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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研究所副主任:根子在政治体制痼疾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2-02-20 17:29 来源: 《财经网》

  戈尔巴乔夫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新体制,未能革新联盟,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苏联传统模式的影响

  左凤荣

  我刚刚完稿了一部书,写的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有50多万字。戈尔巴乔夫时期是比较复杂的,我不可能讲得特别详细,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大致历程,他的改革措施是怎么提出来的,有什么样的效果。

  中国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存在一些争论,否定性的评价居多。

  第一种观点是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剧变和解体,他们有一个理由,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改革的话,他现在可能还是总书记,苏联可能还存在。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完全可以不改革。但是,要对历史负责的话,不改革是不行的,民心思变,苏联已经走到死路上去了。

  第二个重要观点,认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搞了修正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最后倒向了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使苏联改变了颜色。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毫无章法的,也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没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学中国,没有走渐进式的道路。我个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其自身的逻辑,并非毫无章法,戈尔巴乔夫也很难学中国,因为苏联不是中国,很多条件跟中国不一样,最典型的是中国的农民需要土地,而苏联的集体农庄庄园主不愿意要那么多地,他们不会也没有条件自主经营那么多土地。中国还有人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苏联人已经不知道商品市场为何物了。

  戈尔巴乔夫改革历程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概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从1985年3月到1986年,是实行“加速战略”时期;从1987年到1988年,开始进行干部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公开性发展起来了;1989年春到1990年2月,进入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阶段,选举人民代表和召开人代会,党的权力向苏维埃转移;1990年3月到1991年8月,转向总统制、多党制、向市场经济过渡、革新联盟;1991年8月到年底,叶利钦夺取联盟的权力和苏联走向解体。

  刚开始改革时戈尔巴乔夫确实没想对苏联进行真正的、根本的改革,只想完善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因为他身在这个体制之中,看到了这个体制的问题。他提出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加速战略”,他深切感到苏联的经济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速度一路下滑,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的很多方面已经处于危机状态,特别是农业。“加速战略”的核心与当初斯大林是一样的,首先强调的是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他们都认为机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苏联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摆脱这个窠臼。同时戈尔巴乔夫也认识到,如果让经济加速发展,就必须让老百姓有工作积极性,需要在政治上放松,加强人民的自治和监督,他还提出关心人民的生活,建设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戈尔巴乔夫发现“加速战略”根本推行不了,所以从1987年开始进入改革阶段。他认识到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很大一块就是当权的干部,所以提出改革干部制度,对各级书记进行选举,但这个措施根本没有落实。1987年6月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提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思路与柯西金当年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核心就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包括工人选举厂长、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等,实际上效果也不好,因为没有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不允许企业破产,企业无法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个时期效果最好的是公开性,就是放开报刊,允许批评,公开性受到了整个社会的欢迎,发展得也特别快,报刊发行量,包括党的报刊,《真理报》《消息报》等等,订户成倍增长,像《十月》《新世界》等刊物,一年的订购量甚至相当于以前多少年的总和,受欢迎的原因就是这些报刊揭露了以前,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许多不为人知的事。

  公开性发展起来后,社会形成了很强的舆论氛围,认为苏联的体制是有问题的。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批判斯大林还主要集中在斯大林个人的政策失误和个人品质上,这时则开始对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怀疑了,首先提出怀疑的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舆论氛围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到1989年也开始认识到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这一根本性改革是从1989年选举人民代表开始的。这一改革既有新的东西,也带着很多旧的痕迹,因为所选的代表三分之一是各党派团体指定的,不是社会上公开选举的,但是毕竟有了竞争性的选举。三分之二的人民代表是在竞争性选举中产生的,许多党政干部落选。新选举产生的代表所持的观点是各种各样的,在竞选会议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对苏共和现行体制持积极批评态度的人往往更受民众欢迎,选举暴露了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动摇了苏联的体制。此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就是把权力从党的机关转给各级苏维埃,但实际上苏维埃也没拿到权力,导致了国家的混乱,经济危机加深,迫使戈尔巴乔夫到1990年开始转向总统制,同时由于已经形成了多党制、多元化,他也不得不承认多党制,共产党放弃垄断政权,在经济上开始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政策。这样一个进程很快就被“8·19”事件打断了,“8·19”以后国家迅速走向了解体。

