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路在何方

　　民间借贷市场应有专门的《民间借贷法》来引导和规范，这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和温家宝总理主张的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

　　文 刘兴成

　　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江苏常熟等地的民间借贷危机相继爆发，并开始向全国蔓延。民间借贷的困境已然凸显，该如何走出困境？

　　尊重民间借贷市场

　　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2%，达到47万亿元。2011年12月末，中国本外币存款余额82.67万亿元，人民币存款余额80.94万亿元。其中，民间资本存量30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2011年GDP总量的64%。

　　据全国工商联调查，规模以下的中小企业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微小企业95%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借贷关系。能够在证券市场上市融资的中小企业，更是寥若晨星。

　　一方面，民间有30万亿元存量资本，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融资。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只能在30万亿元民间资本中寻求资金支持，形成了民间借贷市场。

　　面对急剧增长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金融机构由于体制和成本的原因，不能提供及时、充分的资金供给，给了民间借贷快速发展的空间。与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相比，民间借贷更加灵活、简便、快速，收益颇丰。民间借贷成为民间资金供给和需求交易的平台，既让富余的民间资金实现了保值增值，又让民营企业解决了融资困难，实现了交易双方的双赢。

　　2010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对象中，89%的家庭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普及程度，与温州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即使在北京、上海等市场比较规范的一线城市，由于房价高企，大学毕业生和中产阶级要买房，除向银行按揭贷款外，首付款都要向亲朋好友筹借。这些借贷不管付不付利息，都属于民间借贷。说全民借贷，并没有夸张到哪里去。

　　《贷款通则》出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有银行几乎占据了全部的借贷市场，民间借贷受到压制，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贷款通则》自然以中资金融机构为唯一合法贷款人。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逐渐形成两个借贷市场：一个是有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借贷市场，另一个是没有金融牌照的非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民间借贷市场。

　　有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借贷市场，由《贷款通则》监督管理。没有金融牌照的非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民间借贷市场，不应由《贷款通则》监管，这是对民间借贷市场的承认和尊重。

　　那么，民间借贷市场由谁来监管？当然应由法律来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章有16条对借款合同作出了规定。由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没有将借贷区分为金融机构借贷和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应当是适用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合法借贷形式。

　　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担保法》和《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民间借贷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市场的所有主体，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民间借贷双方、自然人，都应当遵守《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担保法》、《企业所得税法》，接受这些法律关于民间借贷的监督管理。

　　如果政府愿意作为监督管理者，没有问题，给民间借贷者发放金融牌照，自然获得监督管理权。民间借贷者愿意获得金融牌照，不过，民间借贷者获得金融牌照后就变身为金融机构，不再是民间借贷者。

　　应为民间借贷立法

　　由于民间借贷的规定分散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担保法》和《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规定中，中国的执法水平有待提高，民间借贷市场陷入困境在所难免。

　　在浙江、广东、内蒙古、江苏、河南、福建等地都出现过民间借贷泡沫破灭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显示，一年多时间，仅浙江温州市就有10人因民间借贷自杀，200人跑路，284人被刑事拘留。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有星认为：“目前，浙江省的民间融资主要存在9个方面问题：主管机关缺位，信息监测体系缺乏，民间融资组织规范欠缺，高利率增加企业破产风险，非法转贷放债牟利显现，非法融资广告网络公开化，融资服务中介或金融掮客缺乏管理，非法集资活动依然存在，法律责任可操作性缺乏。”

　　浙江的民间借贷问题，是全国民间借贷问题的缩影。民间借贷市场需要专门的《民间借贷法》来引导和规范，这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和温家宝总理主张的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

　　未来的《民间借贷法》，不能缺少如下内容：

　　第一，将民间借贷市场与金融机构借贷市场分开。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借贷井水不犯河水，但两个市场可以打通，水井满了可以流到河里去。

　　第二，禁止民间借贷募集公共存款。民间借贷要防止“拆东墙，补西墙”、“空手套白狼”的“庞氏骗局”。民间借贷不得与不特定的、广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发生借贷法律关系。一旦民间借贷需要与不特定的、广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发生借贷法律关系，应当向金融监管机关申请批准，取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成为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接受金融监管后方才允许。

　　第三，禁止民间借贷以发展人头的方式进行资金传销或炒资金。

　　第四，坚持“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

　　为了体现“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民间借贷法》不限定利率。如果《民间借贷法》成为正式实施的法律，利率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反而不会出现普遍的高利贷。

　　最高4倍利率规定是否合理？有何依据？没有人知道。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论证过最高4倍利率的问题，得出最高4倍利率不合理的结论。利率最高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的部门规定，在现实中形同虚设。如果一个规定得不到国民的认可，在实践中没人执行，这个规定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不是法律规定，而是部门规章规定。该规章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的法律规定相冲突。

　　早在195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银行区行行长会议关于几个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大力提倡恢复与发展农村私人借贷关系，我们应结合当地党政部门宣传借贷自由政策，鼓励私人借贷的恢复与发展。利息数不要限制，债权应予保障。”只是后来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措施便失去了生存空间。

　　再说，2002年中央银行关于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规定，在2004年中央银行确定“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的规定面前失去了实际意义。

　　中国将来要实行利率市场化。银行的利率都要市场化，基准利率不存在，就无法界定和限定4倍基准利率。立法既要考虑现实，又要考虑未来。

　　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认为，利率市场化可以发挥市场资金的配置作用，有助于减少高利贷或者不合理、不合法的民间借贷情况的出现。近年来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从正规金融渠道得不到满足，很多企业都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资金融通，如果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这种情况应该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第五，民间借贷应按成本最低、财富最大化的双赢原则形成借贷合意，公平行使借贷权利，诚信履行借贷义务。

　　第六，民间借贷内容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乡镇政府进行登记，或将借贷合同(或借据)、担保合同、银行付款凭证、收据复印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乡镇政府进行备案，便于政府及时了解民间借贷动态，并统计民间借贷有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