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五道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文/ 于江 李霞

　　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中国金融改革历程，以及五道口创建的背景和过程。

　　198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以下简称“五道口”)成立。2011年，五道口迎来了30岁的生日。它之于金融界和金融教育界都是一个传奇，其发展与中国金融改革一直联系在一起，一所校史折射出一段中国金融改革史，折射出一段创新的金融教育改革轨迹。

　　五道口诞生于中国金融改革起步之初。其课程设置与金融改革的步伐亦步亦趋，一些主管或是参与金融改革的负责人走进教室，常常把金融改革过程中最新鲜的信息与学生交流；来自人行金融研究所的专家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著名教授倾力为五道口授课，介绍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货币银行学理论；得益于开放性的文化和实验教学，倾囊相授的师者和求学若渴的学子彼此之间，互动交流，教学相长，获得启发和思考。独具特色的教学模式使五道口一度领先于其他各大高校，成为金融教育领域的先锋。

　　30年来，它为金融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1700多名硕士研究生、200多名博士研究生从这所学校走出去，在金融、经济等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们中有一些人紧随时代的发展，深入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前沿阵地，参与推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30年前，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在主持金融改革工作期间，为培养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骨干力量，主持创办了这所学校，选址五道口。“五道口”，后来也成为研究生部的简称。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从这里毕业。这些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的出色表现使它成为金融界的一块“金字招牌”，成为诸多学子向往的地方。

　　刘鸿儒对学校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些感情，既是他对中国金融事业的感情，也有他对金融教育培养人才的拳拳之心。数十年来，他担任研生部博士生导师，一直坚持给学校上课，指导学生写论文。他曾经说，办教育，拥有珍贵的师生情谊也是他人生中最难忘、最欣慰的事情。

　　2011年春，刘鸿儒在五道口研究生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由于担心堵车，他早早地就出门，比约定的采访时间早到了一个小时。虽然已是80岁高龄，但是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逻辑严密，记忆力惊人，对问题的看法深入而富有建设性，说话中气十足。他一直坚持着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对自己要求严格，每天勤于工作、学习、思考，坚持理论研究，从不懈怠。近几年，他连续出版了《变革》《突破》等上百万字的著作，他对研究学问的执著和热情让许多人佩服不已、自叹不如。

　　金融改革的难点和五道口创办的背景

　　记者：五道口研究生部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初，您时任央行副行长，负责金融改革，还曾担任国务院金融体制改革小组的组长。当时，您认为金融改革最大的难点是什么？缺什么样的人才？为了推动金融改革，对于人才的需求，您有哪些困惑？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刘鸿儒：创办五道口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随着认识逐步发展的。认识的发展是因为改革进展在加快。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农业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改善，工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富强，所以，农村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主管农业的部门提出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当时，我是人民银行办公室主任，人民银行党组委托我组织调研，代国务院起草恢复农行的报告。报告获批后，人行党组派我去筹建恢复农行，让我担任农行副行长。由于农行之前已经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一些老专家曾有一些担心，认为这次恢复农行还是会“走老路”，来个“四起四落”，劳民又伤财。但是，农行在1979年3月正式恢复营业后，并没有继续“走老路”。当时，随着农村实行以家庭为主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了，农民除了自给自足，还有一部分可以拿出去卖。而且，随着农村生产的扩大，贷款需求也相应地增加。以前农村货币很少，我们在河南信阳农村干校劳动时，还看到有农民拿鸡蛋换盐。由于农村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所以，1980年，农行在苏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分行长会议，会上提出农行不能走过去救济扶贫的老路，要支持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记者：这是一个很超前的观点。

　　刘鸿儒：当时这个主张提出来以后，包括农行领导内部，大家对此还有一些争论，对于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存在疑惑。但是，农村如果一味自给自足搞小农经济，不发展商品经济，农村永远也发展不起来。没有商品经济，银行也无法发展。过去，农行“三起三落”的经历就是经验教训。因为信用的发展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没有商品经济，就没有信用。当时，由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得很快，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也很快，农行在支持商品经济中也得到了发展。这样，大家之前对农行“活不长”的担心也就不存在了，就把心放下来了。农村经济改革对全国各级干部思想带来的震动也比较大，改革逐渐从农村往城里发展，对整个金融业改革的力度也需要加大。