  改革一旦启动,它实际上很难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最初戈尔巴乔夫想完善社会主义,想搞更多的民主,但是一旦给了人民权利以后,政治上放宽以后,原来的那些东西就行不通了,所以,他不得不转入根本性的改革阶段。对苏联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如果戈尔巴乔夫好好设计的话,可能会走得好一点,但是他从开始认同斯大林体制,转到完全迷信列宁,把列宁十月革命时期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在新的时期重新实践了一遍。在斯大林的体制下,一切权力归共产党有很多弊端,最后导致了个人专权,但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样也是行不通的,不符合现代政治的规律。况且这个苏维埃仍是一个大会,跟开党代会一样,一下子选了2250名代表,因为当时多党制还没有形成,人代会内没有党团(在会议召开过程中成立了一个100多人的跨地区议员团),所以2250名代表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观点,很难形成统一意见。

  从2250名代表中选举产生了由542人组成的最高苏维埃,完全可以把它变成常设制的立法机关。但是,戈尔巴乔夫又规定这542人每年要更换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在五年任期内全部轮换完,这些代表同时又不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还照样做一些行政性的工作。最高苏维埃成员的这种非任期制和非常任性显然与其承担的无限职能不相称,破坏了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这种做法极不科学。这样的苏维埃还不如原来共产党机关有效率,我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犯的一个比较大的错误。

  在选举的过程中,表明苏联共产党是没有威信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采取措施来提高党的威信,这是他的又一失误。

  这个时期不可遏制的多元化思想发展起来了,知识分子积极投入了改革,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原来被苏联体制压制的矛盾都爆发出来了,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在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转向总统制,总统制运转起来也没有经验,与总统的行政权力并行的,还有部长会议主席的行政权力,这两个行政权力之间经常打架。另外,在总统之下设立什么样的机构,也没有考虑成熟,他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包括各方面人士,但很难抓到权力,没过几个月就不要了,后来又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到1990年底才取消部长会议,建立对总统负责的内阁制,选择的总理却又是一个保守派,没有什么好效果。这一时期,分权的思想和多党制的思想开始发展了,苏联的体制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一党体制,转向了多党、多元的权力分立体制,因此,到1990年,苏联原来的体制已经崩溃了,斯大林的体制模式结束了。1990年以后,苏联的体制向现行的体制转轨。戈尔巴乔夫开启了国家走向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之路。

  这个时期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民族运动的发展,这当然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在改革的过程中,地方权力做大,特别是搞了选举以后,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都是地方选的,他们要对自己的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中央政府负责。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的是革新联盟,改变原来高度集权的体制,苏联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是单一制。但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行动迟缓,地方力量发展起来了,有些加盟共和国要退出联盟,他才开始加速做这件事,等他把新联盟条约拿出来,保守派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消灭苏联,发动了政变,成功阻止了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新联盟没搞成,苏联迅速解体了。

  解体问题再思考

  苏联模式存在的重要基础就是对外封闭,对内控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改变了这两个条件,一方面他推行新思维外交,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又实行公开性,搞了竞争性的选举,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这样,就彻底动摇了苏联原来的模式,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把苏联模式埋葬了。

  我个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新体制,未能革新联盟,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苏联传统模式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有许多失误,但是这不能完全怪罪于戈尔巴乔夫个人。

  首先,戈尔巴乔夫是体制的产物,他接受的思想观念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改革不断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如所有制观念的影响,直到1989年年底,戈尔巴乔夫仍明确反对私有制,他认为私有制带来了剥削,跟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还有对市场经济一直采取排斥的态度,恐惧市场经济。

