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市场未见好转，国内成本大幅提高，东莞面临双重打击

　　□ 财新《新世纪》记者 符燕艳 实习记者 吕凯霏 林浩植 | 文

　　7月下旬，南方酷暑，具有“世界工厂”之称的南方城镇——东莞，阳光普照。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商人和工厂老板而言却如临严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他们苦熬数年，前面仍不见曙光。

　　就在一两个月内，两家具有数千员工规模的厂商相继倒闭。亦有更多不知名的小企业悄悄关停。由此引发东莞企业重现2008年“倒闭潮”的热议。东莞官方这边厢急于辟谣，称不存在“倒闭潮”，那边厢却也难掩焦虑，称现在“更困难”。

　　“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外部市场恶化。而如今，外部市场未见好转，国内成本大幅提高，东莞面临双重打击。”东莞一名官员对财新《新世纪》说。

　　东莞的产业形态，既是出口导向型，又以中小企业为主力军，对外部环境变化最为敏感。对企业主而言，经营上起起伏伏已是常态。有人想着：“熬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不但要熬多久，他们心里无底。亦有人选择撤离：“这已经不是用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调整周期可以解释了，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东莞到头了。”

　　以东莞为代表的低端制造业产业被逼入转型期已无悬念。业界挣扎将难以避免，营商环境的彻底变更亦被迫切期望：“我们需要有一个正当的发展环境，而不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环境。”

　　双重打击

　　表面上，东莞官方数据暂未体现经济的巨大波动。据东莞外经贸局数据，其关停外资企业数量处于正常水平，上半年共关停266家，同比减少11家。并由此得出结论，“未发现企业大量倒闭。”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莞企业的生存状态乐观。距2008年已经过去三年多，但在东莞厂商看来，金融危机并没有过去，国外国内经营成本的双双上升，成为压在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快倒闭了。我的客户倒了，三个月的货款回收不了，又要垫钱给供应商。”一名电器行业外贸公司的老总说。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受访厂商均向财新《新世纪》记者指出，当前困难的直接原因是国外市场恶化，国内成本上升。

　　东莞是外向型经济体，其产品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销往海外。据东莞外经贸局数据，今年1-4月，东莞出口总额为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9.5%。

　　然而，外经贸局的一名官员丝毫不感安慰。这些出口数据具有一定滞后性，而外经贸局监测到的一些先行指标已出现恶化。该局调查显示二季度以来，超过30%的企业表示订单下降，原因是“欧美市场经销商库存大量积压，现在正处于去库存化的状态”。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也指出，东莞外部环境表面比2008年稳定，但背后有着不稳定的因素。“欧美经济离复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将直接导致东莞的加工出口企业接不到订单。”即使接到订单的，也未必是好事，“订单的价格不仅上不去，还有可能下降，且订单主要是三个月的短期订单居多，长订单减少。”

　　而经营成本的持续上涨令东莞企业雪上加霜，甚至导致企业有订单也不敢接。受访者普遍指出，劳动力、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加上汇率因素，今年以来，企业经营成本普遍上涨30%左右，而跟石油、棉花有关的行业，其原材料成本上涨100%。“东莞制造业的利润也就是5%左右的水平，成本一上涨，大部分企业基本是零利润或亏损，即使接单，也只是为了勉强维持生存。”

　　与此同时，企业回笼资金速度普遍放缓。一名东莞当地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老总表示，“以前回款一般是三个月，现在是六个月，以前是现金，现在是票据。总的周期可长达九个月。”林江指出，回笼的资金用于经常性支出(如支付给原料供应商)，由于利润较为微薄，又不能获得银行信贷，企业基本上没有钱去做新的订单。

　　东莞模式末路？

　　理论上讲，生产成本上涨，可以通过产品涨价的方式转移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但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企业却是有苦难言。正是东莞传统的加工贸易型经济模式，令他们面对外部环境时，陷入被动局面，并越陷越深。

　　“东莞企业以来料加工型为主，两头在外，原材料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涨不涨他们说了算；销售市场也同样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降不降也是他们说了算。”上述电器行业外贸公司的老总显得非常无奈。他指出，低价订单你不做，自会有人来做。

　　一名在东莞经营十几年的台商也深有体会。他曾经是一家电子制造厂的股东之一，于去年底便卖掉了工厂的股权，转战深圳发展第三产业。“我们的利润，从最初的30%，下降到15%，再降到5%甚至是零利润，别说涨价了，几乎产品每年都是在降价。”

　　在林江看来，东莞现在面临的困境，正是由于加工出口本身的竞争力不强，劳动力价格上涨，加之外商讨价还价，且面临着越南、印度、柬埔寨低廉劳动力所带来的竞争，“这些因素都压迫着东莞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林江说。

　　面对困境，企业的选择则不尽相同。

　　一种比较突出的观点是：东莞模式已经到头。持有这种看法的厂商不少。“不敢说东莞会就此没落，但它的顶峰早已过去。”上述台商指出。他选择了撤离。他的说法是，“不赚钱的生意，可以做一段时间。但现在到了谷底，必须要止损。”

　　对于以东莞为代表的加工贸易模式，他说道：“以前，我在华强北(注：位于深圳的全球电子产品集散地)，看到一群群的‘蚂蚁货军’，很感动，觉得中国在崛起；可现在再看，想到美国有条有理的货运物流模式，想着中国凭啥能赶上人家？”

