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海光

　　最近，成都老太胡丽天被爆出多年来19次被抽中为听证代表。大家都很关心，胡丽天这样的“热心市民”是否为有关部门特意挑选的“托儿”，但成都市发改委政策法规处和胡老太本人都站出来否认。胡丽天还整理出详细的参加听证的材料，证明自己不是“托儿”，认为“中签率高，是因为报名者少”。

　　尽管胡老太每次参加听证都能从主办方拿到200元“调研补助费”，我仍以为，就主观而言，胡丽天不是“托儿”。在中国，这一类乐于参加社会事务的公民还是不少的。但胡老太的自证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正因为目前听证会“人庭冷落车马稀”，胡老太才能屡屡被选中。

　　在2005年以前关于听证会的新闻报道中，我们能看到，许多标题上带有市民“踊跃参加”、“积极报名”的字眼。之后就很少见了，比如，2010年成都地铁票价听证，报名者仅17人；2010年成都高污染车限行听证，需代表8人，报名者9人；广东东莞为水价上调听证会邀请市民代表报名参加，结果却遭遇公众“零报名”，以致不得不延期举行。

　　听证会参与者越来越少，是因为中国消费者的民主素质还有待提高？非也。几年前市民还在“踊跃报名”、现在却是“零报名”，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来消费者们见惯了“逢听必涨”，发现自己的意见得不到尊重，转而“用脚投票”。

　　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种为胡老太等听证专业户鼓掌的论调认为，只要热心参与，就应该鼓励。这实际上混淆了“参加”与“参与”的区别。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听证专业户充其量也就是参加而已，而他们的“参加”却在实质上捧了那些意在涨价者的场，为某些部门敷衍责任充当了义务的群众演员。假如没有这些“专业户”，听证会冷了场，说不定有关部门会更早一些拿出更诚恳的方案出来。从这个角度讲，听证专业户的存在，其害要大于其利。

　　听证专业户的曝光无疑会进一步恶化公众对听证会的印象，但听证会形象的恶化，却不能归咎于听证专业户。2001年7月，当时的国家计委发布《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规定，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商品在制定和调整价格时必须召开听证会。这意味着价格听证会是价格管理必须的程序，却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性条款，各地政府纷纷运用各种变通手段让听证会流于形式，最终使得群众大失所望。

　　价格听证会的存在与部门利益存在天然的冲突，因此，奢望各地政府主动完善听证会并不现实。要恢复听证会的声誉，从根本上还是要依赖于上级部门在立法方面建立更公允的规矩，更严密的程序，比如，将听证会交给更中立的部门举办、强制设定对立双方、大幅提高消费者代表比例、消费者提前介入候选方案的设定等……只要敢于打破利益桎梏，听证会制度就能重回正轨。(作者系知名财经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