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走过头了危机远未结束

　　在全球力度空前的救市行动之后，至今已经3年时间了，尽管危机爆发初期的金融剧烈动荡和经济急剧下滑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但经济金融却总体上依然低迷，并没有出现预期的V型反弹或快速复苏。而救市举措的边际效益已开始减弱，甚至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危机的考验，爆发新的更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乃至经济衰退的风险似乎又在快速聚集，而我们可用的政策工具却囊中羞涩，没有多大空间

　　《环球财经》编委、中国银行副行长

　　■  王永利

　　借用两位美国学者Carwen M. Reinhart和Kenneth S. Rogoff合著的一本关于金融危机的书名——《这次(危机)不一样了》(THIS TIME IS DIFFERENT)来描述最新的金融危机是非常恰当的。

　　从上世纪的“大萧条”开始，每当遭遇金融或经济危机时，政府都很容易动用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即扩大货币投放进行救市。这似乎已成为应对危机的灵丹妙药和传世经典。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急救之后经济能够得到恢复，实现由萧条到复苏再到高涨的发展预期的假定基础上的，并希望将应急措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发展中加以消化。

　　尽管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已经投入巨额资金，但目前预期的增长目标却并没有实现，救市的假设条件似乎并不存在，而扩大货币投放的负面作用却在不断显现，危机远未过去。

　　经济可能陷入相当长时间的低迷

　　世界经济金融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已经走过头了，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进入重大调整期，有可能发生剧烈变化，全世界人民都要增强危机意识，做好过苦日子和爆发重大危机事件的准备：在相当长时间内，经济金融都可能陷入低迷，表现为全球性紧缩乃至滞胀，控制不好甚至可能爆发新的更加严峻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

　　(一)已有的救市措施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且其边际效益已经开始减弱，有的政策已经或即将到期，而推动新的更大的刺激政策的余地非常有限。继续推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余地几乎丧失。

　　(二)像美洲新大陆开发、社会主义阵营开放那样推动世界经济出现重大发展的机会，现在似乎非常渺茫。经过新的一轮全球化30年的大发展，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的差距大大缩小，要开发新的地域市场余地不多，剩下的主要是非洲和南北两极，但由于种种原因，要依靠非洲和南北两极的快速发展来推动世界经济大的发展并彻底摆脱危机困扰是非常难的。如果没有新的地域市场的开发，仅仅依靠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余地和作用又是有限的，因为新的技术和产业的出现，往往会削弱甚至淘汰旧的技术和产业。

　　(三)世界人口增长可能进入拐点，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社会福利水平可能止升回落，消费水平会受到制约。

　　世界人口已经从1970年的37亿增长到2010年的68亿，但总体趋势是，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生活压力不断加大，人口出生率相应地不断下降(这也是自然界自我保护的必然要求，是自然法则的魔力所在，否则，如果生产力不断提高，人口也不断增长，地球就会因无法承受而遭受毁灭)，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工业国家面临人口负增长的考验和劳动力成本提升的压力。而随着人口增长的下降和城市化速度减缓，房地产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长期以来经济衰退过后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通常发挥复苏重要推动力的作用就会受到削弱。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一方面，二战之后“婴儿潮”一代已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养老开支不断加大，而新的出生率却呈现下降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原来经济金融雄霸全球，大量聚集全球财富的先发优势逐步削弱，有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但建立在全球财富高度聚集基础上的高福利制度和巨额军备开支的习惯却没有得到相应调整，已经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负担，越来越多的国家甚至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这种情况下，势必要求发达国家控制政府开支，调整社会福利和军备开支。

　　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新兴经济体往往都是以资源求发展，以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和环境保护等吸引先进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以大量开发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扩大生产，往往表现为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保持增长。目前，随着发达国家消费和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抬头，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面临威胁。与此同时，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劳动力成本结构性上升，新兴经济体赖以高速发展的诸多产业已经面临饱和甚至过剩的困境。

　　科学设定各国货币总量控制标准

　　对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根源必须用更高和更广的视野认真探究，不能只停留在金融领域的表象和产品与技术层面，不能仅局限于当前的危机来分析危机。同时，必须切实加强全球性的协调配合，加快货币体系和金融体制改革。