　　记者：当时改革从农村往城里走，变化最快最大的是哪一年？

　　刘鸿儒：那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人行选拔了一批年轻人担任干部。1980年下半年，我从农行调回人民银行任党组副书记、副行长，主持金融体制改革工作。这件事抓得很紧，反复开会，主要研究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扩展到发展城市商品经济。城市商品经济当时主要表现在市场活跃了，小企业个体户蓬勃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按照国家计划来生产，而是按照市场的原则生产。商品经济发展后，对资金的需求量也开始加大。另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体户、商户，私人企业开始出现，国民收入增加，银行的存款以及贷款能力都在增加，而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在逐渐下降。财政无力承担所有经济建设的支出，把一部分资金交给银行来负责。所以，国务院组织大家讨论、研究金融体制如何改革，以及如何通过银行把市场搞活，我记得，有一次，是连续讨论了三天三夜。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整体的方案，先从银行改革开始。农行恢复以后，其他几家大的专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也分设了出去，紧接着，保险业务单独分设出去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商信贷业务后来也分设出去成立工商银行，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之后，全国除了建立了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外，还建立了多种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等。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型人才全面短缺。因为在过去30年里，我国一直学习苏联制度，所有的教科书和课程设置都是从苏联引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容，现在突然要发展市场经济，人才衔接不上。

　　金融改革对人才的需求和五道口的教学特色

　　记者：当时，从银行的角度来说缺哪方面的人才？

　　刘鸿儒：不仅仅是局限于业务层面，领导层面的人才也非常缺乏。所有的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这一套都不熟悉，金融改革是要按照市场经济方向去改，但是没有人指导，没有人懂这个。像我们这些念过书做过理论研究的人，也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或是其他课程中，接触过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的批判内容，这些内容都比较简略。另外，有一些派出干部，在国外机构工作过，对此有所了解，但那只是极少数人。所以，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金融体系，推进改革，就需要学习，我们是自己看书，也请国外的人来介绍，也出国去考察。

　　记者：您当时看什么书？

　　刘鸿儒：有关的书都要看，组织收集资料来学习、研究讨论，不是光看哪一本书。一本书解决不了问题。当时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的思想转变很难。指导思想不转变，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所以，需要系统地培养一些骨干力量，不仅要熟悉市场经济，并能结合中国国情因地制宜。我们原本是打算依托高校来培养这样的人才，但是来不及。为什么呢？因为各高校的老师也是学计划经济的，开设市场经济的课有困难。如果坐等高校的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思考，是不是自己办一个研究生院，培养业务骨干人才，跟上改革的步伐。当时，人行金融研究所孙及民所长，还有几个老专家对这件事都非常积极。在获得人行领导的同意后，创办了五道口研究生部。

　　当时，我们有一个很鲜明的主张，就是五道口要着重于培养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骨干力量，培养实务工作者，而不是培养研究型的人才。学校除了开设《西方经济学》以外，我们还要求学生要学好外语和数学，这是基础，必须学好。另外，马列主义课程还得开，因为我们也要坚持我们的方向。课程设置并不是固定的，后来也逐步根据需要作了一些调整。

　　学校聘请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业界知名的教授来上课，像陈岱孙、厉以宁、胡代光等教授不仅来授课，还帮我们设置课程。学校也请外教来上课，还经常请金融机构的人来学校作专题讲座。当时，北京的高校中只有北大率先开设有《西方经济学》课程，五道口开设这个课程后，由厉以宁授课，《货币银行学》是由人大黄达来授课。

　　由于高校老师对现实中金融改革的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偏重于理论教学，跟不上改革的变化，所以，后来我就带头跟人民银行司局级负责人，以及一些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一起在五道口开设了一些与金融改革的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比如，在讨论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时候，争论得很激烈，我们一方面自己出去考察，一方面也请外国专家来做演讲介绍中央银行的职能，我也在研究生部开设了专题讲座；在国务院推金融体制改革的时候，开设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课程；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后，开设了专题讲座，介绍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与经验教训；建立资本市场的时候，开设了《中国资本市场研究》的课程。后来，根据讲课的内容，都整理出版了书籍。这些课我们请的是从事实务工作的人，在课堂上组织讨论，搞案例教学。通常，会把国外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讲，把金融改革的现状，以及遇到的问题放到课堂上讨论，大家一起来思考，主要是为了使理论能够与实际结合起来。这样，学生毕业以后，到工作中，马上就能上手。

