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价格干预能走多远

　　作者： ■见习记者李仁平

　　在应对本轮通胀中，“约谈”成为一个重要关键词。就在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再度召开白酒价格座谈会，要求行业协会及白酒骨干企业要起到维护白酒市场价格的作用，同时保障市场供应、稳定价格、不能再出现涨价现象。此前，日化、方便面等行业的企业试图涨价时，国家发改委也是通过约谈使涨价暂时胎死腹中。

　　虽然相关机构的约谈是要求相关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勿给物价上涨压力火上浇油，其出发点无疑是善意的。但是，这种措施仍然遭到了外界不少的非议和质疑。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员王远鸿说：“其实大家有争议和担心的是政府出了手，就不放手，让约谈常态化，成为今后执政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变成权力部门寻租和扩张权力的办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院吴庆表示，用微观干预取代宏观调控极具危险性。

　　由此“担心”推演不难理解：“约谈”只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国家采取的“控货币、促生产、保供应、疏流通、强监管和稳预期”等一系列控制通胀的政策措施中，加强物价监管的一部分，但却拥有了极高的曝光率。

　　无可争议的是，“约谈”是见效最快，最受关注，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应对之举。那么，约谈，是提醒告诫，还是强制执行？是微观干预，还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是合适的呢？

　　“谈”些什么

　　参与被“约谈”过程的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方便面事业群协理王世琦向记者透露，就方便面行业来说，市场龙头企业都参与了当时的座谈会，参与企业首先向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领导介绍了行业的最新动态，并汇报了企业近期的成本运营情况。

　　据王世琦介绍，价格司方面领导随后介绍了当前的价格形势，指出今年物价上涨压力较大，社会通胀预期较强。中央明确提出将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参与企业对发改委、商务部的倡议行为表示了理解和支持，承诺暂不涨价。

　　本报记者找到的一份记录当时约谈情况的成文记载，是中国酒类流通协会提供的《中国酒类流通协会重要情况通报》。该通报记载：“3月31日上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领导邀请发改委价格检查司、商务部酒类流通管理办公室有关领导，紧急约谈我协会、酿酒工业协会及华润、青岛、燕京、百威四大啤酒集团领导。”

　　该通报记载，在了解啤酒行业近期涨价情况及未来动态后，价格司领导对啤酒企业受成本上升较多，适当提高部分产品价格表示理解，对成本变化不大但价格轮番上涨的白酒行业，在当前形势下不妥当的定价行为提出了批评。“发改委价格司的领导对我们提出了五点要求。”其中第四点要求是“充分认识企业行使自主定价权一定要服从国家大局。”第五条要求是“协会和企业一定要配合政府做好稳定价格的工作。”

　　至于如何配合政府，该通报记载：发改委价格司要求企业“1、保证市场供应，不能人为制造短缺；2、共同维护良好的价格秩序，一定不能搭车跟风涨价；3、确实需要调价一定要和协会、政府沟通，不集中搭车涨价，不超过成本上升合理幅度涨价，不提前散布涨价信息，更不能串通涨价。近期，尤其是上半年必须保持价格稳定。”

　　“(我们认为)必须引起每个协会和生产、流通企业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直接部署。按照政府的要求做好检查落实。”此后，中国酒类流通协会4月31日下午与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洋河、剑南春、水井坊、汾酒等企业的高层领导进行了沟通，均表示支持拥护政府决策。“我们更加希望白酒、啤酒、黄酒、葡萄酒行业的龙头企业能够站出来，以适当的方式公开表达近期不调价和保持市场稳定的意向。”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关于“约谈”举措的法规依据要追溯到国家发改委2007年颁布实施的《价格监督检查提醒告诫办法》，其中规定对于出现“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市场价格总水平剧烈波动；社会集中反响强烈的价格、收费问题”等8种尚未构成价格、收费违法行为的情况时，国家发改委可采取公告、会议、书面通知和约谈等多种方式予以“提醒告诫”。