　　据其透露，他认识的台商约30%已撤离东莞，约有一半心里想着撤离。一名商业银行东莞分行的职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过去东莞的塘厦是台商的聚集地，“现在整个都撤出去了”。

　　但亦有不少企业认为东莞模式虽然艰难，但仍可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原来那种方式，还是可以继续维持和发展下去。”上述电器行业外贸公司的老总说。为了挣扎图存，他采取的做法是减衣缩食。“裁减外籍员工，换更简陋的办公室，卖掉汽车等。”

　　一家东莞企业的管理人员指出，现在大家考虑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一些企业为保证资金链铤而走险，“去贷一些高利的款。”但是，“如果订单收不到回报，就会亏本，甚至倒闭。”

　　官方的数据更为支持后一种选择。东莞外经贸局数据表明，超过90%的企业明确表示希望扎根东莞。同时，上半年虽有外资企业关停，但亦有外资企业进入，新签项目846宗，同比增加过半。据外经贸局的官员透露，之所以有新增投资，主要是日本核泄漏事件的影响，令一些日本厂商做出转移。

　　不过，几乎所有受访厂商都指出，愿意留在东莞的一个前提，“我们需要有一个正当的发展环境，而不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环境。”一名厂商称，如扭转目前这种被动的现状，中国的外部环境必须改善。

　　症结待解

　　在广州泛珠三角城市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王廉看来，目前困境背后仍有正面意义。他指出，前述出口先行数据增速放缓，显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东莞经济结构性调整的趋势。

　　对于厂商的撤离和倒闭，王廉认为，国际上企业的死亡率通常为13%-15%，香港在转型前更是达到了18%。“相当大一部分企业应当被淘汰掉，不适应的企业应该考虑转行。”东莞市发改局副局长王钊鸿也称，即使是倒闭的企业也可说是升级转型的一部分，适应不了市场而被淘汰属正常。

　　事实上，多年前东莞官方和企业主都已经将产业转型提上日程，企图避免目前这种困局。提出的思路，或转内销，或做品牌，或做研发，方向明确，也用心良苦。前述东莞外经贸局官员表示，近期的调查已表明，转型越早的企业受影响越小，经营状况越好。

　　从量化指标上看，东莞目前有外资企业1.3万家，加工贸易型大概1.1万家。以前约有6000－7000家属于“三来一补”型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只有车间概念。现在这类型企业数目已降至3000-4000。由车间企业转型法人企业，注册为有限公司形式，企业能更好转向内销，发展自有品牌。这也是政府层面对转型的一个重要定性衡量。

　　资料显示，1998年前，东莞的GDP和广东省的南海、顺德、中山相当，而2010年，东莞的GDP几乎相当于三个地方的总和。而现在，作为农村城市化典范的东莞，加工业发展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依靠外单拉动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已经进入到平稳期。政府没有必要以出口量来衡量经济增长。”王廉说。

　　但在实践中，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转型都面临重重困境。林江便指出，在政府层面，镇一级政府与市政府对转型就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镇级政府而言，转型是可转可不转，因为企业转型将有可能带来劳动用工、土地租用的减少，对当地的餐饮也有影响。

　　转型也不只是东莞一地之举。以转向内销为例，企业进入内地市场成本很高， 林江说，地方保护主义(非关税壁垒)、配额等问题都需要解决。此外，国内的税、费都很高，流通环节相当复杂，加上政府成立的独家代理公司的挤压，转为内销并不是那么容易。

　　来自企业界的反馈更为直接：“转型不了，没人才与资金呀。原材料与核心技术都控制在欧美手中，不是由中国说了算的。转型不过是专家理论，需要50年。”一名受访者不客气地说。

　　上述台商也指出，早在五年前利润被削薄时，台商便有转型动力，但发现不可行。其一，“东莞没有研发人才，如果有，我们也愿意将台湾的研发基地搬迁到东莞。”其二，“东莞乃至国内，营商环境太差。除税收高外，每个政府部门都可以找你收钱，收费名目诸多。以前利润高，跟他们分享无所谓，但现在利润这么低，根本就没法打点他们了。”其三，“政策不透明，不敢投资更新设备，数千万元的设备投进去，不放心。”

　　基于此，他指出，企业手里有钱，宁愿投资中国的房地产，外资企业也这么干。 他甚至提出“企业空心化的现象很明显”。

　　政府导向和职能的修正，成为企业界和学界迫切的诉求。王廉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对于企业升级转向，政府应该只管两头：高端的一头是想办法提升创意和技术，低端的一头管民生，如企业倒闭以后对于工人讨薪和再就业的处理。

　　他提出，政府应当加强风险管理，通过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对市场进行摸底调查，对整个城市的行业、企业进行评估，以确定重点监测的企业对象并公布这批目录，同时要实现从政府管理向社会管理的过渡。政府还应当成立三个基金，分别是转移升级基金、扶持基金(扶持向新行业发展的企业)和市场引导基金(通过资助、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发现有增长点的新的行业方向，为企业提供引导方向。)

　　一名台商则认为，政府应做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改善东莞的经营环境。“如果转型有利可图，企业自然会想办法转型”，他说，“刺激内销市场不是长远之策，2009年刺激了一次、2010年又刺激，现在已无成效。要想有个长远的发展，政府必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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