　　五道口学生积极参与改革实践

　　记者：五道口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很优秀，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刘鸿儒：一方面跟五道口的课程设置，以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五道口前几届学生大多是从农村或牧区下乡回城的知青，有过工作经历和劳动经验，有生活体验，这些人学习十分刻苦。他们在实践中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学习非常主动。另外，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参与调研和改革实践，会思考，对知识的运用和理解体会更深。你刚才说的金融体制改革小组，五道口学生也参加了。当时的背景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对于金融改革只有一句话，就是“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但具体怎么改没有说。国务院一位领导说，财政就像是透明的茶杯，有多少水，好掌握，银行就像不透明的茶杯，闹不清楚怎么回事，应该慎重研究，让我牵头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起草金融体制改革的方案。我担任研究小组组长，财政部一位老部长谢明任副组长，参加的成员是国务院指定的。领导建议让一些学生来参加，使小组成员老、中、青三代结合。我就发动研究生部在校的学生都来参加，大家都很活跃，直接参与调研的有吴晓灵等一批学生。这个调研小组中的年轻人除了五道口的学生，还有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等年轻人。参与这些调研对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自身的经历加上这些实践机会，使他们理解问题和处理问题都有一定的水平，出去以后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记者：在办学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刘鸿儒：最大的一个问题，过去也介绍过，就是研究生部办了一段时间以后，国家教委有意见，认为五道口没有自己的教师队伍，又是行政部门办的，不正规。但是，当时，除了五道口研究生部以外，财政部也办了一个学校。他们不去找财政部，因为财政部是管钱的，他们来找我们，要求办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教师队伍。我就跟他们解释，这个学校一年只培养几十个骨干人才，如果聘专门的名牌教授，学校负担不起。另外，对那些名牌教授也是一种浪费。当年鲁迅不也是一个人同时兼着几所大学的教学任务吗？没必要这么刻板。我们从著名大学请名牌教授、外教来上课，教学质量会有保证的。但他们不接受这个意见。那怎么办呢？后来国家教委组织十位专家考核全国金融教学情况，从听课、看讲义，到学术访谈，然后又到实际部门考察，不仅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还要考察学生就业后的工作情况。最后，通过各项评比，五道口《货币银行学》是第一名，《国际金融》是第二名。《国际金融》排第一的是南开大学。通过这次评比，五道口也不输给其他高校，后来教育部也认可了。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应该是学校过去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小问题，就不细说了。

　　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和对人才的需求

　　记者：金融改革从银行开始，银行改革开始以后，就开始资本市场改革了？

　　刘鸿儒：资本市场的改革是随着银行改革的深入而提出来的。最开始，整个经济改革是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金融改革则是从恢复农行开始，然后是其他专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建立中央银行制度，同时，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多种金融机构。1984年，整体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出来后，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小组，研究金融改革的整体方案。除了银行改革以外，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各大银行的资金都是从上到下纵向分配，但是商品经济发展以后，各个市场出现了跨行业、跨地区的横向资金流动的现象，以及对横向资金流动顺畅的需求。怎么解决横向资金需求的矛盾？我们在提交的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中也提出过要建立和发展资金市场。这个方案经过多次研究修改，1985年列入“七五”计划。不过，虽然建议提出来了，但当时并没有重视这件事，也没有重点推进，一是当时市场经济还没发展到一定程度；二是法制环境、监管环境和人才队伍建设还有待完善。虽然发展资金市场的条件不成熟，但在实际中，资金横向流动的需求已开始显现出来。比如，即使在同一个城市的各家银行，或是同处一条街上，一家银行如果缺钱，相互之间也没有办法拆借，还得报总行批，等批了以后再由总行往下发。所以，后来就有了拆借市场。最早出现的资金市场在武汉，一些城市信用社，找了一小块空地，一天摆摊两小时，大家互相交换票据。1986年，沈阳信托公司开设了一两个小窗口，进行股票债券交易，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些都是市场需求推动的。

　　记者 ：银行改革和建立资本市场都是您主持的，您能否评价一下，银行改革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起到怎样的作用？然后，资本市场的发展又对整个金融体制改革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

　　刘鸿儒：首先是银行改革了，发展了，才有资本市场建立发展的基础。间接融资保证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支持了经济发展，同时又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为资本市场也离不开银行的信用关系。资本市场，不管是上市公司也好，发债公司也好，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他们的钱都在银行存着，资金进出都得通过银行。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可以促进银行的发展，比如中间业务等。现在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银行利润的比例也越来越高，银行也在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而不是像以前单纯靠存贷款业务。另外，发展资本市场，解决了资金的分流。什么是资金的分流？就是银行间接融资承担不了的那部分由直接融资承担了，银行的风险也减少了。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生的力量，需要新兴产业、创新型企业去推动经济往前走，而这个风险大，银行是最保守的，不会轻易去冒风险发贷款。银行不愿意支持这些企业，经济怎么发展？过去，没有人来承担这个任务，都压在银行身上，使银行形成了很多不良资产，现在可以由资本市场来承担这部分风险，对银行的发展也有利。而且，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银行也可以从中获益。公司上市以后，也还是有向银行贷款的需求。这是一个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市场经济国家，需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条腿”走路。过去，我们是“一条腿”走路，只依靠银行间接融资，银行的坏账呆账不良资产也就多了。其实，银行不愿意承担的那部分风险，也许恰恰是未来经济发展中最有希望的部分。这部分没有人去支持，经济就会受到影响。现在，有直接融资市场后，可以让这些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获得发展。从其他发达国家来看，也是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条腿”走路来发展经济。

