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与中国之间的不解情缘

　　文  |  本刊记者 徐赫

　　每年六七月份，都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1986年以前称为WorldWildlife Fund，以下简称WWF)在中国最忙的时刻之一。当中国通常在为南方洪水滔天、北方土地龟裂的南涝北旱灾情担忧时，WWF研究员们则在考虑“熊猫的栖息地生态恢复需要多久”、“长江豚会否遭遇灭顶之灾”、“长江沿岸经济怎样发展”等问题。

　　2011年长江中下游遭遇了罕见的旱情，截至5月26日，洪湖湖水面积比同期减少1/3，渔业直接经济损失达上亿元。石首天鹅洲故道由原来的21公里缩短至10公里，保护区水位以每天30公分的速度急剧下降，直逼4米的江豚生存底线。在鄱阳湖，历史最低水位持续出现，中心湖区湖盆裸露，成为草原。洞庭湖出现近60年来最低水位，周边稻田龟裂。长江河口遭遇咸潮入侵，上海2千万人饮用水安全受到直接威胁。

　　而仅仅几天后，在长江中下游开展生态保护已有10年之久的WWF就派出了一个由生态、物种、水利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团队赶赴灾区进行考察调研，并提出保障生态系统基本功能的科学建议与应对措施。

　　WWF在全球享有盛誉，是世界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自1961年成立以来，它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在全世界拥有一个覆盖100多个国家的庞大网络以及近520万名支持者。

　　1979年，WWF入驻中国。在此后的30余年中，它先后在中国发起了诸多公益活动，其中较为人熟知的有保护大熊猫、保护长江湿地、“野生东北虎恢复计划”以及中国目前也积极参与的“地球一小时”活动等。“我们是被邀请进来的。”WWF中国首席代表关德辉(JimGradoville)对《中国慈善家》说，语气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WWF目前的工作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

　　2011年6月28日，为纪念WWF成立5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还特别发行了一套金银纪念币，以国家法定货币的形式，展现其50年的辉煌成就——能享受到如此“殊荣”的国际NGO组织，数量恐怕寥寥。

　　“熊猫情结”

　　WWF中国分会的总部，位于天安门广场向东不到两公里的一条狭窄胡同中。这里与外面热闹喧哗的长安街仿佛两个世界，参天的树木围伴在古朴的北京建筑群周围，院子里安静得有些突兀，颇有些闹中取静、道法自然的意味。

　　可以说，WWF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50年前，它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其组织的会徽更是直接采用大熊猫的形象。在其后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影响力的逐渐扩大，WWF对于大熊猫的关注与保护始终没有停止过，而大熊猫的形象也渐渐在全球深入人心。

　　1979年，中国国家政府接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环境科学会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写道，大熊猫等几个中国独有的物种已经濒临灭绝，情况不容乐观。当时的中国，野生生物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在动植物保护方面缺乏可参考的经验，然而，保护濒危灭绝动物的工作已是刻不容缓。其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外交政策随之开启，尤其是“乒乓外交”的成功，更是为中国的文化和民间外交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样板。

　　经过一番仔细的商议和探讨后，中国政府决定，邀请国际上的专家机构来协助中国的环保工作：中国现在需要伙伴，也需要国际支持！

　　基于此项决定，1979年，中国政府与WWF签署了一项协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成立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六人委员会，三名成员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另外三人则来自新组建的中国环境科学协会和国家林业部。1980年，WWF成为了第一个被中国邀请进来的国际NGO组织，开始在四川进行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其实，当时看好中国未来前景并希望进驻中国的国际组织远不止一家，除WWF之外，很多国际著名的基金会和NGO也提出了入驻中国的申请，却都被推后延期，其中不乏全球老牌公益基金会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为什么“幸运儿”偏偏是WWF？

