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海：G20言多行少在全球治理中实效不彰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至今已经开过7次了，第一次会议是在2008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在G20会议刚刚召开时，全球普遍对这一国际合作机制寄予厚望。但五年过去了，尽管每年召开两次，G20会议取得的成果与人们的期望相距甚远。会议对重大经济问题议得多，达成协议少；表面共识多，有效实施少。如果全球要解决经济问题，依赖G20机制远远不够。

　　了解G20会议机制，首先要了解七国集团(G7)和八国集团(G8)的会议机制。G7会议，也被称为是西方七大工业国首脑会议，是指1975年开始的由西方七大工业国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日本、加拿大组成的定期会议。G7会议持续近20年后，于1991年开始邀请俄罗斯参加部分非重要会议，1994年邀请俄罗斯作为正式成员参加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形成“7+1”机制，但是重大经济问题仍然是G7关起门来讨论。到了1997年，叶利钦被以正式与会国首脑的身份出席会议，正式形成G8机制。G7机制确实在历史上解决了一些重大的经济问题，如广场协议等等，所以后来一直延续下去并扩大规模。但是，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经济问题上占有越来越重的分量，原先的G7会议已经无法有效代表全球主要经济体，因此G20出现后，曾经被寄予厚望。

　　G20会议后来之所以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并且呈每况愈下的状况，在于G20的构成与G7有很大的不同，要想达成重大的、一致的、实质性的、可以得到各国共同努力贯彻的东西非常困难。G7会议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经济模式上高度的一致，所以容易取得有效的共识，而G20机制覆盖全球，既有各主要工业国家，还有大量的地区性经济大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等等，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差异非常大，立场常相差千里，要想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可实施的政策，难度是很大的。

　　200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G20峰会上，商讨了全球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后来虽然各国和各地区相继出台了一些金融监管的东西，但是全球领域的金融监管合作至今都无法取得共识，比如对于征收“托宾税”问题就莫衷一是。在第二次伦敦峰会上，虽然在打击避税天堂、限制银行家天价薪酬方面有一些共识，但是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在较为重大的全球经济刺激问题上倒是达成了共识，但是刺激的后果至今也看到了：副作用很大，经济一直不能彻底摆脱二次衰退的阴影，到现在全球都形成了刺激依赖症。而在改革全球货币体系上，一些经济体想摧毁或削弱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美国则不同意。在第三次匹兹堡会议上，各经济体也在最重大的经济转型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号称全球要致力于经济平衡发展，但是后来各国在转型问题上几乎不见行动，过度消费的国家在继续刺激消费、过度举债的政府仍然在加杠杆、货币过度放水的则把货币龙头开得更大、依赖投资的继续加大投资等等。各经济体普遍地采取了用泡沫来救泡沫、用过剩对付过剩、用畸形来对付畸形的办法，完全与匹兹堡会议精神相反，这说明即使是G20峰会上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也只是口头上和表面上的，各经济体能否去实施根本就没有保障。这些大大降低了G20峰会的价值。

　　后来的峰会仍然有这种情况。在2010年11月举行的第五次G20峰会前后，各国在汇率问题上更是展开了争吵。虽然各方意识到要避免汇率竞争性贬值，但是不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就汇率问题分成不同的阵营，就是新兴经济体之间在汇率问题上也发生了争议。首尔G20会议上虽然各国一致认为要排除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一些经济体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各类非正当竞争手段仍然频频使用。在2011年的戛纳G20会议上，各国对于IMF的增资必要性问题上产生了共识，但是具体怎么增资仍然存在分歧。如果G20在IMF的增资问题上不能很快行动，那么对于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困境的国家的救援也就使不上力。

　　总之，G20峰会在一些小问题上可能会达成可以实施的东西，在重大问题上也能付诸讨论，甚至达成表面上的共识，但要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可以实施的政策并不容易。不过，G20作为一个论坛仍然不失为一个开放的场所，可以思想竞放，互相了解，而解决经济问题，可能是一些同质化的国家集团也许更能达成一致，如G7集团、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国家集团、金砖国家集团、各地区性的国家集团等等。因此，在解决国际性的经济问题上，那些地区性的、区域性的、同质化的国家集团之间可能更容易达成一致并付诸实施。因此，这些地区性的、区域性的、同质性的国家集团不妨先走一步，以带动全球共识的出现和全面实施。

　　(作者单位：东航国际金融(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