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位晚清民间义赈领袖身上，不仅体现出中国当时民间的巨大力量，更体现出士大夫阶层借义赈舞台于乱世实现人生价值的可贵精神

　　文  |   武汐滢

　　光绪初年(1875年)起，赈灾形式由官赈转向义赈，民间慈善事业得到新的发展。其中，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义赈群体，承担了赈务中很大一部分工作。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共同的慈善热忱，为灾荒频仍的清末中国贡献了自己的慈善力量。

　　在这一群体中，有一位义赈领袖——唐锡晋，他赈济时长达37载，足迹遍覆8省51州县，从实际作用和影响角度观之，当属同批义赈领袖中的出类拔萃者。在他身上，不仅体现出中国晚清民间义赈的巨大力量，更体现出士大夫阶层借义赈舞台于风雨飘摇的乱世实现人生价值和政治抱负的可贵精神。

　　开义赈之先河

　　唐锡晋，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字桐卿，江苏无锡人。唐氏是无锡四大家族之一，历史悠久，明代时家族中出过名儒，也出过兵部尚书。儒家品性和军人脾气的结合，构成了这个家族独特的气质。唐锡晋属于后来迁居无锡的支系“东门支”，其子孙现今仍活跃于各界，较为人熟知的有新华社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

　　1860年，太平军与清军在江南激战，战祸延及无锡。大娄巷“粤难”中，除少年唐锡晋在外求学幸免于难，余下家人均遭杀戮。唐锡晋的父亲在无锡县城陷落之际曾留下遗训，“尔果得生者，无忘利济矣”。唐锡晋此后一生谨记父训。

　　受家族世代延承的儒家思想熏染，唐锡晋父母在对后辈的教育上很重视经世济民思想的传导。在唐锡晋总结的父母《遗训》和《遗言》中，“赈灾救国”和“赈灾恤贫”被列为重要条目之一。锡晋成年后，以传授伦理道德为业，在家乡设塾授学二十余年，讲到“孝悌忠爱”时，每每动情流泪。

　　唐锡晋教书同时苦读，考中秀才，并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被授以安东县(今江苏省涟水县)教谕。教谕属一县的儒学教授，管理秀才，但官仅七品，所在的文教部门为不折不扣的“清水衙门”。

　　任安东县教谕前，唐锡晋曾参与1876年晋豫旱灾的赈灾，赈灾方式限募集钱款，活动范围也未超出苏南。1898年，苏北淮、徐、海三州发大水，饥民逃向南部，路经安东，唐锡晋首先捐出全部所积俸钱以救济急需者。俸钱发完后，他又命长子唐宗愈赶回无锡老家向本家侄辈募资。

　　在民国时期上海临时义赈会出版的《义赈汇编》序中曾写到，赈务有两难，“得款难，得人尤难”，而由于唐锡晋无论在资金还是人力方面都拥有充足的后盾，所以鲜受这两个难题困扰。

　　唐宗愈回到老家后，顺利地从唐氏另一房支——唐锡晋父亲堂弟率领的家族处得到巨金支持。这一房支经太平天国时期存留下来，战事结束后发展起一系列家族产业。他们对于家族康济胞与的义赈理想亦有着高度认同，因而不吝巨金相助，并给予了人力上的支持。

　　唐锡晋昔日门生中不乏好义者，他任教谕期间也培养出一支以苏北人为主力的义赈队伍，这两个群体承担了从集募钱物到向募捐人汇报赈济情况的执行工作。唐锡晋把对办赈人员的要求设在《查赈条章六则》第一条，“誓神以坚其心，凡能自备资斧出任查户者，类皆心怀恻隐者也。”其相信，只要办赈人员忠诚尽职，赈务就能保证公正清明。

　　此次苏北洪灾义赈，开启了唐锡晋主持领导大规模义赈的赈务生涯。

　　“义赈之远且久，无过锡晋”

　　1900年冬，恰逢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陕西关中大闹饥荒，官府自顾不暇。唐锡晋接过赈灾重担，与镇江义赈领袖严作霖各带20人，携募集银两40万，在无便利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冒雪入陕施赈。