  不仅戈尔巴乔夫,包括当时参与改革的那些经济学家们,都受斯大林的一个重要观念的影响,即认为老百姓的生活是靠降低物价来提高的。苏联体制最不合理的就是价格,改革首先必须改革价格体制,但是,在这样的观念下,长期维护给消费者补贴的政策,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到1986年以后,石油降价,国家又背不起这一负担了,这种低价政策对生产者是没有刺激作用的。随着改革的进行,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滥发奖金造成货币过剩,商品并没有大幅度增长,结果通货膨胀严重,商品短缺加重。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都是良心的代表,也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方向,但是由于长期受压制,处于封闭状态的苏联知识分子也不了解世界,提不出什么可行的方案,也使他们失去了指导社会的能力。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确实已经晚了,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样的一个集团阻碍作用很大,中央各部委的揽权,军工集团的强大势力,还有一些被养懒的工人的阻碍,改革很难成功。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改变了苏联模式而没有导致国家解体的话,可能他在俄罗斯会得到比现在高的评价,但是,由于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最后导致了国家的解体,这大大损害了戈尔巴乔夫在俄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在国家解体的问题上,我认为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叶利钦和斯大林,因为这个时期爆发的很多民族矛盾,出现的许多民族问题,根子都是斯大林时期种下的。

  最后,在苏联解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俄罗斯,叶利钦在1990年6月12日当上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后,首先通过的就是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在他的带领下,苏联开始了主权大检阅,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自己的主权宣言,宣布自己的法律在本共和国是至高无上的,这样,联盟国家怎么办,联盟中央的权力在哪里,联盟的法律很难在全国通行了。

  有人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动用武力去维护国家的统一,戈尔巴乔夫不是没动用过武力,1989年4月用过,1991年1月也用过,但是武力并没有解决问题,无论国民还是国际社会都强烈谴责。如果戈尔巴乔夫动用武力维护统一,可能会导致苏联的内战,说不定还是核战争,那样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这也是发动“8·19”事变者最后没有强行使用武力的原因,一看支持者不多,便放弃了。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一些政策性操作的失误,包括全民公决,以及宗教势力的兴起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联邦领土占了苏联的76%以上,人口也占一半以上,叶利钦要独立,苏联只能解体。当时中亚国家、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对联盟的支持率都很高,如果叶利钦不独立的话,至少还可以保留一个小苏联,虽然没那么多共和国了,但大部分加盟共和国还是能留在联盟之内的,由于叶利钦要独立,这个国家就只能解体了。

  谁搞垮了苏联

  苏联的剧变和解体虽然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但根子早就种下了,苏联模式没有生命力,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并没有真正实现列宁当初所设想的建立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苏联模式的转换是必然的,但苏联解体不是必然的,如果俄罗斯不坚持闹独立的话,完全可以保持一个小苏联。

  苏联问题的根子在政治体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也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问题,是跟整个体制相关的。很多人指责戈尔巴乔夫没有担任领袖的才能,但是他也是苏联体制的产物,当时别无选择。长期的老人政治,人们没有权利选举国家领导人,权力的私有化现象严重,不可能出现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从根子上说,苏联的剧变在政治体制。

  此外,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评价,有一个标准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评价这一时期,是站在维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的立场上,我想还应该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中看。

  从这个进程来看,戈尔巴乔夫对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他结束了冷战,促进了世界的一体化发展,这个成绩是不能否定的。不管怎么样,俄罗斯人承认他给俄国带来了民主自由,这也是受欢迎的,只是代价太大了。

  戈尔巴乔夫与以往俄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改变了俄国历史的一个政治传统,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他既强调目的的正当性,同时也强调手段的正当性,他认为不能用目的的正当性为残酷的手段辩护,他强调政治也要讲道德。很多人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认为胜者王侯败者贼,认为政治是肮脏和不讲道德的,我认为不讲道德的政治是中世纪的政治,现代的政治是讲道德的,特别是在选举制度下,无论是美国,还是法国,一个道德特别败坏的人,根本不可能当上总统。在现代社会,政治是有道德的。就这一点而言,戈尔巴乔夫也是值得肯定的,他的改革更多是从道德出发的,是从人类的良心出发的。如果他只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完全可以像勃列日涅夫那样,维持现状。他也可以集全国的力量制造外部敌人,使苏联的体制运行下去,但他没有这么做。

  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现在久加诺夫这些人一直在指责戈尔巴乔夫把苏联搞垮了,其实在搞垮苏联的问题上,久加诺夫等人的责任也不小,因为正是他们这些人成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于把苏共给挖空了。另外他们支持叶利钦争主权,实际上是在挖苏联的墙脚。他们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跟叶利钦这些民族主义分子结合在一起,目的就是搞掉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要追究责任的话,俄共及其领导人的责任不比戈尔巴乔夫小。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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