　　记者：您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后，在建立资本市场这个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对五道口的课程设置有哪些安排？

　　刘鸿儒：我到了证监会以后，发现学校课程设计里面，对于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这方面的内容涉及不多。资本市场有很多新的领域，比如，金融衍生品等，所以，就开设了《中国资本市场研究》这个课程。除了我自己给学生上课以外，另外，还请了很多国内外的专家来讲课。从另一方面来说，五道口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重视，也是因为它能跟上时代的发展，课程内容不断地在调整、充实。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五道口未来的发展方向

　　记者：现在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而这时候中国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建设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您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多层次金融市场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刘鸿儒：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暴发，说明全球经济一体化达到了密不可分的阶段，只要一个市场出问题，全球都会出问题，与此同时，也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在左右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我记得在人民银行当副行长时，1986年接待过泰国中央银行的行长，他说：“你们天天想发展市场经济，我们的体会是市场经济真正建立起来就像脱缰的野马很难驾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中，大家对发展市场经济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意见是强化市场中政府领导的作用。这实际上是把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进一步强化，强化到大事小事都监管的程度，削弱了市场本身应该发挥的作用。我认为这是走向了另一端。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是要强化监管，强化法制建设。因为市场经济历来是这样，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暴露一定的问题，然后再强化和修改法规，强化监管，继续推进，之后，到一定阶段新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因为市场不可能根据任何人的意志往前走，也没有这种人能完全左右市场，所以，不能走回头路。

　　记者：您觉得难点是什么呢？

　　刘鸿儒：就是不强化监管会出问题，而一旦强化监管过度又阻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市场机制就不灵了，成了首长说了算，而不是市场说了算。如果是首长说了算，而不是市场说了算，这个经济会很危险。但是，如果完全是市场说了算，监管不到位，导致的问题也不轻，这不就是最大的难点吗？

　　这是一个难点。另外一个难点是，过去30年来，我们是建立市场经济下的金融制度，因此，就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拿回来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了现在的制度，也就是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是前30年。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出事了，学生怎么办呢？我们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然后结合中国的国情，已经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了我们自己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下一步怎么办？往哪儿发展？需要我们自己闯出一条路来。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别的国家开始恭维我们，对我们既防备着，又还离不开我们，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发展？这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难点，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也到了一个非调整不可的地步了。过去，我们主要依靠银行融资，现在看来，光靠银行解决不了问题，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转变生产发展方式。这是关系到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问题。现在日本经济也在转型，它转型的关键是提高国际竞争力。我们转型是解决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转变发展方式往哪里转，说法不一。我认为核心问题还是往新兴产业、创新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淘汰落后的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这应该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这些企业风险大，银行不愿意投资，靠银行不行。老百姓把保命的钱放在银行，银行能轻易拿这个钱去冒风险吗？我当银行行长我也不愿意。那么，要支持这些企业发展，就要靠创新，需要进一步发展直接融资市场。

　　对于研究生部的发展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随着外界的变化，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变，怎么调整，研究生部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20世纪80年代它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不是哪一个人的作用，而是赶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适应了这个时代潮流的需要。什么潮流呢？就是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这个潮流。五道口当时就是培养发展市场经济推进银行和金融改革所需要的人才。所以，这些人出来以后才会受到欢迎。现在这个潮流过去了，其他各高校的金融人才大量涌现，五道口到底要怎么发展？怎么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趋势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国际化的问题，所以，要抓住时代的特点，培养国际化的人才，课程设置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而是要随着时代的需求而变。上次朱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跟我谈五道口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他以前担任人行副行长时管过一段时间研究生部，我就跟他说，就培养你这样的人才，这是现在金融界很缺的人。

　　记者：到后五道口时代，然后你成立了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刘鸿儒：那不是我成立的。这是一个绝大的误会。我不愿意，是学生坚持要以我的名义建立基金会，最初的想法是要搞金融学奖、支持学生学习和金融科研工作。我到现在也不愿意。我提过建议不要以我的名义，就叫“五道口基金会”，他们不同意，说那影响力太小了。

　　记者：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在中国刚刚开始，您觉得中国有这样的老师吗？多层次金融市场的人才培养，靠中国的老师能够完成吗？

　　刘鸿儒：能。现在，中国人才市场自己培养的、从国外回来的都相当多。国外回来的学生也有为找不到工作犯愁的，人才竞争非常激烈，什么人都不缺，缺的是组织领导能力。