　　货币信用投放的无节制，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债务过度，忽视生产而过度追求货币套利和金融炒作可能带来的好处，已经成为金融危机频发和不断加重的万恶之首。不能有效控制货币投放和信用泛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过剩和爆发金融危机问题。

　　现在，货币总量的控制实际上缺乏科学而明晰的标准，尽管很多国家确定了通货膨胀的货币中介目标，但通货膨胀(紧缩)一般说来只是货币总量变动的结果，其暴露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就会使货币总量的调控存在被动性。而且以通货膨胀为中介目标，尽管单看每一年可能通货膨胀率并没有超出预定目标值，但如果物价指数一直保持上升态势，在连续多年之后，总体看，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率累计的变化仍可能是相当惊人的。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可以跨境流动，而各国货币当局却只能控制本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当一国资金大量外流时，为抑制通货紧缩，该国货币当局往往会扩大货币投放，这样，尽管该国通货膨胀控制在目标范围之内，但从全球的角度看，却可能引发资本流入地区过高的通货膨胀问题。

　　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之后，为应对其对美国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美国政府推出一系列优惠措施刺激房地产发展，同时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更推动美国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大量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又开始大量流出美国，进一步推动美国扩大货币投放。这样，尽管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高，但由于大量美元流出，推动了全球化流动性过剩，刺激了新兴国家的发展，带动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攀升。

　　今天，全球性流动性严重过剩，产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忧患，就说明这种缺乏全球统一协调的，主要以各国自己的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是不够科学合理的，是难以抑制流动性过剩的。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在货币投放上，信用投放过度，社会负债过度，使得货币总量难以有科学合理的界定，并因此而难以实施简单有效的控制。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贷款派生的存款还能不能再发放贷款(投放货币)，贷款的乘数效应是否应该严格限制？

　　我们知道，银行的产生，金融业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和作用(价值)就是将社会闲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从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减少资源浪费，创造最大社会财富。但问题是，银行贷款属于间接融资，银行尽管可能依托吸收的存款发放贷款，但其发放贷款时却并没有对应地扣减或冻结初始存款人的存款。而贷款又会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新的存款，银行又可以据以发放新的贷款。如此循环往复，银行似乎可以创造无限的货币投放。这就必然使得货币总量难以控制(容易失控)。

　　为控制货币信用投放，有的国家规定了对银行贷款占存款比率的控制标准，但比率规定往往过高，而且金融机构往往可以运用各种金融领域的串通和技术手段(如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信托化、信贷资产转让与回购等等进行信贷资产转让，同时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拆借向购买方提供资金，变信贷资产为同业拆借)逃脱监管约束。例如，中国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与存款的比率不得超过75%，但考虑到贷款与存款之间的转换关系，即使一开始贷款控制在存款的75%以内，但由于贷款可以转化为存款，如将其转化的存款再按75%贷放出去，则相当于初始存款的56%。依此类推，则由贷款派生的存款最高可能达到初始存款的290%以上，形成信用的过度投放。

　　因此，必须严格限制贷款的乘数效应，原则上是贷款总额不能超过社会初始存款(即非贷款转化的存款，可近似地表示为存款总额减去贷款总额后的净存款)的100%。考虑到所有间接融资渠道都可能扩大货币投放，理应纳入货币总量控制，货币总量的长期目标也可表述为：广义贷款(间接融资)总额控制在广义货币总量的50%。其中，为避免重复计算，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在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不能计算到广义货币总量之中。

　　当然，广义贷款总额控制在广义货币总量的50%是一个长期目标，实际工作中可以作一定幅度的调节，即逆周期调节，但长期看应该严格坚持这一标准。

　　在控制货币信用投放环节，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必须严格控制中央银行直接对政府透支或者直接购买社会债务(包括政府债、企业债等等)。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削弱货币当局的独立性，容易造成货币过度投放，而且使货币不是建立在实物(如黄金、白银等)和国际通用货币的担保抵押基础之上，而是更多地建立在政府或社会信用基础之上，也容易动摇货币的信用。

　　推进IMF和特别提款权改革

　　以美国一国主权货币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做法，实践证明是非常危险的，容易诱导货币发行国为追求本国的小利益而牺牲全世界的大利益。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理应使这一问题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必须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相应的国际金融秩序。

