业家人才开办和拓展他们的工商业，后者接着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正是这一良性循环，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其得以成功”。

　　在对价格机制与企业家兴起的“相互作用”和“互补共生(symbiosis)”这种市场运行的逻辑做了上述理论解释后，维迎还在这本书中对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两种职业选择(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做了进一步的经济学理论分析。首先，照维迎看来，“企业家和政府官员都是具有能力回报递增特征的职业”，而“这两种职业竞争人口中同一群企业家人才”(页152)。维迎认为，在从一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过程中，如果越来越多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从政府转向企业，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和繁荣；相反，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越来越多企业家才能的人转向政府，经济增长就会放慢甚至停滞”。由此，维迎得出一个看似乖张但实为深刻的结论：“企业家人才在政府与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不是惟一决定因素的话”(页152)。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在这两种职业之间进行选择呢？维迎进一步解释道，这主要却决于一个社会对私有产权的保护程度：“当私有产权被明确界定并受到保护，政府无法轻易地没收私有财产而牟利的时候，做企业家就更具吸引力。当政府握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且经商受到政府管制的严重制约，以至于寻租机会大量存在的时候，当官就更具吸引力。如果相对于市场规模，政府规模更大企业家职业就相对缺乏吸引力”。

　　基于上述分析思路，维迎把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社会改革理解为“从基于职位的权利体制(position-basedrights)向基于财产的权利体制(property-basedrights)的转型”就顺理成章了：“基于财产的权利与基于职位的权利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比后者被界定的更明确。基于财产的权利通常由法律和社会规范清晰而惟一地加以界定并受之保护，具有相对严格的界限。……相比之下，基于职位的权利的定义非常松散且具有非排他性，且通常服从于频繁的行政变更。握有基于职位的权利的人通常具有变更权利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寻租行为与基于职位的权利是天生的一对”。很显然，维迎的上述理论发现，不仅为理解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提供了一种独到的解释视角，而且对理解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现状和问题，也提供了一把钥匙。请看张维迎是如何描述当今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安排的：“在中国，政府不受法律制约。政府官员常常创造新的职位和为寻租而扩张权利边界，如同在路上设置越来越多的收费站一样(Shleifer&Vishny，1993)。另外，基于职位的权利在各部门间被频繁地复制并相互重复，不同部门为了同样的权利而竞争。所有这些活动都消耗大量资源，并对价值造成巨大破坏”。

　　沿着张维迎教授的这种分析思路，我们会进一步发现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尽管这种依靠职位进行权利寻租的体制会消耗大量资源，也对价值创造带来巨大的浪费并造成“租金耗散”，但是这里面却有政府规模越来越大、寻租越来越不受实质性制约，且政府官员寻租有着“收益递增”的内在发展逻辑，而且这种内在逻辑在我们的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不断自我增强而“隐而不彰”。不然，为什么会在近两年发生数千位大学毕业生竞相竞争一个政府公务员职位这一“窄门”？难道不正说明了这种依靠职位进行权利寻租的体制正在自我不断强化？一个经历了30余年市场化改革的当今中国正在走向何方？我们正在“自发地”演变和正在“自发地”型构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要的“中国模式”？