　　对于本轮约谈的初衷，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4月曾公开回应，国家发改委密集“约谈”企业的一个主要缘由是，3月份以来，陆续有日化、方便面、酒类等企业在媒体上发布涨价信息，推升了市场的涨价预期。个别地方出现了居民的小规模抢购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说，“约谈”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可能存在的以涨价为目的的违法行为，政府没有利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定价。“涨价是企业自己的行为，但应充分认识企业行使自主定价权一定要服从国家大局”。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室协理陈功儒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会配合政府延缓涨价，但是面粉、棕榈油等各项原料价格以及运输成本持续上升，对利润产生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富强面粉价格上涨15%左右。大连期货市场棕榈油价格去年初每吨约7000元，年底则接近1万元。另外，国家发改委决定4月7日起，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500元和400元，而今年2月已宣布上调汽、柴油价格。

　　联合利华中国区副总裁曾锡文说：“日化行业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石油的副产品，目前国际油价已从去年的50美元涨到了现在的100多美元，洗涤用品中常用的表面活性剂价格已涨了六成，塑料包装也涨了六七成，肥皂等产品要用的植物油价格也涨了五成以上。无机类原料涨幅在40%-50%。”

　　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界人士对记者说，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作为国家层面最高管理部门的组成部门，即便只是简单的座谈会，被约谈企业都不得不高度重视，复杂理解潜台词。不涨价协议虽然是企业自愿签署，但实质也是一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情。

　　而就约谈的效果，普通消费者的体验是，约谈之后，市面上确实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商品价格上涨，似乎在一段时间内企业开始闭口不谈涨价之事。但很快另一些现象开始发生：产品瘦身、质量缩水。有评论一语中的：在无法避免成本上扬的情况下，可能管得住销售的末端，但有可能催生部分商家不得不为的是“质量和品质的下滑”。

　　联合利华被予以200万元的首张罚单被视为“杀鸡儆猴”的举措。然而，只是原计划4月初调价推迟了5月底。对此，发改委有关人士回应，企业涨价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在自由的市场环境下，老百姓可根据价格不同自主选择商品。

　　争议

　　谈到“约谈”，吴庆认为，企业的价格应该企业自己定，而消费者可以用手中的钞票做出自己的选择。放开价格、管好货币，应该成为所有政策制定者应该遵守的基础。

　　吴庆分析，除了垄断性行业之外，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市场都是买方市场，特别是小企业也可以参与的市场中，已经充分竞争，而且替代产品繁多，不必担心谁会刻意涨价。出于市场占有率的考虑，涨价是企业非常谨慎的行为，往往是迫不得已之时才会最后选择上调终端价格。

　　在吴庆看来，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抑制物价有失公平。“通胀已经形成的时候，涨价不是最坏的选择。对抗通胀的唯一办法就是管好货币，管好需求。现在采取管价格的措施，本来成本已经上涨很多，但规定成本不能涨，就会造成兰州拉面吃不饱了，可乐‘瘦身’了，包子没办法吃了，虽然价格没变，但品质降低了。还可能带来企业创新能力不足、设备更新缓慢等产业发展方面的问题。”

　　吴庆强调说，“约谈”是政府直接干预到微观层面的行为，用微观干预取代了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举措只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类，“约谈”既非货币政策，也非财政政策。

　　王远鸿表示，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国际国内都投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在各方面物价上涨预期很高的特殊时候，政府有必要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必要的手段，抑制物价上涨面的快速扩大，已达到稳定预期，避免出现跟风的目的。

　　“其实大家有争议和担心的是政府出了手，就不放手，让约谈常态化，成为今后执政中理所当然的事情，变成权力部门寻租和扩张权力的办法。”王远鸿说。

　　王远鸿认为，在市场氛围相对正常的环境下，消费者是可以用钞票做出选择。“但在市场涨价预期不断强化的环境下，如果不抑制涨价面的扩大，消费者将不得不面对全面的价格普涨，作为个体消费者难以用钞票改变这种状况。物价上涨时，单个的消费者受损一定是最大的，尤其是中低收入的人群，相比较而言，企业应对和转嫁能力更强一些。”

　　王远鸿强调，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都是有边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市场不足，但绝对不能代替市场本身，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偶尔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