　　唐锡晋脾气急躁，情感丰沛，常将感情化入诗句。在义赈队伍登山攀崖寻不见人迹，却在豺犬洞穴中发现人骸时，他曾激愤地写道：“诸君莫怨风霜苦，百万灾黎待此行。”以告诫属下人命关天，赈务急迫不可懈怠。一年后赈款将尽，他不忍坐等，单车孤行千里，找到朝廷临时政府“行在”、大学士王文韶，得其20万金支持，才算完成义赈。

　　陕西义赈过后，唐锡晋声望俱增，仍潜心任教谕，却险因耿直丢了乌纱帽。他一回到无锡，当地百姓便前来控诉知县横征暴敛的恶行。唐锡晋掌握大量材料后向上级举报，要求将知县撤职。孰料上级不问青红皂白，将该知县与锡晋均予撤职。后经当地士民工商集体呼吁，唐锡晋才获复职，改任长洲县(今苏州吴县)教谕。

　　1906年，湘中发大水，唐锡晋被当地官吏请去主持放赈。同年秋，淮河霪雨成灾，唐锡晋用湘赈余款购买大米送往淮河。赈粮到了灾地，起初由放赈官员负责发放。灾民对官府不信任，恐赈粮遭贪腐，数十万灾民与镇压官兵围阵对峙，暴乱一触即发。围阵中有听闻唐锡晋大名的灾民大呼须由唐锡晋放赈才肯散去。此时的唐锡晋正卧病在床，得知民意，他强行爬起，走进群情激愤的灾民中许诺亲自放赈，大众得到满意答复方散去。一场箭在弦上的镇压由此和解。

　　辛亥革命之年，唐锡晋病逝于上海，终年66岁。37载赈灾光阴，占据了唐锡晋人生的大半。从光绪初年义赈兴起到满清灭亡，义赈领袖几经更替，唐锡晋是其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位，其义赈活动贯穿了晚清义赈的全过程。开义赈先河的李金镛(无锡人)自丁戊(1877-1878年)奇荒后，投身矿业，再未正式参加过义赈。另一位有代表性的晚清义赈领袖经元善，因政治事件于1895年远遁澳门。施善昌和谢家福在1896年双双谢世。与唐锡晋有过多次协同行动的严作霖也早于1906年去世。唐锡晋则自始至终以一教谕之力从事着艰苦卓绝的义赈事业，足迹遍及山西、河南、山东、陕西、湖南、江苏、吉林和甘肃八省。《清史稿·列传》评价其曰，“义赈之远且久，无过锡晋”。

　　桐卿专祠和孝惠学社

　　1919年，唐锡晋专祠落成。专祠位于无锡惠山之麓，宝善桥畔，是惠山祠堂群中的重要祠堂之一。

　　其时，能建专祠者，须获政府恩准，后例行官祭仪式，享受官府编银。清代无锡以文人身份入专祠的，仅唐锡晋一人。这也是继清廷为彰其赈灾业绩，授予“道员加二品”衔后，民国政府对他的隆重褒奖。

　　唐锡晋专祠首次祭典仪式于1919年清明节举行。祠堂周围悬挂曾任大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冯国璋以及蔡元培、曹汝霖、阎锡山、齐燮元、王辑唐、张文藻等首脑和各界知名人士题写的匾额22块，挽联、颂词、赞文246幅。祠中铸立着三方石碑，分别是由内阁国务卿徐世昌撰写的“墓碑铭”，由清末民初大文学家、书画家林琴南撰写的“庙碑文”，和由国史馆总纂屠寄撰写的“祠堂记”。

　　唐锡晋之子唐宗愈曾是父亲从事义赈事业的重要臂膀，曾在政界、金融界、司法界任过多职，上通近代史风云人物盛宣怀，下达江南一带的中小商人，为义赈带去了丰富的社会资源。父亲去世后，唐宗愈联合志同道合者，在北京成立以唐锡晋本名唐孝惠命名的“孝惠学社”，尊家父宣扬的“义赈学说”为社旨，立下严格规约和章程，设查放局、留养所和积谷仓，制定标准格式的布告、赈票等，继续发扬唐锡晋行善入微的义赈作风。

　　唐锡晋临终前说了一番话，表其“一生尽瘁赈务”无愧父命，末了又示遗憾，“救一人即救一家，救一家即救一国之贫弱，此予所欲为而未及为，须汝辈志之。”他视救灾如救国的夙愿必不能在当时竟，然而知识阶层坚忍报国的品格却得到世世代代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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