　　谈到“中国模式”问题，这里有必要指出，尽管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还不大同意存在一个定型的“中国模式”，但是国内、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乃至像张五常这样世界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大师级思想家，都曾一再表露这样一种看法：改革开放后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表面现象上来看，这一见解好像是有某些道理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均把GPD增速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行政绩效的一个主要指标--如果说不是惟一指标的话。在这种所谓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地区，各级和各地政府都在大搞经济建设，都在招商引资，都在大搞开发区，都在大搞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都在“上项目”和“发展市场经济”，甚至都在搞“解放思想”，都在竞相推出体制改革的措施，结果，中国的各级和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级和各地的最大“经济发展总公司”。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社会转型的一个初级阶段上，这种地方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竞争，无疑是这些年中国各地经济粗放型和外延型的扩张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从而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是这种各级和各地的“发展主义政府”之间的竞争，才导致了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整体的快速增长。正是由于这种“地方政府竞争”是如此鲜明，乃至成为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运作的一个“特征化事实”，以致张五常先生这样名满全球的制度经济学大师和多年的“自由市场经济”坚定信奉者，也相信这种中国改革开放后所组建形成的地方政府的竞争体制是中国经济这些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且多次讲目前中国的经济制度可能是古今中外最好的。五常先生的这些判断，与近几年在国外和国内逐渐流行起来的“中国模式论”宣扬者的一些看法，好像同归殊途。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这些年中国年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或“主要原因”就是这种“发展主义”政府的地方竞争？如果真是如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对于这个问题，这里先不做直接的回答，我们不妨迂回地先问这样一些问题：难道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官员就不要发展经济么？在过去的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难道就没有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经济和竞相争抢有限资源方面的激烈竞争？如果这样问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府官员的提拔和升迁主要也是看其在所在地方和所主管部门“发展经济”方面的政绩，各级和各地政府也存在“发展经济”和“大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激烈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机制在过去是如此激烈和畸形，以致在中国20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超英赶美、亩产十几万斤地“放卫星”，都是这种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所“逼出来的”结果。由此看来，难道那时候的各级和各地政府就不是发展主义的政府？但结果呢？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竞争”和“发展主义政府”没有竞争出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奇迹呢？话说回来，难道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等哪个革命领导人当时都不想自己国家的经济有个百分之十几的年增长速率？那为什么在20世纪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实验中一个都没成功？计划经济的长期经济绩效被历史事实证明是如此差？再往长一点看，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包括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哪个王朝的皇帝和将相都不希望自己的王朝和帝国有快速经济增长？但为什么只有在19世纪后的西方各国和少数其他几个发展国家，以及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后的中国，才有快速的经济起飞？

　　现在看来，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尤其是在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的逻辑”没有展开，市场经济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被捆绑着，因而，尽管各国领导人和革命领袖均有着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各级和各地“发展主义政府”之间也有着激烈的“地方竞争”，但推动市场经济自发快速成长的发动机还是启动不了，结果不但没有竞争出“赶英超美”的国民经济的真正“大跃进”，反而导致国民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到了崩溃的边沿。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也会发现，西方国家之所以到19世纪才发生现代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出现近30年的“经济奇迹”，均是因为在一个经济社会改革过程中引入了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并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这种“非刻意达致的结果”(un-intendedresult)，而实非独有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才导致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完全否认在引入市场机制后地方政府竞争的一些正面作用和效果。如果说现在的政府的运作方式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地方政府竞争”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级和各地政府官员还不怎么懂得去“运用市场”，还不可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进行竞争。然而，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各级和各地政府不仅用市场的手段发展市场经济，进行招商引资，也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内部职位提升和调迁，用市场的手段从上级政府那里谋求资源的分配，甚至运用市场的手段进行行政和社会控制(如“维稳”和阻止民众上访)。现在，自上到下，自东到西，从南到北，各级和各地乃至整个政府科层的各级官员的行为几乎全部市场化了。这种政府官员行为的市场化，一方面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过度市场化”，在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是一种“扭曲的市场化”，一种实际上“反市场化”的“市场化操作”。这种政府行为的市场化，既在一个计划经济后期的低度发展水平上确实给“市场经济”这个被过去“束缚着的普罗米修斯”松了绑，也同时也给它套上了一个目前似乎无法解脱的“紧箍咒”。政府统御市场、各级各地政府几乎无任何权力约束的参与市场，已经导致政府成了当今市场运行中的一个最大“player”。这种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即为各级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政绩工程”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为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由此而论，各级政府官员的层层寻租，既为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机会和动力，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种种社会问题不断发生且不断积累的最终制度根源。政府掌控的财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攀高，政府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份额不断增大，居民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不断萎缩，政府官员大面积地腐败而屡治不果，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的紧张程度不断增加，一些大型群体事件和恶性事件不断发生，这些问题难道不是这种政府统御市场和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进行层层寻租的结果？

　　根据上述观察和判断，我们认为，这种政府靠统御市场而进行层层寻租的体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是有效率的，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被认作为是吃我们政府引入市场经济之“红利”的一个结果。但是，等这种“引入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经济增长的红利”给吃尽了，我们现行的体制还能支撑未来中国30年乃至更长久的经济增长？这一点今天看来越来越值得怀疑。2010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科斯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关于“生产的结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口头发言中，笔者曾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导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一些贡献因素，可能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出来的。这一点估计维迎也会同意，因为他在讲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时，一再讲我们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要努力建立确保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和民主制度，恰恰也讲出了这种意思。

　　韦森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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