　　实际上，WWF之所以被中国当作“座上客”，绝不只是“幸运”那么简单。WWF的发起者是欧洲皇室和一些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许是出于一种欧洲人独有的本性使然，很多欧洲皇室和贵族对探索自然怀有浓厚的兴趣。1970年代，人类工业化的步伐已逐渐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受其影响，许多物种相继灭绝。基于此，一些欧洲的皇室贵族们发起了保护动植物的组织——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并在基金会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着保护自然的基本立场。而对于当时刚打开外交之门的中国而言，“请什么客人”都是经过慎重考虑比较的。与那些涉及政治、外交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背景复杂”的机构或基金会相比，WWF这种“单纯而非营利”的特性更受当时中国政府的“青睐”。而这种“自然血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WWF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环境保护组织之一，我们也专注于环境保护领域。”关德辉表示。

　　1985年至1989年，WWF和国家林业局成功合作开展了第二次全国大熊猫调查，随后制定了中国大熊猫保护计划，并经国务院批准实施。1999年，WWF又与国家林业局共同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大熊猫及其栖息地调查，所获得的科学详实的数据为中国日后大熊猫保护奠定了基础。此外，WWF还与大学、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大熊猫栖息地恢复及西部开发项目对栖息地的影响等研究项目，这些研究为中国和WWF的实地保护项目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30多年来，WWF在中国先后协助建立了62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据2010年数据统计，目前，大熊猫的数量基本稳定并略有递增，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着这个物种的71%的个体，覆盖了大熊猫栖息地的57%左右。这其中，WWF的贡献不可忽视。

　　GDPVs 环境保护

　　作为一个国际环保组织，WWF在物种保护、淡水保护、森林保护、气候变化、野生动植物贸易等方面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近年来，WWF开始在其传统业务领域之外拓展，比如与上述保护项目密切相关的跨项目工作。

　　近十几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各地政府纷纷招商引资，将一些工业企业引入当地，以促进经济发展，解决人口就业问题，虽然带来了短期的可观效益，当地GDP也连年攀升，然而，侵占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围海造陆、污染水源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也跟着一路狂飙。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快速的经济效益，不惜以“毁灭性”的破坏环境的方式为代价，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一度让WWF感到“力不从心”。

　　“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界震惊，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一场博弈，对此，我们一直在研究探索。”关德辉说。其中，与当地政府合作是WWF的工作重点。

　　以保护长江湿地为例。1998年之后，湿地和淡水生态系统保护成为WWF在中国的主要工作领域之一，为此其开展了大量工作。然而，退田还湖等恢复自然的举措给当地居民生活以及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曾任WWF长江项目长沙办公室主任，现任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洞庭湖湿地生态站副站长的张琛，自1998年起一直在湖南洞庭湖区实施WWF“退田还湖”湿地项目。“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WWF也在不断学习适应。”关德辉表示。WWF在许多项目点开展了生态旅游等替代生计的项目，既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收入来源，又支持了当地经济发展。

　　如今，WWF正在逐渐调整保护策略，努力打造一条循环的生态保护链。在这方面，秦岭项目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案例。

　　秦岭是大熊猫的栖息地之一，为更好地保护秦岭的森林资源，WWF曾经不断向当地村民宣传保护森林的重要性，但无论怎样加强宣传手段，一些地方的滥砍乱伐现象仍不见减少。经过调研后，WWF的项目官员发现，这些山村的农民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很多人养成了“靠山吃山”的惯性思维，贩卖木材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森林成了他们的“提款机”。针对这种情况，WWF开发了一种新的运作方式，即结合当地的土地特点，有针对性地带领当地农民种植中药材，再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将其收购。2007年，WWF发起了“可持续传统医药项目”，向村民提供采摘中草药的技能培训，并进行监督和管理。如此一来，不仅大大减少了当地破坏环境的现象，同时也为农民找到了一条新的经济来源。

　　当被问及如今WWF在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时，关德辉表示，“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有很多，但最大的挑战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能不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让一个地区的经济既能可持续发展，同时保护好自然，这就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2010年，WWF与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三峡工程的建设管理机构中国三峡集团公司签署了五年合作备忘录，共同探索水利调度与生态需求的关系。自长江湿地保护计划推出以来，已有185万公顷的长江湿地被保存下来。“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都得益于与一些伙伴的广泛合作，尤其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了我们很大支持。”

　　在WWF看来，“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互相需要”。通过与中国政府的深入合作，既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也达到了WWF的机构使命，这种双赢也许正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结果。

　　“平衡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今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保护地球的行动中来。”谈到未来，关德辉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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