　　当然，要建立统一的世界货币，取代现有的主权货币是非常理想化的，实际上也是很难做到的。可能的选择应该是加快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其“特别提款权”(SDR)的改革，尽快将SDR改造成为可以计价、流通和储备的超主权世界货币，并将SDR更名为“国际货币单位”(IMU——International Monetary Unit)，将IMF改造成为真正的基金组织，履行世界中央银行职责。

　　这要特别借鉴欧元创立和运行的经验与教训。欧元并不是借用某一国家的货币，如德国马克或者法国法郎直接作为区域货币，而是创造了一种超越主权货币的全新的货币，其创立、运行和成为重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经验，为超主权货币的世界货币的创立和运行提供了重要参考。当然，欧元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深刻的问题，目前面临严峻挑战，但这同样为建立“世界货币”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要求必须加强全球的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与统一。

　　有人建议扩大SDR的货币篮子，将金砖五国等更多国家的货币纳入SDR，并重新核定各种货币的权重(以后定期根据各国在国际贸易和储备中的份额调整其货币在SDR中的权重)，并相应调整各国在IMF中的投票权。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和考虑的建议。

　　笔者认为，更值得研究的是，将IMF真正改造成为股份制的基金管理组织，鼓励各国将符合条件的储备货币资产或贵金属等(这需要确定标准)转换成IMU，确定其对IMF的份额，从而大规模地扩充IMU，使其成为可以计价、流通和储备的世界货币，并按照各国持有世界货币的份额配置IMF的投票权，建立类似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的IMF管理体系，主要负责IMU的规模安排以及运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从而解决现在以国家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中心货币全球流通和储备，与该货币投放总量由主权国家独自调控的矛盾，避免单一国家或区域组织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过度投放货币，使“世界货币”的垄断利润为基金投资人共有(可以按照份额分享)。

　　同时，要相应建立IMU集中统一的跨境清算体系。

　　建立严格的中央银行集中清算体系

　　如前所述，没有中央银行介入，完全由商业银行相互开立账户进行跨行资金往来清算，很容易在清算过程中自动增加流动性，这一点在目前国际清算业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容易造成“外汇储备自动倍增流动性”的效应。因此，应该尽快建立严格的中央银行集中清算体系，即不同商业银行之间的资金清算，都应该通过中央银行集中办理，而不得直接通过相互之间开立的账户直接办理。

　　以美国A公司向中国B公司投资100万美元为例，如果BOA和BOC均在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客户并办理清算，则BOA必须因此笔付款而减少其在美联储的存款，其流动性因此而减少100万美元；BOC相应增加在美联储的存款，增加流动性100万美元。尽管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变化，但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却减少了。这有利于中央银行集中控制货币总量，控制流动性在清算过程中的隐形扩张。

　　从长远看，也可考虑建立全球集中统一的国际清算体系，彻底杜绝流动性在清算过程中的隐形扩张。

　　配套推进相关改革

　　一是要对金融产品和交易进行甄别和有效控制。也就是要按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标准严格审查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交易，凡不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或无关于对冲既有资产负债风险(纯粹投机性交易)的，都要严格控制。要鼓励有效金融创新，但对那些纯粹用于金融体系内部投机炒作和规避金融监管的产品和交易则要严格控制。对惯于通过信用扩张、提高杠杆率进行套利的影子银行体系必须严加管控，而不能放任自流。要扩大金融监管覆盖面，切实增强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透明度，加强消费者利益保护，加大对金融欺诈行为的惩罚力度，限制相关领域人员的相互流动，避免相互串通舞弊行为。

　　二是要适应全球化要求，尽快统一全球财税金融政策和监管要求。现在经济全球化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国际资本在全球的流动相当自由和便利，但财税金融的政策与监管的统一协调却远远滞后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的财税金融制度和监管力度，给国际资本的投机提供了便利，又迫使各国不断降低税收和金融监管力度，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状况应该尽快扭转。

　　三是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面对危机和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却依然保持了大量土地、矿产资源等没有开发，有大量高科技产品乃至军工产品不肯出售，庞大的军费开支不愿缩减，社会福利依然居高不下，这是明显不合理的，理应尽快调整相关政策，切实推动社会改革，充分挖掘经济潜力，有效刺激经济发展，尽快降低负债水平，带动全球早日消除危机，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